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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几次体系建构的失败和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之后，马克思最终从康德、费希特转向了黑格尔。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的。他之所以再次钻进“大海”，并不想“再练剑术”，而是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马克思惯于用革命的批判的眼光对待一切理论遗产。正是这一革命的批判精神，导致了以后他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并最终超出了黑格尔哲学。
1835 年 10 月，马克思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所留下的文字，只有他姐姐索菲娅的纪念册中所保留的马克思当时所写的诗歌。倒是马克思的父亲一年中给马克思的五封家信，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
首先，勤奋学习，扎实做事。
进入波恩大学后，在马克思面前展现的一切都是非常新颖和生动的。于是，他倾注心力于知识的学习，“勤奋努力”，“想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
对于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来说，一学期九门功课确实较多，也很容易导致囫囵吞枣、难以消化，但是马克思试图以摄取知识来拓宽自己的视野，并致力于扎实做事的坚定志向，为他以后在浩瀚的人类知识宝库中吸取养分，为以后创立科学的理论开创了良好的科学态度。
其次，开始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
短短两个月的大学学习，已使马克思开始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父亲谆谆告诫马克思：宗教的力量无所不在，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等人都并不因其信仰而中断或减少其伟大的贡献。但是，他父亲也还是承认马克思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是“纯洁无瑕”的，说：“你是纯洁无瑕的，这点我确实毫不怀疑。但毕竟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
就在两个月前，马克思还在他的中学毕业作文中专门论述基督与信徒一致的必要性，但是现在他却已开始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这种怀疑既然不是随意的，而是“纯洁无瑕”的，那么，其中显然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理性致思的成分。这说明，马克思无神论思想的火花已经开始燃烧了，也证明了其服膺于科学与真理的品格。
最后，马克思具有疾恶如仇的品格。
疾恶如仇是一切高尚正直的人、立志为人类幸福做贡献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在与其他学生的决斗中，马克思的左眼上部还受了伤，并被控有“携带违禁武器”，险些遭到惩处。马克思父亲在信中说，你的来信“使我更加相信你的耿直、坦率和诚实的品德”，但是，“难道决斗也与哲学密切有关吗？要知道这是对舆论的迁就，甚至是对它的恐惧。而那是谁的舆论呢？决不总是正经人的，可你还是！！！！无论何处人们总是很少前后一贯的。你得设法不让这种爱好，即使不是爱好，也是欲望，在你的心里扎下根。否则，你终究会使你自己和你父母的最美好的愿望遭到毁灭的。我相信，一个有理智的人，是能够很容易地、体面地对这一套不予理睬的，让人尊重自己”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任何为非作歹的势力从不屈服，哪怕付诸决斗，尽管他并不赞成这种封建的旧俗。也正是因为他具有这种疾恶如仇的品格，所以才能在未来的岁月中敢于以普罗米修斯的精神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起进攻，哪怕成为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
1836 年 8 月，马克思结束了在波恩大学一年的学习生涯，转入柏林大学。在暑假期间，马克思与燕妮秘密订婚，不久即踏上了到柏林大学求学的征途。这次转学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没过多久就显示出来了，那就是 1837 年11 月 10 日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一封长信中显现出来的思想状况。
由于离别了燕妮，马克思在信中这样写道：“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的——，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
基于这种对恋人的爱慕和思念之情，马克思在 1836 年 10 月至 12 月的短短两个月中，写了三大本厚厚的献给燕妮的爱情诗集，表达其真挚而热烈的爱情。“对我当时的心情来说，抒情诗必然成为首要的题材，至少也是最愉快最合意的题材。然而它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我的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
这段话也表明，初尝爱情滋味的马克思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时，还处在一种迷惘与朦胧之中，还没有在理想、爱情和事业之中找到自己借以立足的支撑点。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沉溺于爱情的深潭。尽管爱情的火焰依然高涨，但爱情更需要事业的发展去浇灌。在他看来，“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因为我应该研究法学，而且首先渴望专攻哲学”，因为“这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正是如此，马克思到了柏林大学后，如饥似渴地开始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探索，他“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
一开始，马克思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创建一个庞大的法哲学体系，试图将法学和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法学名著，并“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
。在写下了约三百个印张的初稿之后，却发现整个体系的错误。“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数学独断论（指自以为发现了终极的真理——引者注）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
“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是马克思试图创建的法哲学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鉴此，马克思对这个法哲学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概念也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中介环节。因此从哲学上说明法时，形式必然从内容中产生出来；而且，形式只能是内容的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了他所力图建构的体系已经失败，但还缺乏理论上的自觉性，又马上投入建立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努力。“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
“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是针对法学等其他学科而言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哲学问题，法学必须进行哲学的追问——法哲学。这里的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当时，马克思所喜爱的哲学是康德、费希特哲学，黑格尔哲学还在他的视野之外。
体系建构的失败，使马克思深感心目中最神圣的理想主义的毁灭。但是，退却不是马克思的性格，不断地追求、进取才是他的真正品格。马克思在认识、分析和批判自己所构筑的体系上的深刻性，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帮助下才达到的。本来，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持拒斥的态度，把黑格尔看作自己的“敌人”。马克思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
但是，在选择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最终还是把视点锁定在黑格尔哲学上。“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
当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辩证法才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真正的珍珠”。他只是简单地借助于黑格尔的哲学，试图将“彼此完全分离的科学和艺术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为此，马克思写了一篇将近 24 印张的哲学对话：《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在这部著作中，他设想“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
。然而，由于马克思当时缺乏理论的自觉性，没有全面地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没有立刻沿着黑格尔的辩证法继续前进，而且只是为了证明一个明确的目的，并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髓。因此，他的这一努力同样归于失败。
这次失败对马克思的打击更大，以致“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象狂人一样在‘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由于燕妮的病和马克思自己徒劳无益的构筑体系所引起的烦躁，也由于精神上的自我否定（“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马克思终于病倒了。在患病期间，马克思“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并且开始接触到“博士俱乐部”。在那里，马克思同自己“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
。这里，马克思所谓的“现代世界哲学”，指的无疑就是当时在德国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
从 183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一封长信中显示出来的思想历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大致的思想状况和精神走向。其中，转向黑格尔哲学，应该是马克思最为关键的人生界碑。
首先，马克思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震荡。
如前所述，马克思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震荡。“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把新的神安置进去。”“如果说神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
理想主义并不是完全应该排斥的，但马克思此时的理想主义还未同神完全剥离，尽管在波恩大学时已对宗教和神产生了怀疑。马克思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支点，因而他只是把神从天国请到尘世，希望继续树立一个新的神。尽管神在尘世仍是处于中心的位置，可对他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毕竟从现实的生活中来思考问题了。“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
其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能力大为提高。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构筑体系的失败和精神上的自我否定的过程以后，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现实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而且注意到了现实世界与思想世界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在研究现实世界的事物时，“需要把它同某种事物对比，这时它才有了新的位置”，而在研究思想世界时，“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
。
可以说，正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导引，才把马克思引出了康德、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死胡同。当然，这时的马克思还不能从实践的、革命的方面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但是他的哲学思维能力至少在对材料的综览能力上获得了较大的提高。
最后，向黑格尔哲学转变。
马克思向黑格尔哲学转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他自己就把这种转变看成是指示生活新方向的界碑。他说：“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象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象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变，大大缩短了马克思探索新世界观的过程。没有黑格尔，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
如前所述，马克思最终转向黑格尔哲学，是经过了一番内在的“冲洗灵魂，冲淡茶水”的思想斗争的。这也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彻底反思的结果。一开始，马克思并不喜欢黑格尔那“离奇古怪的调子”。1837年春，在柏林郊外施特拉劳渔村休养期间，他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和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促进了马克思迅速向黑格尔哲学转变，并成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
“博士俱乐部”是 1837 年在柏林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激进分子的组织，倡导“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虽然不是博士，当时也不过二十岁，但他却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出色的才能、独到的见解，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比他年长九岁的青年黑格尔派领袖鲍威尔对他十分看重。青年政论家赫斯在写给奥埃尔巴哈的信中以非常兴奋的心情称赞马克思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他还说：“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科本在 1841 年 6 月 3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更是把马克思誉为“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思想的牛首”
。
集合在“博士俱乐部”周围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没有蜕化为柏林“自由人”之前，个个激情满怀，斗志昂扬，奋发有为。他们经常聚集在柏林大学附近的施特黑利咖啡馆里无休止地争论玄妙思辨的哲学问题，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大旗，并试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革命的结论，使之适应他们斗争的需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发展，传播了激进政治观点。1839 年以后，“博士俱乐部”成了马克思经常活动的场所。
在马克思转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甘斯的影响是重大的。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学期，马克思除了听萨维尼教授的“罗马法全书”、斯特芬斯教授讲授的“人类学”外，还极其用心地选听了甘斯教授的“刑法”。作为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黑格尔分子甘斯，他同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关于立法依据的争论，实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在政治观点上甘斯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以及他对工人阶级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同他在立法依据观点上所体现出来的黑格尔精神一样，都对年轻的大学生马克思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相反，当时马克思对萨维尼教授的观点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认为，法的历史学派不过是“通过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使今天的卑劣行为合法化”
。
马克思在经受了全面的精神危机后接触到黑格尔哲学，如同失落在无边的海洋里的求救者发现天边淡淡的帆点后的喜悦和激动的心情一样。其兴奋之情也溢于言表：“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
“我们已陷进黑格尔的学说，无法来摆脱他的美学观点。”
当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并非没有保留，特别对黑格尔借以表达其思想的复杂形式和隐晦语言，马克思是指责的：“我给你揭示一切，我献给你的仍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