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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歌谣源远流长，多姿多彩。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各少数民族乃至各族的不同支系，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有各自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于别的民族、别的支系和别的方言区的歌谣。各种歌谣反映社会生活真实、迅速而广泛，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记载着人民的历史。正如高尔基所说：“如果不了解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了解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也正如民俗学家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所说的，民间歌谣具有“心灵的火花，立体的文学，多样的体式，广泛的内容”的特点（《中国俗文学概论》）。

生活中时时处处有歌谣。特别是在漫长的旧中国，歌谣同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其他民间文学样式一样，作为劳动的伴侣、斗争的武器、自我教育的教材和社交娱乐的工具，广泛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歌谣，多半是劳动人民在从事生产活动中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它从“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初级文学形态，发展成为有音有词的呼号式劳动歌，是先民集体进行艰巨、沉重的劳动而呼喊、歌唱的心声。它除了有振奋精神，减轻疲劳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是用以统一动作，集中力量，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如广西的壮、彝、苗、瑶、侗、水等民族的人们有互相帮助修建房屋的习惯。房屋的柱子很大，立柱需要很多人，有的拉缆，有的撑竿，习惯在天亮时点起火把立柱。为了协同动作，统一行动，拉缆、撑竿、扶柱时，众人同声高唱《立柱歌》（名称不一，内容大同小异）。其中有许多“咳呀哈”、“嗨罗嗨”之类的衬音，实际上是统一和协调劳动动作的号令。依照鲁迅的说法，这号令本身就是一种歌谣，即是一种文学，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

呼号式的劳动歌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抒情歌曲。它主要不在协调动作，而在调节精神，消除烦闷，减轻疲劳，让劳动成为一种享受。如畲族的《采棉歌》唱道：“双手采棉心里爱，亲栽棉桃蒲蒲开（盛开貌），左边采来右边转，采棉歌儿阵阵来。”朝鲜族的《织布的福姬》唱道：“卡达卡达，卡达卡达，福姬唱着歌儿织布欢——白天织的是日光绸，晚间织的是月光缎……织出我们自己穿的花绸，织出打扮我们生活的彩缎；福姬心中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越织越有劲，越织心越欢。”鲁迅说：诗歌源于劳动后的休息。这是因为诗歌句短而热情，在劳动中能起协调动作和振奋精神的作用。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维吾尔、藏、蒙古、哈萨克、回、朝鲜、彝、纳西、傣等民族外，大多数民族原先就没有文字，或没有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历史。各民族歌谣，对本民族的历史，大都靠口耳相传来保存下来。侗族叙述民族历史的歌，有《祖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等。苗族有《神母狗父》、《跋山涉水》等。瑶族有《盘王的传说》。白族有《氏族的来源》。哈尼族有《哈尼族祖先过江来》。著名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壮族的《莫一大王》、《岑逊王》、《侬智高》等，虽然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却可以从中窥见某些历史的脚印，认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故俗话说：“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谱”，在民间就相当于历史。其次是进行品德教育。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说：“民间故事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歌谣自古以来，具有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诗经》一书，在春秋时代就成为各国聘问宴席吟诵的范本。各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各种社交往来的礼仪歌。如壮族人到别家作客，一进村就要唱赞歌，赞美主人家的村寨，赞美主人家的家园；广西彝族在年、节和各种喜庆的日子，大小酒宴席间，都要由在场的长老领唱酒歌，叙说主人的家谱和喜酒的缘由，赞美家主的为人、品德和能耐。许多民族在人生礼仪的每一个环节都以歌相伴，生日就唱《祝寿歌》，是婚嫁就唱贺婚嫁的歌，是丧葬，就念唱《开路经》、《送魂词》和《离堂歌》等。其他民俗活动，如建房、迁居、入宅志禧，也都伴有各种各样的歌谣。壮族民歌中说：“哪座春山没鸟叫，哪条河流水不生波，有口都该把歌唱，人不唱歌活着做什么？”因此，人人能唱歌，人人爱唱歌。在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聚餐还是平时社交，常常以歌代言，以歌问答，而且是随兴即唱，见什么就唱什么。因为唱歌是训练和表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故在社交场合，便非唱不可。蒙古族对牲畜繁殖、新蒙古包建成、娶亲嫁女、婴儿诞生等喜庆之事，也都要唱赞歌。他们自夸祝词之多，“像草原蠕动的羊群”，赞词之美，“像秋夜灿烂的星空”。蒙古人昔日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广袤的草原，无马不行，对马尤其珍视。社交中免不了要赞马。赞马奔驰之速道：“刚掖下后襟，就驰过了十重山岭；刚掖下前襟，就跨过了七座山峰。比出弦的飞箭还快，比飞翔的鹰还猛。”由马本身，连带对马辔、马鞍、套马杆等都有歌赞。

过去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交通闭塞，居住分散，很少有文化生活。人们一天辛苦劳动结束之后，为了解除疲劳，便坐在火塘边、树荫下，以民歌和故事的形式，讲述过去，憧憬未来，既传授知识，又是一种娱乐。这些娱乐活动，各民族自有其特点。如赫哲人在猎场、网滩或乡村土筑的茅屋里，听民间歌手说唱“伊玛堪”。水族有“开塘”习俗，本来是办丧事，却当成喜事来办，以歌声冲淡悲凉气氛。丧家“开塘”，亲友们都要送礼物，按风俗，最上等的礼物不是钱财，而是文艺节目。“开塘”的一天一夜里，丧家的里里外外，就像举行文艺晚会一样，吹笙，歌舞，花灯，唢呐，各显身手，人鬼皆娱。

广西那坡彝族跳弓节期间，无论是本民族师公“腊摩”（亦称“毕摩”）吟唱的各种祭经，还是众人所唱的各类长歌、短歌，都充满着生活哲理、道德观念和社交礼仪风范，人们听后，无不深受教育和熏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旅游事业的兴旺，民间歌谣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团体利用歌谣和其他相关的活动，为经济生产服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举办艺术歌节，招徕各地商家财团，建立各种贸易关系，提高当地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当地各种服务行业的财政收入。广西南宁市国际民歌艺术节自从1999年至今，连续举办了五届，伴随之而来的当地与国内外商家贸易成交额一届比一届高，外地商家在当地投资的数量一届比一届增大。类似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这样的以民间歌谣大唱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活动，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乡村，比比皆是。不言而喻，歌谣在这些民俗文化活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各地经济大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事实证明，歌谣在当今的经济建设中，有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特殊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提出要加强歌谣的研究，充分发挥歌谣（其他样式的民间文学亦然）作用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对于歌谣的研究，古已有之。从孔夫子及其弟子广泛采集和编纂各国“国风”（当时对民歌的称呼）并编纂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也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来，各个朝代都有官方学者或民间艺人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而且收集的数量一代比一代多，研究得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入、细致，成果也一代比一代更加突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谣研究的专著、论文源源不断地问世。乍一看，似乎没有多大继续研究的必要，专著更是不必要再出版。其实不然：一是人类社会生活瞬时万变，新的歌谣不断地产生；二是以往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所产生的歌谣数量宏富，谁也不敢说已经搜集完全，缺乏了研究对象；三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眼光，亦有不同的角度，大有挖掘和研究的空间和余地；四是本人从事《歌谣艺术》（原为《歌谣学》）课程近20年的教学，每届授课，都发觉不少新的切入点可以深入探讨。本书一方面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歌谣基本常识的探索；另一方面，注重于我国少数民族和国外一些主要民族歌谣实例的分析。对汉族歌谣，主要是分析那些表现形式和音律比较特殊的歌谣。总体上，注意宏观与微观结合，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

在撰文过程中，摘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已发表的文字。这些文字，绝大多数地方都已作了注释和说明，少部分地方一时顾及不到，敬请作者多多包涵。而无论是说明或注明与否，我都从心底里表示衷心感谢，并诚挚希望各位专家、作者见书后继续多加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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