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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到底是缘起于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界存在着持久的、较大的争议。概括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界大致存在着如下两种对立的、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缘起于康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缘起于黑格尔。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意识形态动机，特别强调马克思与康德的内在的、精神的传承关系。他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康德。因为，在他们看来，康德哲学从根本上伸张了近代启蒙以来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念，并与马克思一直保持的那种革命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总体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其根本精神在于对先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的拒斥，对基于经验的差异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诉求。在康德看来，“人为自然立法”，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即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这样，康德强调了作为有理性的主体的人对自然需求的生命超越，突出了主体的理性、自由与创造性活动。
康德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唤起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存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解放等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
马克思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理论表述，与康德“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只当成工具”
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康德关于人是唯一目的的思想，为马克思后来提出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的解放提供了积极探索的理论准备。当然，康德最后不得不承认，人类理性的能力和运用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它只有基于经验材料的整理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真理。人们如果妄用理性，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和困境之中。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导致了必然出现的不良后果：其根本精神与马克思革命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想背道而驰。虽然黑格尔热爱自由，把自由当作一种最高的价值来追求，但从实质上看，其学说又是同自由精神相违背的，甚至是反自由的。原因在于，黑格尔避开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重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助于“历史过程”概念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其目的就是要在意识与思维中达到抽象形式上的普遍性——“世界理性”，体现世界的“精神”本质。而实质上，这是对经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忽视，因为黑格尔把生活世界统一性的根据归结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原理，并以此为原点重建了绝对同一性和普遍总体性的强制原则，使经验个体的自由原则成为不可能。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哲学里，没有任何个体的自由，有的只是他的“绝对理念”的绝对自由。
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偏重学理的辨析和文本的解读，特别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甚至把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简化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搁置或淡化康德的影响。他们认为，正是在超越康德的意义上，黑格尔成为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真正的思想来源。这种超越在于，黑格尔以理性与现实的同一原则重建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此克服了康德的纯主观性原则，终结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化发展路向，从而使哲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即真正的哲学应该关注和干预现实，并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这种新的理解，为后来马克思实现哲学的革命变革铺平了道路。
对于康德哲学，该派学者则认为，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坚持主观性的反思原则，即客体由主体来揭示，内容必须由形式来决定。实际上，康德的客体作为被揭示物是一个缺席者，这个缺席者被设定为物自体，康德的主体作为先验统觉则只是从一切内容之物中抽象出来的空洞的统一性、一种纯粹的形式。这样，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最终都成了纯主观、纯形式的概念，思想与事物的真实联系在这一框架中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无法思考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之间那种原初的“真实存在”的统一，转而思考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的统一。这就产生了康德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把现实矛盾的解决推向“应当”，推给上帝与来生，由此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沦为了纯形式化的概念，不受制约的理性自我立法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正是康德“应当”概念的软弱性促使黑格尔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的任务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黑格尔超越康德，让哲学由形式的真理变成内容的真理，重新获得了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可以发现后来马克思那些批判性思想的真正源头：一是黑格尔的理性和现实同一的原则，是后来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原型；二是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即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直接来自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持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是黑格尔主义。这种观点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人们在探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时，又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
俞吾金认为，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由此，他得出了“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结论，说：“尽管马克思哲学在其方法论上更多地受益于黑格尔，但从本体论上看，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实践、自由、社会生产关系等，却更多地受惠于康德。康德才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无疑都包含着对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的某一方面的深刻见解。而这两种观点的对立，究其原因，要么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而对其中的某个关节点或某个方面的固执，要么是出于某种政治立场的前见而形成的结果。就马克思思想史本身的内涵来说，上述相互对立的两种解读倾向、具体观点应该能够超越自身，包容他者，最后通融化解为对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互关系的更加丰富、深刻而具体的新理解。因此，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应该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和思想发展历程着眼，而不是从单纯的所谓方法论或本体论入手。换言之，马克思的师承渊源绝不仅仅限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某一人。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气质也许更接近于康德，而其对问题的深刻认知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早期的思想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很大，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应有”与“现有”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理想主义是一个青年必备的素质，否则，他将无法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地面对一切。可以说，马克思这些最初的思想为他以后的不断创造提供了一种根基和动力。洛克就说过，一个人在小时候所得的印象，“哪怕极其微小、几乎觉察不到，都会对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江河的源泉，水性柔和，稍用一点人力就能将它引向别处，使河流的方向发生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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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活动是从大学生活后期，即以青年黑格尔派首领鲍威尔为代表的“博士俱乐部”开始的。通过和“博士俱乐部”里的青年黑格尔派们的接触，马克思迅速推进到了当时德国思想斗争领域的最前沿，其才智和学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建构一个真正的合乎理想的庞大的思想体系的正确道路和方法。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探讨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转向黑格尔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从《博士论文》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经历了由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