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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6 月，我奉调到山东工商学院的前身——中国煤炭经济学院担任第二任院长。对于这所学校，我曾有所接触，知道历任领导中不乏精明强干的“老教育”，像刘亮、张燮伦、罗太炎、华曾侃等人，都是从兄弟院校中选拔出的有作为的领导来建设新校的。教职工中也有一批精兵强将。我也知道，这所学校虽说建校时间不长，可是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坎坷。
在海滨城市的烟台建一所煤炭高校，缘起于煤炭部高扬文部长振兴煤炭教育的设想。部里规划得很宏伟，学校的办学内容定为煤炭经济、师范、教师进修三部分，四千学生规模的本科大学，起了“中国煤炭经济学院”这个国字号的校名，高部长请胡耀邦总书记亲笔写了校牌，请有名的西北设计院和中国矿业大学联合搞了设计、做了沙盘，总建筑面积近 40 万平方米，总概算 9800 万元。部里还让学校组织人到南方和东北沿海城市的大学考察，要博取各校之长，建成全国一流的、公园式的校园，可以让社会共享。还要在海边建高级招待所、度假村，准备接待部里的会议和国际会议。这里不但是人才的培养基地，还要成为煤炭科技的交流基地、高端人才的疗养休息处所……学校领导的干劲很大。1986 年，国家计委列项之后学校就动了工，决心三年建成，而且当年开工当年招生。东北师大、东北财大、武汉大学、中国矿大、山东矿院都支持学校的教学，教师的待遇也比外校高。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批批来校从教，学校里热火朝天，蒸蒸日上，各项工作都力争上游，也总结出了好多经验。中国煤炭经济学院一时声名鹊起，北京的好多领导、名人来校视察和讲演。
可是学校刚轰轰烈烈地干起来，煤炭部由于种种原因又否定了这个项目，要学校“下马”。投资中断，在建工程停止，学校诞生不久，突然由“宠儿”变成了“超计划生育的私生子”。学校领导特别是罗太炎同志忍辱负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项目，可是这时部里定的调子是“小打小闹”，学校规模不准超过一千学生。当时是计划经济，煤炭部这唯一的投资渠道几乎断绝了。由于在校学生少，收入寥寥，其他的进项就更谈不到了。学校经济困窘，有时发工资都有困难，常常依靠别人的支援过日子。学校陷入一个长不大、死不了的状态。尽管学校领导千方百计发展校办产业，改善教工生活，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顾此失彼。
学校教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苦苦支撑，精神可嘉。可是由于许多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受到了国家教委的“黄牌警告”。
我到学校时，这里已经没有了建校初期的火热景象，一条烟威公路把学校分成了三块不说，剩下的 790 亩地的校园，大段地方没有围墙。里边除了零星散布着一些家属宿舍点式楼、幼儿园之类的建筑以外，教学建筑只有一个不大的教学楼和三座学生宿舍。由于教工宿舍紧张，学生宿舍楼里还住着许多家属。学校的建筑物已经被烟台市政府指责为陈旧落后，影响市容。特别是一所财经类大学竟然没有一座像样儿的图书馆，实验室里只有二三十台 286 苹果机，早就该淘汰了。党政机关办公是在一座小学楼里。校园里到处可见一些建校初期留下的工棚和校外人员搭建的五花八门的小房子，有的形成了不小的院子，有的盖到了教学楼的门前。举目四望，大片的野草、苇蒿，还有附近的老百姓、学校的教职工种的果树、庄稼、蔬菜……
这时我已经 57 岁，是等待退下来的年龄了。一个就要退休的人调到海滨城市烟台来工作，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来找地方退休养老的，这对工作可是非常不利的。再说学校正处在困难之中，我必须处处检点。我只身到任，不带一兵一卒，爱人是高级实验师，退休后跟我到烟台。到校后，只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就搬进了只有 38 平方米的“青年公寓”。那间住房放下我俩的床就关不上门了；厕所是蹲坑，让人做了一个木架子才能勉强使用；洗澡只能在小厕所里，第一天我就被地上的肥皂水滑倒，摔到了厕所外边，差点出了大事。办公室里的家具都是从各处凑来的，那个长沙发掉了一条腿，用砖头垫起来才能坐，办公用品也没买一件新的……
我到学校不久，又传来了国家教委要对学校进行“合格评价”的消息。如果“黄牌警告”再加上“评价不达标”，那人心会更散，到时学校的存在会出现变数，更难谈发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泰山压顶，形势逼人。
要想引导学校走上振兴之路，首要的是振奋教职工的精神；要想振奋教职工的精神，先要让大家客观地认识自己学校当前的处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怎么办？只能痛下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党委先下决心，校领导时时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让群众看到榜样和希望。我在教工大会和学生大会上明白地告诉大家：我不是来退休养老的，“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了和大家一起把学校办好，我不惜拼上老命，请大家相信我、支持我、监督我，向我看齐。
说到做到。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办公室里放了劳动工具，除了工作就是干活。直到退休，我四年没下过一次海。老伴除了给我做饭，常常自己在院子里拔草。
我离退休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了，要摘掉“黄牌”，通过评价，时间紧迫，必须采取一些果断有效、立竿见影的措施，才能尽快振奋士气，保住前人的奋斗成果，使学校走出低谷，迈向正常发展的道路。在高凤志书记的支持下，我们一是建议把评价时间定在 1997 年 11 月，给我们些准备时间；二是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尽快向上级如实汇报学校的现状，提出挽救、振兴学校的具体意见，表明自己的决心，争取领导的支持。我们提出了“一年上轨道，三年见成效，五年争上游，十年创一流”的奋斗目标。当务之急是先把围墙修好，保住自己的地盘。1995 年春节前夕，我挖空心思地给王部长写了一封长信，附上学校的地形图，用特快专递寄给他，让他能在春节休息时间抽空仔细看一下。这一招很管用，春节刚过，这个报告就批到了教育司。
为了改变学校杂乱荒凉的形象，这年的春天我从省煤炭局要了点坑木林造林费，师生一齐动手，把校内的空地都种上了树，路边栽上了花草，还用市里城建施工挖出的一些大石头堆了几个景点。全校师生对自己动手绿化、美化自己的校园都非常积极。暑假，三伏天，我到处追煤炭部的领导，再三说明，一个办学 8年的财经类大学没有一座像样的图书馆是说不过去的，若再不建，我没脸面对师生。虽然因此我受到了领导的批评，可也厚着脸皮争上了一个 10000 多平方米的图书馆项目。我和分管后勤和校办产业的副院长徐承德、罗太炎商量，先集中有限的校办产业创收，甚至不惜卖掉学校最好的那台面包车，修围墙、修道路、平整校园、建运动场，又把一个旧锅炉房改造成为职工活动室……为此我逼着罗院长一年上交 100 万元。虽说惨淡经营，学校的面貌却在一天天改变。教工住宿困难，我们“滚动集资”建住宅，决心把学生宿舍还给学生，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
为了凝聚力量，党委调整了学校的系、部和专业设置，加强了教研室，重用了一些教学骨干。尽快召开了首届教职工代表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明确学校定位，制定十年发展规划，让师生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学校的前途。为了让全校师生关心学校的工作，每月的院长办公会都以《院长办公会通报》的形式，向全校通报工作安排。过一段时间就开个大会，向师生通报行政工作情况以鼓舞斗志。我们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领导接待日制度，设立党委和院长信箱，认真听取和尊重群众的意见。
克服困难是一方面，树立一个良好的校风更重要。我们要求各级领导“为官存正气，从政树廉风”，厉行节约，勤俭办学，人人敢说“向我看齐”。学校领导带头放下架子，自己能干的事情自己干，卫生、绿化人人动手，精减不必要的临时工。全校方方面面精打细算，压缩一切非教学开支，节省每一分钱向教学投入。党委领导说服院部机关干部，到建校初期民工住的临时平房办公，把原来办公的楼房让给学生做实验室，改善办学条件。小院里最大的一间屋当会议室，里边唯一的装饰是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条幅。我们在那个平房小院里，树立了孔繁森的塑像，自己种植了花草，上下班打铃，官兵一致，乐观向上。党委的同志满怀信心地说，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的统帅部是在西柏坡的小土房子里，我们这是砖房子了，领着大家建好一个学校还有什么问题？学生们看到领导励精图治很受感动。国家教委知道这件事情后，在一份《评价简报》中说我们“这是办学思想端正的具体表现”。
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好学生，教育好学生并不靠优越的物质条件，主要靠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在教学副院长裴震同志的积极筹划下，学校很快召开了第一届教学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专业建设，大力改善教学条件。我们对各个教学环节和教学过程都提出了严格要求，强化教研室工作，从抓教师的授课计划和教案、上好每一堂课开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校领导带头深入到课堂、教研室。我定期在学生宿舍住宿，吃学生食堂，和学生一同出操，有空就听课，保证让学生睡好觉、吃好饭、上好课。教研活动深入了，教师们认真改进教学方法，积极参加调研、科研，教师中开始涌现出一些教改积极分子，也有了在社会上引起重视的科研成果。对于严肃考试纪律，杜绝考试作弊，更是铁面无私。良好的教风、学风在形成。在这些方面我们敢和兄弟院校比高低，首先在精神上富有起来。
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工会的工作十分活跃。以校为家，校荣我荣，校耻我耻，为学校振兴贡献力量的思想又渐渐在教工中恢复、发扬光大。争先创优受人尊敬，义务劳动形成风气。春节过后，为给返校的学生一个好的影响，我带领教师打扫教学楼，天寒地冻，一些老教授自己拿了脸盆子，用凉水擦拭教室的桌椅，令人感动。图书馆搬家，书记、院长带头，全校教职工参加，没用一个临时工，三天完成任务，馆长还伤了腰。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于全，组织大家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制定了各类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我们的学生工作走在了前边，在 1995 年秋季烟台市举行的大中专院校学生队列表演中，我校学生一举夺魁。整齐的队列行进在大街上，口号声响彻云霄，使烟台市的领导和群众对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刮目相看。
大刀阔斧地拼了一年，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进，“黄牌”被摘掉了，更重要的是师生的精神面貌在变，教工有了信心，学生斗志昂扬，领导也提高了威信，学校渐渐走出了低谷。1996 年新任党委书记曲建新上任后，又和大家一同奋斗。
这时，我了解到国家教委正在学习德国和加拿大的职教模式，大力发展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这对于我们这样一所小而弱的大学来说，未必不是一条出路。学校组织了几个教学骨干，到北京几所高职院校考察，大家都看到了这种教育模式在我国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在国家教委职教司的支持下，我们雷厉风行，立即让裴院长带队到加拿大辛力嘉学院考察，并签订了引进加方教学模式，共同制定教学计划，使用加方教材，加方派专业教师来校任教并协助培训我校教师，共同培养学生，发给毕业生两国共同承认的学历证书的联合办学协议。学校很快招收了第一届学生。辛力嘉学院的董事会主席亲自来校参加了“中加高等应用技术学院”的挂牌仪式。这种实质性的联合办学，在我国煤炭系统是首家，在山东省也是走在前边的。我们的行动之快，连国家教委职教司的领导都感到吃惊。兄弟院校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办外事也是很节省的，领导班子中只有我和裴院长为签协议去了一次加拿大，礼品是从批发市场买的。我和三个教师那次出国，只拿出了一天时间到白求恩的故乡等地看了一下，其余的时间都在他们的 9个校区中考察、学习。
接受国家教委的“合格评价”，是摆在学校面前最艰巨的任务。煤炭部教育司的领导明白，由于先天不足、硬件太差，眼下也没有资金支持我们，他们担心过关不易。我倒是很有信心，学校评价我组织过多次，硬件差我们可以在软件上补，我相信学校的师生。我们反复地做了动员，明确地告诉全校师生，这次评价能否达标，不仅关乎学校的命运，也与大家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我们把指标详细分解，做到从校领导，到教师、工人、学生，人人有责任，个个有任务。以评价指标为标准，缺什么补什么，谁缺谁补。首先要求在涉及校领导的“领导作风”“人文环境”等指标必须达到A级标准。经费不多是客观的，用在教学上多大比例是主观的。硬件不足有客观原因，努力不到是主观表现。学校形成了千钧重担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为评价做贡献光荣、拖评价后腿可耻的热火朝天的局面。一时间，全校师生摩拳擦掌为评价取得好成绩而共同奋斗。我们还组织骨干到刚通过评价的莱阳农学院学习，聘请外校有评价经验的同志来校帮助筹建展室。在 1997 年上半年组织的初评中，专家组为学校领导视学校存亡为己任，全校师生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一致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学校做了最大努力，给了我们比条件好的老学校还高的评分。
我到了退休年龄，身体也实在支持不下去了。神经官能症和房颤都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以身殉职”似无必要，年轻人比我的条件好得多，我给省、部领导写了报告，要求按时退休。1997 年 9 月，来了接替我的年轻院长，我如释重负，11 月学校通过了评价。时过不久，学校遇到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在一届届新领导的带领下，学校飞速发展，欣欣向荣，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对此无比兴奋。想想昔日的艰难困苦，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希望今天在校的师生，不要忘记学校还有这样一段历史，更不要丢掉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革命精神。
回顾历史，那些艰难的岁月虽然过得轰轰烈烈，可是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全校教工跟着我过了苦日子，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回报；相反，有些人的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特别是为了引进新教师，按当时烟台市关于房改的政策，收回了几户不合理的住房；另外在干部的提拔、家庭的照顾、待遇的提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我。可是，当时之所以那样做，有它具体的历史原因，并非有什么私利。
（本文发表于《山东工商学院报》2010 年 12 月 31 日第 45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