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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湛江地方组织，领导湛江人民在摧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努力，使湛江人民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而且在政治上彻底改变了受奴役的地位，是人民真正翻身作主的历史文证。
1．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人民（解放）政府，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7 年春，广东南路掀起了大搞武装斗争的高潮，为配合斗争的需要，遂溪、海康、廉江、吴川等县分别建立了人民解放政府，中共粤桂边地委任命了各县的县长。这些政府在领导人民开展“二五”减租和清算恶霸地主罪恶、征收税款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主要是大造声势，挂大招牌恐吓敌人，各县政府只有一个挂名的县长，没有机构，实际上难以开展人民政府的工作。1949 年春，解放战争已在粤桂边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控制了大部分的农村乡镇，为了更好地发动人民群众闹翻身，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湛江的遂溪、廉江、海康、吴川、徐闻均在各县的游击区成立了人民政府，很多区乡也建立了人民政府。在粤桂南地区（含廉江、化县、吴川、梅茂及广西玉林五属等地）和雷州地区（含遂溪、海康、徐闻和湛江市）还成立了人民行政督导处。1949 年 12 月结束粤桂边区党委成立南路地委的同时，成立了南路专员公署，作为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同南路地委一起迁往湛江市办公。这时期的人民政权组织已比较健全，县人民政府均设有整套的工作机构，在实现、维护人民利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各县人民政府在本县解放后直接搬进县城办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并在思想上、政治上、干部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2．军管会的建立实现了从国民党独裁政权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前湛江市是南路、粤桂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不可能建立市人民政权。1949 年 12 月 19 日湛江市解放，人民解放军开进湛江市。次日，即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湛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军管会由中共南路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路军分区政委刘田夫任主任，南路军分区司令员邬强和原中共雷州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二支队政委沈斌任副主任。军管会全面接收了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和物资以及帝国主义、反动官僚在湛的财产，并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湛江市起步走向繁荣。军管会主持成立了湛江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推选了会议的代表，为这届会议的召开和首届市人民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使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夙愿。1950 年 2 月下旬，湛江市军管会接管工作基本完成，按华南分局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决定召开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筹备委员会，随即在党派、部队、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妇女、教师、工商、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中推选出代表约 200 人，在《南路人民报》上公布了名单。3 月 10 日，湛江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赤坎隆重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军管会和市公安局的报告，确定了湛江市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部署。此时，各县也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一次真正体现湛江人民当家作主的会议：会议代表具有广泛性；审议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会）和公安局的工作；共商克服湛江困难、振兴湛江的大计；代表们带着群众的意见积极向政权机关提案；成立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协商委员会。会议使人民行使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团结民主的气氛非常浓厚。至 1954 年 6 月止，湛江市已召开了十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县也召开了多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4．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为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政治保证。1954 年 6 月，在完成基层选举人民代表工作之后，湛江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市长，决定了市政府工作机构和人员。六七月间，湛江各县也普遍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充分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上下实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1．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如湛江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比例是：部队代表（当时驻湛部队较多）8％，军管会代表 8％，党派代表5％，工人代表13％，农民代表12％，学生代表6％，青年代表5％，妇女代表 5％，文化界代表 5％，教师代表 3％，宗教代表 1％，市民代表9％，还有一些特邀的其他代表，体现了代表的广泛性。此届会议产生的协商委员会 21 名委员中，非党人士占了 7 个。
第二届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党外工商界人士蔡挺生担任了副主席。解放初期民主人士彭中英还担任了广东省人民法院高雷分院的副院长。湛江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后彭中英、蔡挺生先后担任湛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中英后来还担任了湛江专员公署副专员。
由党外人士出任人民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性质。
当时南路（高雷）地委、湛江市委主要领导同志都是重视、乐意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如刚解放进入湛江市时，中共南路地委书记、湛江市军管会主任刘田夫就与私营工商界知名人士蔡挺生交上了朋友，倾听他对恢复发展生产的意见。蔡挺生在他的教育下，带动工商界人士积极认购公债，捐款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蔡挺生后任第一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委员、第二届筹委副主席、工商联主委、湛江市副市长等职。王茀川是新中国成立前对革命有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刘田夫和中共湛江市委书记、市长方华都跟他是朋友，刚进城时刘田夫就与王茀川接触，见面时总向他问候，征询他对军管会工作的意见，湛江市开大会时总是请他上坐。刘田夫亲自登门请他出任市二中的校长，后又请他任市教育局长。方华亲自给他定工薪为每月大米 440 斤（当时是很高的了）
，湛江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王任筹委委员，合影时，刘、方让他坐在中间。王被选为首届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准备赴京参会时刘田夫特为他写信，介绍他去会见叶剑英和聂荣臻，他受到两位老帅的热情接待。
2．重视基层政权建设。基层政权是整个政权架构的基础。解放初期，湛江党组织将基层政权建设作为基层工作的中心环节来抓。湛江人民政权是在推翻整个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不因政权的交替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刚解放的时候，各地很多地方仍然使用了一些原来的保、甲长为新政权服务，但湛江一解放就立即建立了基层的人民政权。如湛江市军管会一成立，马上在各区建立了行政办事处，接管了原国民党的区政权。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将区行政办事处改为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后又成立区人民政府，正式建立了区一级的人民政权组织。乡一级最初是行政村，设村长，后也改为乡人民政府。当时南路地委和湛江市委还十分重视基层政权干部的培养，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结合土改进行，将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结合民主改革进行。在土改中物色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又放回斗争中去锻炼考验，培养农村基层政权的骨干。市区街道政权建设也在城市开展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培养骨干，锻炼干部。这样使得基层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贫雇农积极分子的手里。
3．广泛发动群众，燃起他们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热情。解放不久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广大群众普遍被发动起来，认识了人民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是自己的政府”，纷纷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让代表转达自己给政府的意见，关心、支持政府的工作。通过普选第一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对宪法草案的学习讨论，群众更加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管理国家政权的最好形式。群众非常认真地选出自己的代表并积极向大会提案，也敢于批评政府工作人员的错误，显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风貌。这同国民党统治时期“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坚持民生为本。新中国成立前的湛江，由于受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积贫聚弱，人民长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据统计，湛江（含现辖的县、市、区）1949 年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大约只有 5.6 元，消费支出 5.78 元，每一就业者至少需拉扯 8 ～9 人的生活赡养，
入不敷出，食不足以养生，衣不足以御寒，居则陋且隘。刚解放，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就把改善民生放在执政施政实践的第一位。吃饭问题是重中之重。如刚解放时南路旱灾严重，湛江农民面临春荒。军管会和各县人民政府通过发动群众进行副业生产、贷款或以工代赈、鼓励种早熟的农作物等方法，有效地帮助农民度过了灾荒。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解放初期，湛江各级人民政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面。1949 年底市失业约有 7000 多人，1950 年底就减少至 2386 人，
以后再逐年减少，失业率大大降低。卫生、子弟受教育是群众切身利益所在，是民生的重大问题。湛江各级人民政府致力解决这两大问题。刚解放不久，军管会就发动群众开展大清洁运动，全体干部与群众一起上街打扫卫生清理沟渠。针对当时疫情流行的情况，党和人民政府发起了春季种痘运动。在中央、省卫生部门的帮助下，基本扑灭了在湛江流行比较严重的鼠疫，安定了民心。人民政府还积极增建、扩建医院、卫生院。使这两院由 1949 年的 8 间、床位 175 张发展到 1957 年的 49 间、床位1244 张。积极增建、扩建了一批中学和中专学校。1949 年到 1957 年，普通中学由 25 间、在校学生 5033 人增加至 84 间、1.98 万人；中专在校生由730 人增加至 1270 人。
群众看病难、读书难问题大大缓解。经过几年的奋斗，全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49 年到 1957 年，市区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7.32 元增加到167.2 元；农民的年人均购买力由1949年的 15.8 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40.4 元。
2．建立经济基础。湛江一解放，军管会就接收汉奸、日伪、帝国主义、反动官僚政客的一切公逆财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国营企业。首先接收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及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广东银行、合作金库等驻湛金融机构，建起了中国人民银行湛江支行，使人民政权掌握了全市以至整个南路的经济命脉，在后来打击金融投机、平抑物价、发行公债、支援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是接收了一批工厂企业，如法国东洋电灯公司、美国美孚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国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及雷州盐场、梅菉麻包厂等，建立起了国营企业。还没收了私人资本主义内部的官僚资本部分充作公股，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私股合作经营，建起公私合营的工厂，如西营碾米厂、新光织布厂、建设旧胶辘厂、大众旧胶辘厂等。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的建立，对恢复生产，安排就业，扶持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再次是接管没收了反动官僚在湛的一批房产、商号、酒店。以这些为资本加上省人民政府从广州调来的物资和资金，组建了国营南路区贸易公司，随后又建立了南路公司属下的纱布、粮食、百货、土产、盐业、石油等专业分公司及各县分公司。贸易公司在平抑物价、保障城市供给、沟通城乡贸易关系、调剂生活、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粮食、纱布、煤油、食盐等物品基本上由贸易公司供应。没收帝国主义、反动官僚的资产归国家所有，就基本上铲除了湛江经济生活中的腐败势力。由于国营企业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发挥的作用，确定了他们在湛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为恢复湛江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其他事业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农村，则完成了土地改革。湛江土改从 1950 年起，经过了宣传发动群众斗地主，减租退押和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分配土地财产及复查发证三个阶段，到 1952 年基本结束。据当时湛江市郊区统计，在土改中共征收了土地 4.84 万亩，农具 3.19 万件，房屋 2.43 万间，耕牛 2047 头，粮食174.5 万公斤，有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 1.46 万户，5.55 万人分得了以上这些生产和生活资料
。土改从根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摧毁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 100 多万湛江农民从世世代代的深重苦难中被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土改还密切了工农联盟，割断了农村封建势力与私营工商业的联系，迫使私营工商业接受人民政府及国营企业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限制措施。
3．恢复国民经济。工业方面，人民政府对没收的工厂及公私合营的工厂投资进行了改造扩建。如电灯公司，国家接管后不久即投资扩建成发电厂，使发电量增加 2 倍多，
解决了全市区工业生产和生活用电。还建立了火柴厂、机修厂、粮食加工厂、砖瓦厂等国营工厂。商业方面，人民政府大力沟通湛江市与各地的贸易关系，保障人民供应。南路专署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于 1951 年 3 月和 6 月两次组织工商业观光团到广西、海南等地参观访问，签订了一批贸易协议，恢复发展了湛江市及南路各县与广西、海南的贸易关系，还组织了一支供销队伍，将沿海各县盐场的盐不断运到内地销售。1951 年 4 月、9 月、12 月和次年 9 月先后 4 次召开了物资交流会，其中两次成交额超过 100 万元，一次高达 220 万元
，满足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搞活了流通，活跃了市场。南路贸易公司每年都往各地采购大批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市场。人民政府还通过调整公私关系（如国营贸易公司适当帮助私企解决原料，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人民银行调低利息增加贷款发放，税务机关尽可能降低或减免一些企业税款，国营贸易公司缩减一些零售商店等）、劳资关系（按照“劳资两利”的原则制定劳资合同协商解决劳资矛盾）、产销关系（力求做到全区产销平衡，以销促产），扶持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广大乡村，则掀起了公路和水利建设高潮。1950 年，为了支援前线，人民政府动员了数十万的民工，开赴各地赶修公路，架设桥梁，几个月内就修筑了数十条总长达数百公里的公路，
使湛江往各地的公路四通八达，畅通无阻。水利建设主要是修筑堤围，以解决当前急需解决的风洪潮灾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人民政府发动广大农民并投入一定的资金，修建了海康南北堤、锦江中堤及安铺南北堤和郊区多年失修的海堤。之后，又大力推行“一村一塘”运动，组织广大农民打井挖塘、建陂蓄水、开渠引水，修建了一批小型水库与山塘，逐渐缓解了全区的干旱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湛江的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这不仅修复了经济之厦的断壁残垣，梳理了零乱不堪的经济脉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4．稳定金融物价。针对湛江解放初期交易多用外币旧银元，金融市场混乱，物价动荡的情况，人民政府颁布了禁止金银外币旧银元流通的布告，并采取严厉措施，对私人银钱业进行登记清理，出动军警扫除了一批违法作案的地下钱庄、银钱找换经纪行、街边摊“剃刀门楣”，逮捕了这些摊店的不法分子 70 余人
。市人民银行及各地人民银行又积极推行人民币下乡，组织干部下乡宣传人民币，收兑旧银元，基本上把农村的金银旧币收兑过来。人民币占领了城乡流通阵地，金融市场走向正常。在物价风涨起时，国营贸易公司及所属的公司、各县分公司分别用货存和到外地组织货源依照原价大量抛售的办法，结果很快得到平息。人民政府还按中央的部署统一财政开支管理，订出了财政支出的制度和财经纪律，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统一征税范围和税率标准，统一米价的折款比率，制发统一收据等措施。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进行了党政军机关部队整编，整编后专署及所属县机关人数为 8659 人，乡村干部为 3904 人，比整编前减少了一半。
这些工作的开展，扭转了全区全市财政困难的局面，对稳定市场物价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5．荡涤污泥浊水。首先清除黄赌毒。军管会成立时，就发布了禁赌禁烟、取缔娼妓的布告。但解放之初，一些人藐视军管会法令，烟、赌、嫖风依然较烈，尤其是赌博。军管会打击赌博实行了先劝后禁、分别对待的方针，先出布告，连劝两天，但仍有部分赌档不收敛，警备区、公安局才出动扫荡，前后查禁了赌馆几十间，捉拿赌徒 200 余人，分别给予馆主和赌徒教育处罚，严重的扫街示众，赌风因此大降。经过打击赌档及公安局禁烟布告发出后，很多烟馆转入地下，所以公安局在禁烟方面实行个别拘捕、没收烟具的办法。发现有人去烟馆，即拘留，查禁烟馆，没收烟馆烟具予以焚毁。先后查禁了烟馆 60 余个，烟风也有所收敛。对娼妓则实行取缔，扫荡“红楼”一条街，将她们集中起来检查医病，一些屡教不改转入地下的，一经发现即实行劳动管制，并对嫖客实行教育处罚。这样娼妓也基本清除。
其次是肃特锄奸。公安机关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掌握的敌特活动与敌特潜伏的资料，运用打进敌内部的办法及秘密侦察与公开调查相结合的手段，并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侦破了大批敌特案件，挖出了一批特务分子。又根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将一些主动交代、愿戴罪立功的人放回敌特组织，让他们向我们提供情报，并分化瓦解敌人。对一批证据确凿的特务土匪进行逮捕，至 1950 年 3 月共逮捕了 150 多人，收缴长枪 175 枝、轻重机枪 7 挺、手枪 87 只、手提机枪 7挺及其他武器弹药炸弹一批，破获秘密电台案 4 起，缴获收发播机 13 部。公安局还敦促特务、匪徒、反动道门分子到公安局自首。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很多匪特来自首，表示要悔过自新。这样基本肃清了匪患
。再次是扫除封建势力。解放初，湛江的把头、打头、黑社会头子组成的封建反动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横行霸道，进行各种超经济的剥削，有的还和暗藏的特务相勾结，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些势力还破坏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如码头搬运的把头，随意提高运费强行搬运，一方面剥削了工人，一方面剥削了私营工商业者；一些把头在工厂把持一切，一面压制工人，一面欺骗资方，挑拨双方关系，还阴谋破坏工厂，他们以势来强迫工人为他们劳动，野蛮获取利润，甚至敲诈勒索。湛江市在城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共打击了土匪、特务、把头、反动党团、反动道门首要分子 201 人
，摧毁了封建把头在一些单位的统治或变相统治，保护了正当的工商业的发展。经过打击敌人的猖獗活动和嚣张气焰，湛江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党的执政基础是指党的执政地位赖以巩固的基本条件。它包括政治、经济、阶级阶层、思想文化、组织等各个方面。一般来说，党所拥有或可支配利用的这些社会资源越多，党的执政基础就越巩固，反之，则越脆弱。解放初期，湛江党组织执政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人民政权比较薄弱。党组织通过人民政权这个有效载体执政为民，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断扩大了上述资源的拥有量，夯实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从中也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1．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作为执政施政的根本出发点，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人的“生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舞台，又是一切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所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的生命、生存、生活，才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湛江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执政施政实践的第一位。刚解放时就解决群众的饥荒问题，后又不断解决群众医疗卫生问题，失业问题，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进而再解决了群众的安全环境问题，市场供应问题，文化娱乐等问题，逐步实现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公正公平，人民生活水平一步步提高。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感受到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从而信赖共产党，“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当时以至后来人民群众长时期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要视人民为衣食父母，而不是当官做老爷；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而不能骑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干群之间不是猫鼠关系，而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可喜的是，湛江当时大多数党的干部都保持了战争年代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如土改时广大干部与农民“三同”、扎根串联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喜爱和拥护。湛江党组织在执政初期，致力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生质量，并将群众视为衣食父母，保持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所以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执政的认同感，巩固了党组织执政的群众基础。
2．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施政的首要任务，不断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巩固党执政的物质基础。共产党执政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使其他工作的开展有好的基础。解放初期，湛江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起步了现代化的建设。几年来，在湛江建起了一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修筑了数百公里的城乡公路，修筑了沿海、沿江的防护大堤，建设了一批水利设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后又在中央及广东省的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港口、铁路建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初几年，湛江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正确地处理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几年中湛江也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如“三反”、抗美援朝、土改、思想改造、反右等，但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生产建设从没有削弱和停止，因而使国民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另外，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改、痛击投机奸商、稳定市场物价、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公私关系、开展城镇民主改革、实行三大改造等，建立湛江新的经济秩序，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湛江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49 年～ 1957 年，湛江市（现辖区域） GDP由 1.22亿元增加至 3.24 亿元，年均递增 10.9％（按不变价计算，下同）；人均GDP由 59 元增至 129 元，年均递增 10.3％；工业总产值由 1949 年的 1169万元上升到 1957 年的 1.03 亿元，年均增长 30.2％，农业总产值由 1949 年的 1.23 亿元增加到 1957 年的 2.48 亿元，年均增长 8.2％。
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成了党组织执政的物质基础，也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3．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团结人民、激励人民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才能巩固党执政的精神和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湛江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
的指示，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将推进先进文化发展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首先成功地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的文化基础进行了改造清理。如湛江市刚解放，军管会就颁布并实施了禁赌禁吹取缔娼妓的布告，公布了电影戏剧音乐审查暂行办法，严禁以反动、黄色内容的文化来毒害人民，查禁了一批违反禁令的娱乐场所和不合规定的影片。军管会还发出了学校教育改进的意见，取消了原教材的反动内容，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利用寒假举办了教师学习班。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基本扫除了旧社会的陈规陋习，荡涤了嫖赌吹等丑恶现象，清除了反动封建黄色的文化流毒，人民精神为之一振，社会风尚为之一新，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其次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把“积极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扫除文盲，克服我国农村文化落后状况”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抓好的要求，结合土改在各地普遍开办了冬学和各种形式的识字班，大力扫除文盲。扫盲工作使翻身作主的湛江人民在告别贫困的同时也逐渐脱离了愚昧的状态。这些活动，或许不像经济活动那样广泛触动湛江人，但它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波澜对湛江文化格局的重组，对湛江文化脉向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湛江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花大力气进行文化建设，建起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国营剧团等文化设施和文化机构，组建培育了一支过得硬的文艺队伍，开展了送戏下乡下厂等群众性文艺活动，大力鼓励新民歌、新戏剧、新小说等文艺创作，营造了一种通过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文化科学发展的氛围，湛江先进文化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活动促进了湛江建国后第一个文化发展高潮的到来：戏剧曲艺百花竞放，小说散文争艳斗妍，人民业余文化生活有声有色。这些以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指向的文化创造和建设，成了高扬社会主义精神价值观的载体与渠道，成了湛江党组织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体现，也巩固了党执政的理念和思想基础。
4．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把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依法执政，才能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共产党执政，就是要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湛江解放后，各地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人民享受了从来没有过的民主，之后建立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为党组织依法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湛江市区，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为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渠道，为人民群众监督党组织和政府创造了条件。短短几年就使湛江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党组织执政的政治基础就这样得到了巩固。但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解放初期也有教训，主要是还是强调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导致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等弊端。在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方面也没有搞好，人民的民主权利有时还受到侵犯。党组织和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来实施领导，依法执政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还没有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党组织执政的政治基础。
5．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必须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执政施政的重要内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才能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组织领导湛江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驱逐了帝国主义列强，结束了内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为在湛江构建和谐社会也作了不懈的努力，如开展清匪反霸，为人民营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进行土改，摧毁了几千年来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使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私营、个体几种经济都能得到较快发展；开展城市民主改革，打击了敲诈勒索的封建把头势力的猖獗活动；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在市场上与投机势力作斗争，稳定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按照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其他关系，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人际关系，调动了积极因素；进行了美化、绿化城乡的活动，建造了一道南国“花园城市”的亮丽风景……尤其是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这些构建和谐社会的举措，巩固了党组织执政的社会基础。党组织在解放初期也犯了一些错误，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的现象。如在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等运动中，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干部、知识分子及与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伤害了他们对党的感情；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中未能重视环境的保护，以致破坏了生态，浪费了资源。这些行为，对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产生了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