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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Failure”中国英语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翻译和理解不太统一。黄次栋（1984）称之为“语用错误”，何自然（1986）称之为“语用失误”，王宗炎（1988）称之为“语用误差”。我们倾向于“语用失误”，而且我国学界目前基本上确认了“语用失误”的称谓地位。
这一概念最早是Jenny Thomas于 1982 年在兰开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时在她的导师Christopher Candlin和Geoffrey Leech共同指导下撰写的题为Pragmatic Failure的硕士论文上出现。次年，她把论文的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并发表在《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第四卷第二期杂志上，这就是后来被学界大量引用的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一文。Thomas，J.（1983：91）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明确界定了什么是“语用失误”，还借用了Leech（1983）关于普通语用学包括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和社交语用学（sociopragamatics）两个分支的框架把“语用失误”区分为两大类，即“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sociopragmatic failure”。何自然（1986）分别将它们译成“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并把这种分类法称为语用失误“二分说”。从此，语用失误研究成为跨文化语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大量引用”的程度到底怎样？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用google进行了搜索，发现符合“语用失误”的结果约 50.2 万项；符合“pragmatic failure”的结果约 221.8 万项。这说明在全球认可“pragmatic failure”这种说法的人士很多，但经过浏览发现重复的内容很多，为了了解其中的学术性地位，我们对目前中国最大的学术期刊网——中国知网（www.cnki.net）进行搜索，其中以“语用失误”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 943 项，其中包括硕士论文中的151 项，博士论文 0 项；以“pragmatic failure”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为 931条，其中包括硕士论文中的 152 项，博士论文 0 项 ④ 。说明至今没有学者以“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为关键词作为博士论文。这也是笔者 2007 年夏天与俞东明教授交谈后，本课题为什么一直坚持以“语用失误”为标题中心词来研究的原因。
另外，在Google网站所搜索出来有关“语用失误”或“pragmatic failure”的词条中我们分别对各自前 30 项符合的结果（每项词条 10 个网页，共计 600个网页）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的现象，即：符合“语用失误”的结果 300 项都是中文写的是无可非议的，可是符合“pragmatic failure”的词条中居然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中文写的，其中的词条要么是含有“pragmatic failure”中英文题目，要么是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中英文摘要，要么是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中英文关键词。这样的词条估计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最后我们把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二的相关词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网页中主要提到“pragmatic failure”或“failure from pragmatic approach”类似的短语，真正含有“pragmatic failure”标题的国外文章只有 18 篇（含Thomas J.本人的文章），而且这 18 篇标题或主题上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外国文章都在前 15 项词条的 150 个网站中发现，后 150 个网站没有发现类似文献 ⑤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符合“pragmatic failure”220 多万项的结果里应该中国人写的占绝对多数，换句话说这个热门的语言现象在中国比较热。以下两个研究结果还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推断：
第一，经搜索发现国外大型网站http://www.cheathouse.com/共收集100，000 多篇学术论文，而以关键词“pragmatic failure”搜到的文章 92 篇，其中与语言学习相关的 18 篇，而标题或主题中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文章只有 1 篇。另一个国外大型网站http://www.accessmylibrary.com /coms2/summary＿ 0286 －32253685＿ ITM共收录 3，353，065 篇学术文章，可是标题或主题中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文章也只有 1 篇 ⑥ 。
第二，经过我们调查发现从德国移民澳大利亚的学者Gabriela Pohl于2004 年在年刊杂志SLLT上所发表的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一文里参考了 20 个文献，除“Thomas J.（1983）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4（2），91 ～ 112.”这一条文献外，再没见到其他任何文献标题或主题中含有“pragmatic failure”的文献。韩国Chung-Ang大学学者Eun-Sook Jeong（2006）在Overcoming Pragmatic Failure一文中、日本学者Megumi Kawate-Mierzejewska（2003）在What is the Relevance of Sociopragmatic Failure to Language Teaching？文章中的参考文献里都只有Thomas（1983）的文献；美国学者Peter Dash在 2004 年写的文章“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A Definitional Analysis with Implications for Classroom Teaching”里面的 24 个参考文献中，同样也只有Thomas（1983）这一文献，而且这些都是来自新世纪的相关文章。最后我们把 18 篇国外的文章都看完，发现参考文献中标题带有“Pragmatic Failure（s）”几乎都只有Thomas （1983）的文章。让我们感到更奇怪的是，最近在我国出现的第一本标题上有“语用失误”的专著中，在多达 6 页的参考书目里居然也只有Thomas （1983）所著的这一国外文献，当然标题中含有“语用失误”的中文参考文献不少（唐红芳，2007：250 ～ 255），等等。此类现象举不胜举。
以上说明Thomas （1983）关于“语用失误”一文被大量引用不假。但应该看到，如果以国家为单位作为考察对象，那么从前面的研究与分析看，的确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在引用和研究，再具体一点，应该是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或对外汉语教学者在大量引用和研究，因为我们从中国知网查阅的 943 篇标题与“语用失误”相关的文章中，真正与中文学者相关的只有 1 篇，即：王克（1994）的“论壮族人语用失误的文化背景”一文 ④ 。可能是我国的中文学者对这一概念称法不一，比如据我们查阅所知：邵敬敏（1993）、姜美玉（2001）称“口误”，李大忠（1999）称“偏误”等，虽不作一一列举，但数量并不是很多，进一步说明“语用失误”的称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