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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近几年来,出于高校“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我一直关注和思考如何理解过去似乎十分清楚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当然就没有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解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客观的、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主观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我试图再次钻进马克思的思想宝库之中,吸取马克思主义创生时刻的鲜活源泉和伟大强力。当然,内心深处的最大热望——思想的探险,也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我这本书的写作。

急剧转型的时代,人们本来更需要理性致思的充分张扬,需要寻找灵魂归栖的精神家园,让精神充盈人生。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不带些破碎之声、粗俗之缘、投机之瘾者就无现实的召唤力可言了” 。在当下盛行物质主义导向、不断走向世俗化、高等教育的理想濒临崩溃的大学校园里,青年学子们能抽出哪怕是一点点时间,来从容地思考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问题,读一点读一次还读不懂的马克思本人的原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值得赞赏的事情。然而,身处资本主导的物化社会中、将视点锁定在形下的物质利益上的人们,也许只须用一句“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学它干什么”,就能很轻易地把青年学子们这种诗意的光热彻底浇冷。这一成见的流毒至今仍然发挥着极坏的影响。

说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学它干什么”这句话之后的人们,除了用露骨的实用主义亲手“杀死”自己的和他人的精神支柱外,还能剩下什么呢?我也常常思考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用”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并且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从现实情形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人们现实处境之间的强烈反差,已经致使马克思主义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的理解”和普遍认同。要知道,仅仅借助于政策导向的引领甚至强制性的政治要求,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固化和泛化,造成事实上的人学“空场”,进而产生必不可免的消极后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更何况,在市场经济、信息爆炸的时代条件下,经济领域中的很多原则、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阵地中来了。在价值观紊乱和道德失范的情况下,当代大学生很容易感到精神空虚、生命失衡,往往忽视形而上的理想、信仰,走向个体性和任意性,甚至走向异化。而传统的抽象化的灌输、说教方式,从外部强制施加思想影响的做法,已为当代大学生所反感和鄙弃。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亟待作出冷静清晰的理论说明。

对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当然有一个实际效用的问题,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与其实际效用之间建立起某种简单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必须从属于恰当的历史与现实的综合解释。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功能,都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普遍规律,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为人类提供客观的、真理性的认识,并且为人类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无限可能性。正如列宁指出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的地位,对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起着双重指导作用,对整个社会起着教育和规范的作用。它绝不是可以随手拿来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哲学和社会学说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并不局限于认识自身,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实践功能,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神学,不是半神学,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莫里逊药丸”,我们只能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情,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功能在于,它提供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结论,而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恩格斯说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其服务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自身与其为之服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完全一致,而是常常会出现某些不相适应甚至对抗性的因素或环节。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误读乃至扭曲变形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地变革、充实、丰富和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创新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它给人们的自由创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列宁说过,在社会发生异常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重新研究各种基本问题,重新注意理论,注意基本常识和初步知识的趋向。千百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能在这个高度长久地坚持下去,他们不能不停顿一下,不能不回头去研究基本问题,不能不作一番新的准备工作,这有助于‘消化’那些极其深刻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效用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但它却具有最重要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生活和思想领域中仍然继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任何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30 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中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的崛起已令世界刮目相看。

2007 年初由美国不负责任的“次贷”风险所引起的、目前正在向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金融危机不过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的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其实质仍然是马克思讲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此次发端于美国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机,更加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更加显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性质。

在全球深陷金融风暴的当下,西方社会虽然再次掀起了“马克思热”,人们开始重新阅读他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期能从中找到对当下危机的解读,希望马克思的幽灵能够挽救这场金融危机,或者,至少可以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启示。正如德里达所说的,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们,即处在马克思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不能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在当代世界,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都绕不开马克思。

什么是“思想史”?这是又一个相当暧昧却又非常引人入胜的问题。假若用一句话来定义思想史,我们肯定会很受局限。我们不应当把它太当真。然而,为了说明的方便,不能说的还是要想方设法说出来。简言之,思想史就是思想者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历史。韦政通先生指出:“思想活动的历史必有前后承续的关系,必有思想演变和发展的线索可寻,说明关系、发现线索,是思想史的主要工作。” 如果把思想史看成只是储藏、陈列和展示古老思想的历史,必然妨碍学习者、研究者对“这些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形成一种真正历史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呢?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相互促进,相互论证的历史”。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书专论马克思思想史。对于马克思博大精深的思想,我不能说我有多么全面、深刻的了解。老实说,我多年来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只是在浅滩中涉水而已。在这里,我既无意于为马克思树立雕像,也无意于让读者不假思索地将本书文字全盘吞下。当我写到自己不太熟悉的内容时,总尽量付出更大的耐心,也许我还是不能充分了解其缘起、意义和价值,但绝对避免意气用事,以一己的偏见去趋向文本,故意把自己的虚构、附加、解释强加给马克思,曲解马克思的本意。

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首先必须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和基本线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再现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的研究,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具体说来,就是要全面、准确地分析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考察其背景、资料基础和缘起,承接马克思的伟大传统,养成宏大开阔的视野,深化对观念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的理解,帮助自身与他人突破身处现实中的困顿与狭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的了解和把握,就如同旅行没有导游手册,不但难入宝山,且必事倍功半,意志薄弱一点的往往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逃兵。

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必须重视阅读马克思本人的原著,直接与马克思的文本对话,因为再高明的解释都要配之以对原著的细读和充分理解。正是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表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当然,对马克思原著文本的解读不能是“注经式”的解释和演绎,也不能是任意的诠释,而应该是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发现文本中所承载的“问题”。对于被研究的东西,最能让人接受的莫过于那些折磨人的“问题”。能被“问题”折磨,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尽管哲学解释学提出“再现文本原意不可能”的观点,但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原著的研究热情始终保持着,虽然各人的实际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与对立。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分歧与对立,才促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思想交锋,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走向成熟。

直接与马克思的文本对话,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读书经验。一种好的文本所包含的不仅是某种思想观念,同时也是作者的呐喊、读者的期盼。通过直接与马克思的文本对话,被其中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客体对象所深深吸引,以致情不自禁地对之加以咀嚼、领悟,以至于专心致志、陶醉其中,达到精神充盈状态乃至入迷的程度,心灵受到强烈的摇荡和震撼。这样,我们不仅能学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更重要的是,学习马克思如何得出这些结论、发展这些结论的方法。既坚持原则,又防止思想僵化,不断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人,如果没有真正深入马克思本人的原著,而只是通过第二手材料观察马克思的思想,就如同咀嚼别人嚼过的烂馍馍。恩格斯总是教导德国的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借助于第二手材料。这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而不是经过三棱镜折射之光来观察马克思的思想更加可靠。

希望我的苦心经营,能为爱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青年学子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但是,也不要读什么就信什么,不要总是跟着别人的脚后跟打转,而应该具有一定的甄别、取舍能力。我衷心希望青年学子们在获得了基本而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训练了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之后,早日走上独立思考之路,去发展自己思想的前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潜心读书和思考的结果,但愿能得到读者和同行专家、学者的认可。然而,由于作者知识的不足、相关材料的阙如,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作者
2011年8月25日于白马湖畔 LfUqAvZvrKtGCh7iKwIg4YV7sNw79dsTNe/2ZMdbgdQ/c0JM+O/OWvqrbdgOn8kB



第一章
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

任何理论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 ,都在理论形式上是这种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也不例外。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思想史上“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除了他在进入社会以后不断进行艰辛的探索,正确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外,无疑与当时德国的文化精神环境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作为德国人,马克思在从事自己的学习和理论活动时,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德国文化精神环境的影响。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 LfUqAvZvrKtGCh7iKwIg4YV7sNw79dsTNe/2ZMdbgdQ/c0JM+O/OWvqrbdgOn8kB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思想出发点的争议

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到底是缘起于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界存在着持久的、较大的争议。概括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学术界大致存在着如下两种对立的、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缘起于康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缘起于黑格尔。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和意识形态动机,特别强调马克思与康德的内在的、精神的传承关系。他们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思想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于康德。因为,在他们看来,康德哲学从根本上伸张了近代启蒙以来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念,并与马克思一直保持的那种革命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总体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其根本精神在于对先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的拒斥,对基于经验的差异性原则和个体性原则的诉求。在康德看来,“人为自然立法”,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即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这样,康德强调了作为有理性的主体的人对自然需求的生命超越,突出了主体的理性、自由与创造性活动。

康德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唤起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存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解放等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 马克思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理论表述,与康德“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成目的,决不只当成工具” 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康德关于人是唯一目的的思想,为马克思后来提出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的解放提供了积极探索的理论准备。当然,康德最后不得不承认,人类理性的能力和运用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它只有基于经验材料的整理才能得出普遍有效的真理。人们如果妄用理性,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悖论和困境之中。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导致了必然出现的不良后果:其根本精神与马克思革命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想背道而驰。虽然黑格尔热爱自由,把自由当作一种最高的价值来追求,但从实质上看,其学说又是同自由精神相违背的,甚至是反自由的。原因在于,黑格尔避开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重建了新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助于“历史过程”概念建立起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其目的就是要在意识与思维中达到抽象形式上的普遍性——“世界理性”,体现世界的“精神”本质。而实质上,这是对经验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忽视,因为黑格尔把生活世界统一性的根据归结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原理,并以此为原点重建了绝对同一性和普遍总体性的强制原则,使经验个体的自由原则成为不可能。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哲学里,没有任何个体的自由,有的只是他的“绝对理念”的绝对自由。

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则偏重学理的辨析和文本的解读,特别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关系,甚至把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简化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搁置或淡化康德的影响。他们认为,正是在超越康德的意义上,黑格尔成为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真正的思想来源。这种超越在于,黑格尔以理性与现实的同一原则重建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以此克服了康德的纯主观性原则,终结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内在化发展路向,从而使哲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理解,即真正的哲学应该关注和干预现实,并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这种新的理解,为后来马克思实现哲学的革命变革铺平了道路。

对于康德哲学,该派学者则认为,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坚持主观性的反思原则,即客体由主体来揭示,内容必须由形式来决定。实际上,康德的客体作为被揭示物是一个缺席者,这个缺席者被设定为物自体,康德的主体作为先验统觉则只是从一切内容之物中抽象出来的空洞的统一性、一种纯粹的形式。这样,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最终都成了纯主观、纯形式的概念,思想与事物的真实联系在这一框架中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无法思考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之间那种原初的“真实存在”的统一,转而思考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的统一。这就产生了康德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把现实矛盾的解决推向“应当”,推给上帝与来生,由此康德的自由概念就沦为了纯形式化的概念,不受制约的理性自我立法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正是康德“应当”概念的软弱性促使黑格尔转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的任务是了解现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而不是提供某种彼岸的东西。黑格尔超越康德,让哲学由形式的真理变成内容的真理,重新获得了干预社会现实的能力。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可以发现后来马克思那些批判性思想的真正源头:一是黑格尔的理性和现实同一的原则,是后来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统一原则的原型;二是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即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直接来自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持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是黑格尔主义。这种观点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人们在探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渊源时,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上。而在具体分析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时,又把目光进一步聚焦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上(人们习惯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作“合理内核”)。 俞吾金认为,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由此,他得出了“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的结论,说:“尽管马克思哲学在其方法论上更多地受益于黑格尔,但从本体论上看,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实践、自由、社会生产关系等,却更多地受惠于康德。康德才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无疑都包含着对关于马克思思想来源问题的某一方面的深刻见解。而这两种观点的对立,究其原因,要么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而对其中的某个关节点或某个方面的固执,要么是出于某种政治立场的前见而形成的结果。就马克思思想史本身的内涵来说,上述相互对立的两种解读倾向、具体观点应该能够超越自身,包容他者,最后通融化解为对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互关系的更加丰富、深刻而具体的新理解。因此,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应该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和思想发展历程着眼,而不是从单纯的所谓方法论或本体论入手。换言之,马克思的师承渊源绝不仅仅限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某一人。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气质也许更接近于康德,而其对问题的深刻认知则深深受惠于黑格尔。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早期的思想受康德思想的影响很大,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应有”与“现有”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理想主义是一个青年必备的素质,否则,他将无法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地面对一切。可以说,马克思这些最初的思想为他以后的不断创造提供了一种根基和动力。洛克就说过,一个人在小时候所得的印象,“哪怕极其微小、几乎觉察不到,都会对一生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江河的源泉,水性柔和,稍用一点人力就能将它引向别处,使河流的方向发生根本的改变”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活动是从大学生活后期,即以青年黑格尔派首领鲍威尔为代表的“博士俱乐部”开始的。通过和“博士俱乐部”里的青年黑格尔派们的接触,马克思迅速推进到了当时德国思想斗争领域的最前沿,其才智和学识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建构一个真正的合乎理想的庞大的思想体系的正确道路和方法。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探讨中,他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转向黑格尔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从《博士论文》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经历了由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历程。 LfUqAvZvrKtGCh7iKwIg4YV7sNw79dsTNe/2ZMdbgdQ/c0JM+O/OWvqrbdgOn8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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