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歌谣发展史略

民间歌谣，从最初阶段简单的呼唤声、劳动号子，发展成为当今具有纷繁内容和多种形式的一门艺术，自然有它具体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了语言之后不久，就创造了歌谣。在文字和书面文学出现之前，口头歌谣就已经有了相当漫长的历史。可以说民间歌谣既是古老，又是青春常在的艺术。之所以说古老，是因她一直伴随着人类，伴随着历史，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艰难历程。之所以说“青春常在”，是她无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在不断地更新，不断发展，给人清新的魅力。如今人们探讨和研究的，只能是根据流传至今的一些作品和史书记载的歌谣。此外，还有大量的失传了的口头作品，已经无法去赏析。

任何民族的原始创作活动，都是从诗、歌、舞（或说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样式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诗歌逐渐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至今，有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

歌谣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几个阶段。

（一）原始社会的歌谣

原始歌谣，同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劳动情景和猎获野兽的欢快，或祈祷万物神灵保佑，带有纯粹的功利目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总之，人最初是以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 这个时期的歌谣与乐、舞的结合自然比后来要紧密。最初的原始歌谣是生活或劳动的呼号，开始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声音，以虚词为主。人们边舞边唱，在为某一件欢快或悲哀的事起舞，或敲击乐器的同时，按舞动步伐、器乐节奏，发出哼哼哈哈的腔调，并逐步填入一些表白内心感情的词，形成了与乐舞紧密相连的歌谣。这些歌谣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简单，往往是一句、两句话，甚至是一个呼声的重复出现，表达一种感情、愿望，而且多半有动作（舞）的配合。

（二）阶级社会的歌谣

到了阶级社会，即从奴隶社会的开始至新中国诞生前夕，劳动人民受着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活极为痛苦，因此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除了生产斗争外，还要进行阶级斗争，以反抗剥削压迫。这时的歌谣，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以及反抗剥削压迫的内容占很大的比重，歌谣也成为人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这个时期的歌谣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原始时期复杂得多，广泛得多。而且歌、舞、乐开始逐步分离。

阶级社会，又可以按歌谣发展情况，分以下几个阶段：

1.春秋时期歌谣

这个时期原指公元前722～公元前481年，因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包括这一段时期而得名。现在一般把截止到公元前476年划为春秋时代。这个时代的歌谣开始用文字记录下来。《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周朝初期的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的“风”和一部分“雅”是歌谣，它们反映了奴隶社会时期人民在劳动生产、婚姻爱情等方面的生活，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周朝的歌谣能够如此集中地记录下来，是和当时周王室建立采诗的制度分不开的。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中说：“春秋时，各国都养有一班乐工，象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史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的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宾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周代歌谣形式极其自由，它们的词句根据内容的需要，可以自由伸缩，不受束缚。国风的诗句就变化多端，有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以至九言等。其中，最多的是四言句。这种四言句是周代民歌的基本形式。《诗经》经过秦始皇禁止之后，还能够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它在民间曾广泛流行，为许多人所记忆。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说：“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2.战国时期歌谣。

这个时期，楚歌曾普遍流行，特别是巫风盛行。民间祭祀时，巫风常常“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的《九歌》基本上是民间祭神的歌谣。西汉刘向的《说苑》记载了许多楚国的古代歌谣。其中有一首用楚语翻译的《越人歌》，据专家们反复考证是一首古老的壮族歌谣，很有研究价值，十分珍贵。战国末年荆轲作《易水歌》，秦末汉初项羽、刘邦曾作《该下歌》、《大风歌》，都是即兴之作，也都是南言、楚声，民歌风甚浓。

关于九歌原是民歌这点，还有一些说法。屈原本人在《离骚》里就引述过：“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为从。”《天问》中又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注说：“九歌九辩，启作乐也。”《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夏后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郭璞注也有“启作九辩九歌”之说。他引《归藏启筮》云：“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启是禹之子。禹时涂山刚巧有南音，启自然也会多有熟悉。在民间，大凡一种民歌的缘起，总要说成是为某人所始作，只不过是要造出一种传说来而已。关于九歌的来源也是如此，正说明它原来本无作者。其实，九歌是早已存在于楚国的一种民间祀神祭礼的乐歌。《离骚》说：“奏九歌而舞韶”已经说明它是古代相传的乐曲。它在祭神祠礼的歌辞中，叙述人神之间、神与神之间，男神与女神之间的关系，表达人们对神祗的理解。屈原所作九歌十一篇，除了记述了祭祀排场及赞颂阵亡将士等，中间各篇依然是人神相爱或男女之神之间的相爱，如大司命与云中君，河伯与洛神，湘君与湘夫人等。屈原借此表现他与国君的关系和政治理想，批判楚国贵族腐朽的政治。但据郭沫若的考证，九歌的创作是屈原还没有失意时的事。因此歌辞清新，调子明快，借题发挥之处并不多。他运用和改作这些祀神的乐歌反映了楚地沅湘间崇信巫鬼的风俗及这种乐舞的程序、气势与内容。使我们看到楚歌与祀神歌的关系。

其实，九歌在春秋时代就已不神秘，到处使用。《左传》文七年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昭二十年，又把九歌作为数字并列，“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可见，九歌和声律、音、风等都有属一体。它既是乐曲，必然有舞。乐舞结合，娱乐与祀神结合，人与天上结合，民歌与诗结合，这就是九歌所特有的形态，也是楚歌的形态。

3.汉代歌谣

汉代是歌谣发达时期，大量的优秀歌谣被采入乐府。《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乐府后所采集的歌谣共十三种，一百三十八篇。可惜这些歌谣都未能保存下来，现在所能见到的乐府歌谣是东汉的作品。

汉代统治者采诗的目的与周代不同。周代统治者采诗是为了观民风，“审乐知改”，多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汉代的采诗，追求的是寻欢作乐，制作新声。

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和《诗经》中的《国风》一样，也是相当自由，篇无定句，句无定字，变化多端，从一言到七言均有，音韵也无规律可寻。后来基本变成了五言体。由周代民歌的基本四言变到汉代民歌基本五言体，这在中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种五言体诗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作品是东汉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这两部作品都是叙事乐歌。

4.南北朝歌谣

南朝歌谣分为吴歌和西曲歌。吴歌流传于建邺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曲调很多；西曲歌是长江中游一带的歌谣，句式有三言、七言体，基本格调也是五言句。

北朝歌谣也多为五言体，但七言句比南朝民歌多得多。《木兰诗》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

5.唐宋和元代歌谣

唐代被誉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歌谣为这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伟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都从民间歌谣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特别是李白受民间歌谣的影响更明显，更深刻。《敦煌曲子词望远行》有“行人南北尽歌谣”的记载。刘禹锡《竹枝词》中也有“人来人往唱歌行”的写照。唐代的谣体作品记载较多，不少与时政结合，讽刺尖锐，又短小精悍，有如匕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

宋元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谣体民歌更为突出。把当时一伙奸党骂得狗血淋头，表达了人民对奸贼不共戴天的心情。如元代的《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石人谣》：“石人有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铿锵有力，胜似讨伐封建统治者的檄文。

6.明清两代歌谣

这一时期歌谣数量特别多，形式极为活泼。据刘复等人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所记，有六千九百多种（实际上还没有记全）。不但数量极多，而且地域极广。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商业运输相应发达，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萌芽，进步文人在采集和编纂歌谣专集方面，开创了新局面如冯梦龙的《桂枝儿》、《山歌》就是杰出的代表。

明清时为了加强其封建统治，大兴文字狱，禁歌焚书，但民间歌谣这股泉流并未枯竭中断，特别是清代也是一个民歌繁盛的时代。继明代之后，民歌又出现一个广为流传及辑录的高潮。清代俗曲是当时民歌的一个重要门类，留传下来的很多。郑振铎先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记述了这个盛况。他说：“明人大规模的编纂民歌成为专集的事还不曾有过，都不过是曲选或《杂书》的附庸而已。——除了冯梦龙的《桂枝儿》和《山歌》之外。但到了清代中叶，这风气却大开了。象明代成化刊的《驻云飞》、《赛赛驻云飞》的单行小册，在清代是计之不尽的。刘复、李家瑞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俗曲凡六千零四十四种，皆为单行小册，可谓洋洋大观。其实还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著者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也仅仅只是一斑。（惜于“一二八”时全付劫灰）诚然是浩如烟海，终身难望窥其涯岸。”确实如此，《明清民歌选》甲集属清代的有六种，乙集所收的也有十二种。但清代民歌只是明代民歌的继续，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总的来看，都没能超过明代的水平。它的题材范围，也多是局限在描写男女爱情方面。而且在清代的严酷思想统治之下，时遭禁止。在大清律《刑律杂犯》中特别规定了禁歌的条文：“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以及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及时察拿。”但是民间歌谣还是到处流传，而且在地区性上也更加广泛了。如奥歌、闽歌、四川山歌、北京、浙江民歌，乃至台湾、西奥等少数的民歌，均有辑录。这是明代所没有的。

7.近代歌谣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歌谣突出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如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充分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

按中国历史的分期，一般把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以前称为近代史时期。它标志着中国由漫长的封建社会转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然而它实际上是包括晚清末期和辛亥革命后的旧中国时期。关于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歌谣，我们已在清代民歌一章中加以叙述。因此，本章则把辛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后，以至国民政府被推翻以前这段时期作为中心。这一历史时期，又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当然，就民间流传的歌谣来看，有些并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

例如：

这两首歌谣形象地反映了贫富不均的情景。这样的歌谣，不仅流传当时，而且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样《小媳妇，不是人》这一首也如此：

这些歌谣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都是既形象又深刻的。可是在时间的概括性上却很大，产生的背景也可以伸到清代。它们在近世的歌谣活动中被搜集上来，并在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人们更加广泛地传诵。

类似这样的歌谣，数量极多，流传极广。如上海地区流传的《长工苦》，江苏的《五更转》、《农民苦》、《九年三熟》、《冬吃麦皮夏吃糠》等，也都是如此。《冬吃麦皮夏吃糠》一首更为深刻：

这些歌谣真实感人。它们所反映的旧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情状，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方面。它说明诉苦歌与劳动歌在近代民歌中所占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些诉苦歌与劳动歌中，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它比起清代市民层的歌曲来，不仅题材有明显的扩大，而且大多是真正劳动人民的作品。所以在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都呈现出深切、真实，具体感人的特点。特别是歌者本人的感受都直言不讳地放在歌里。如：

这些作品，都是在深切感受的基础上直抒胸意。它没有多少雕琢，似乎是脱口而出，其感人正源于它的真实。再如：

这些歌谣有这样的共同特点：即它们没有城市小调的文气，也不带什么造作，而是句句坚实。同是反映度日的艰辛，下面一首《摇橹歌》和前面的《数九寒天去摇船》又有很大的不同：

上述歌谣展示了具体的劳动过程，也是摇橹人的内心情感的写照。“橹人头”是支橹的小铁柱，头是圆的，因称橹人头。“橹人头发火”以及生丝绳寸断，都是精心安排的，既反映出摇橹次数之多和劳动量之大，也形象地衬托出摇橹人的心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期，众多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积极搜集民间歌谣，即民歌。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创刊《歌谣》周刊，刊载了大量的歌谣，标志着歌谣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三）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歌谣。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这个时期，劳动人民翻了身，作了主，歌谣注满了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和新的感情。少数民族歌谣更是丰富多彩，瑰丽多姿，是我国文学百花园中的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随着全国的解放，旧中国带给广大人民的痛苦和伤痕，已变成历史的陈迹。苦尽甜来，一切新生，在人们的思想感情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在各族民间歌谣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解放初期，虽然还处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之中，但广大人民已经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他们在新生活面前唱出了心中的甜美：

这样的民歌，只有在人民真正翻了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对广大人民说来，愈益欢畅的解放之声，却产生在伟大的土改翻身运动中。

土地改革运动是解放初期的群众翻身运动。早在1947年的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便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对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但从全国来看，这个土改运动是在全国解放的初期普遍地开展的，它完成了民主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广大被剥削的农民群众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了土地的主人。人民在生活中迸发出的翻身激情和胜利欢笑是更加强烈的。这时期的新民歌把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翻身溶而为一，在精神无比焕发之中，洋溢出热烈的欢腾气氛。例如：

这首民歌从语气、音调、节奏到精神面貌都显得那么轻松和欢跃。在它的节奏里，既有欢庆腰鼓的鼓点，又有翻身秧歌的欢跳。地主由原来的狐假虎威，变成了一副狗熊的模样，农民由原来的做牛做马变成了顶天立地的翻身汉，这个变化，正有力地反映出革命的胜利和时代的变化。歌中以“天晴了，雨停了”，“天亮了，变样了”这样简洁生动的比喻，突出这个翻天覆地的巨大转变，充分表现出时代的面貌。

不少儿歌也以新的形象表现出令人欢欣鼓舞的气氛：

这样的儿歌侧重点虽然在于感恩，但却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出现，和人民对它的希望。

在土改民歌中，由于土改翻身运动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又使它呈现出尖锐的战斗性和斗争精神。如：

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各族人民生活中产生强大的推动。精神面貌的改变必然带来艺术创作的前进。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和思想内容的需要，在各族民歌的互相影响下，新民歌的形式也处在不断丰富和创造之中。各族歌手在传统民歌基础上进行大胆地探索，不断推陈出新。固定的套语，与内容无关的比兴越来越少。因意遣词，排除旧套，陈旧的手法和语言，为新鲜活泼的形式所代替。那些柔软、缠绵的调子也因为表现崭新的革命内容而变得健壮有力了。

当代歌谣，主要产生于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它们大多数是抒情短歌，但也有一些是抒情性的长诗创作。李永鸿的渔民之歌，黄声笑的装卸工人之歌，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以及安微歌手姜秀珍等人创作的长歌，都是比较著名的。这些作品是个人创作，主要以书面方式流传，然而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以及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却具有浓厚的民间创作特点，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李永鸿是白洋淀的渔民诗人。他的渔民之歌，是在许多短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叙述了渔民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和翻身后的幸福生活。诗中用“渔民苦”和“渔民乐”的对比形式，进行生动地叙述，展现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图画。工人诗人黄声笑用民歌形式创作的长诗，组织结构上不甚纯熟，但民间诗歌的韵味却很明显，其主调是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歌颂。傣族歌手康朗甩创作的长诗《傣家人之歌》更是一曲充满无限激情的社会主义颂歌。歌手满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深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金色的西双版纳翻天覆地的跃进图。在那激情不可遏止的诗章中，唱出了苦难的傣家人在党的领导下，怎样成了春天的主人，表达了铭刻在傣家人心上的对祖国、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无限的爱。可以说，它是一枝从民族民间文学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别具色香的鲜花。这首长诗，溶汇了抒情短歌的优点，又以浩瀚的篇章，创造了容量宏大、气氛浓郁、场面壮阔、形象丰美的绚烂诗篇。诗中把旧制度下西双版纳的深重苦难，描写为如傣家人的眼泪与溪水日夜流淌。可是就在这苦难的深夜，在这战火漫延的废墟上，却升起闪闪发光的的太阳，建起社会主义的天堂。这首歌不仅热情洋溢地写出了傣乡的黎明，更重要的是歌颂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诗中以优美的民族民间诗歌特有的格调和语言，运用了生动确切的比喻，鲜明的对比，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丰姿奕奕，刚健清新。结构上虽有许多直抒胸臆的部分，但却眉目清楚，层层深入，浑然一体。

当代歌手所创作的长诗，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传统的民族艺术精华和崭新的社会主义生活完美地溶合在一起，把叙事和抒情溶合在一起。抒情成分比较往往比较重。其次，叙事部分虽有今昔对比的描写，但重点却在于描绘社会主义的今天，充分显示出新的时代特点。再次，便是具有个人风格，很少流传中的集体修改和加工。

当代新民歌在它的繁荣和发展之后，却又遭到了厄运。那就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 对民间歌谣的排斥和反对。“四人帮”对新民歌记录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进程十分反感，对其热情颁扬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更是仇视。他们以“不爱听民歌”“民歌是低级趣味”等为借口，对新民歌大加禁止和扼杀。他们把民歌说成“四旧”，把唱新民歌说成是“复辟”，使广大歌手和民歌作者都遭到了浩劫，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新民歌的空白和倒退。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又一反常态，利用新民歌大造反革命舆论，把民歌创作引上评法批儒、反回潮，反复辟的邪路上去。新儿歌也被利用，糟蹋得不成样子。它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清除。

但是，“四人帮”的做法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歌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中，革命歌谣就迎着“四人帮”的腥风血雨，奋然而生。它和许多革命诗歌一样，冲破黑暗与阴冷，利箭一般闪射出其战斗的锋芒。一面热情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沉痛悼念周总理；一面以民间歌谣特有的讽喻和讽刺的特点，痛快淋漓地怒斥“四人帮”，成为憎的大纛和爱的丰碑。革命群众亦哭亦泪，亦泪亦歌，默默地思念“总理精神在，光华万丈长，小丑狂吠日，早晚自遭殃”，喊出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癸雄杰，扬眉剑出鞘”的愤怒之声。这是发自内心的群众创作，也是最好的新民歌。它是悲痛与仇恨的交织，是燃在广大群众心里的革命火种。此时新民歌又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新民歌的再生之中，热情讴歌老一辈革命家：“红心柳儿杈套杈，周总理的恩情实在大，刻在心上忘不下，下狠劲，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进入新时期的新民歌，虽经过了极左思潮的浩劫，但其目标更远，雄心更大，热情更高，更富想象力和感染力。在拨乱反正之后，把歌唱新时期的总任务当成头等大事来描绘。东乡族花儿唱道：

四个现代化的前景和宏伟蓝图，更引起人们热情讴歌：

这时期的民歌内容更新，在风格上也显示出扎扎实实的务实特点。它虽在构思和形象思维中有丰富的想象和传神的比喻，但却直面现实，少有那种浮夸的色彩和虚华的因素。民歌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会给新民歌带来一个持久繁荣的局面。新民歌在它的发展中，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紧密服务，发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新民歌将会把新时期的历史描绘得更加灿烂辉煌。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对一切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我们要让炎黄子孙几千年来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精神财富，包括各民族歌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歌谣学作出贡献。 RTphG/gkAv78VsTM3NM+nS4TkbPq7+Xkvw3a75dlxd4FGvO7ah0A+1JCp1ywh4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