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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已经肯定“语言”与“言语”是有区别的，也绝不是一字颠倒的问题。可是本研究到底界定为“语言交际”还是“言语交际”一直举棋不定。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发现三种情况：一是主张“语言（非语言）交际”；二是主张“言语（非言语）交际”；三是模糊主张，二者兼有。我们通过对中国知网（www.cnki.net）以“关键词”为搜索条件发现符合“语言（非言语）交际”的结果共 868 项，而符合“言语（非言语）交际”的结果共 879 项 ① 。说明持第一和第二两种观点的学者基本相等。另外通过对google的搜索发现符合“语言交际”的结果约 34.6 万项，符合“非语言交际”的结果约 31.1 万项，符合“言语交际”的结果约 25.7 万项，符合“非言语交际”的结果约 9.47 万项。这样就可以推算出符合“语言（非语言）交际”的结果共 65.7 万项，而符合“言语（非言语）交际”的结果共35.17 万项 ② 。从统计结果看，虽然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数几乎是第二种的两倍，但每种观点的人数都不少。另外有意思的是，我们从中国期刊网搜索出来的结果中对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的文献各随机地抽出 30 篇 ③ 。仔细阅读发现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约有 30％（30 篇中占 9 篇）在叙述过程中观点模糊，时而不时两种观点兼而有之；而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有 16.67％（30 篇中占 5 篇）在叙述过程中观点模糊，偶尔两种观点兼而有之。从而我们可以计算出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也占到 23.33％（60 篇中占 14 篇）。上述表明持每种主张的学者都不少。但是三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来自英语“verbal（nonverbal）communication”。
从时间的先后为序，我们研究发现其中持第一种主张“语言（非语言）交际”观的学者还真不少。其中代表有：黄绍筠（1981），邹科（1985），鲁夫（1987），田贵森（1989），谢之君（1995），戴红霞（1998），方珍珠（1992），武力宏（1996），毕继万（1999），黄华新（1999），张德禄（1998），王鹏（1999），康家珑（2000），贾志高（2000），张岳健（2001），王春娣、纪雪梅（2001），黄春华（2002），王杰义（2003），李树刚（2004），王芳（2006），王丽萍（2008），周幼华（2008），等。
持第二种主张“言语（非言语）交际”观的学者有：何自然（1985），罗世农（1989），杨全良（1990），潘自由（1990），刘锟龄（1991），许世茂（1992），陆俭明（1994），陈新仁（1994），鲁金华（1995），俞东明（1996），姚亚平（1986），赵爱国（1997），楚军（2000），谭弘剑（2001），孙汝建（2002），陈黎红（2004），王爱民（2004），廖巧云（2005），李强云（2006），田华、宋秀莲（2007），周芬芳（2006），徐海艳（2006），张明明（2006），郭荣梅（2008），等。
持第三种模糊主张的，即两种交际观兼而有之的学者有：王小明（1988），余力（1991），申小龙（1991），华先发（1997），李杰群（2002），戈玲玲（2002），郑敏（2002），孙云梅、倪静（2006），张巨文、赵玉敏（2005），石瑶（2006），唐红芳（2007），李菁（2007），朱永君（2007），等。
对于主张第三种交际观的现象我们想举例说明一下。比如戈玲玲（2002）在《教学语用学》中指出“非对等式称呼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所使用的呼语不同，如地位不同的人之间使用不同的呼语，这种差异反映出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关系”（第 52 页）。“对很多外语学习者而言，特别是高校学生们，存在着这样一些现象：想开口与操本族语的人交谈时，一怕犯语法错误，二怕听不懂，三怕不知如何回答；也有一些人学习积极性很高，也不怕犯错误，但说来说去总觉得语言交际不顺畅（第 70 页）。”又如“……假话自然会被识破，语言交际也会受阻。违反质量准则，那就是在说慌，是一种道德上的冒犯。要告诫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言语交际中不要说假话，不要说没有证据的话（第 72 页）。”等等，我们发现她在 20 页的叙述中两种交际观毫无规律地表达和使用。我们再看看多年开设有关“非言语交际文化”课程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李杰群教授 2002 年编著的《非言语交际概念》更有意思。从书名以及他在书中第 104 页首次引用毕继万（1991）的译著《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时，故意说成《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他一定是一位特别主张第一种“言语交际”观的学者。可是仔细阅读原著方知两种交际观模糊使用毫无规律的情形比比都是。又比如唐红芳（2007：10）指出：“Canale和Swain则将语言交际能力定义为成功地运用语言知识实现交际目的的能力。而Widdowson则认为语言交际能力指一个人总结语言知识和按照约定俗称的规约运用这种语言知识的能力”。“所谓语用失误，在Thomas看来，是指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没有达到完满的佳绩效果的差错。”唐红芳也是在翻译verbal communication概念时，两种交际观常常交替使用。再看看张巨文和赵玉敏（2005）在同一页所指出的“交际者用身体语言与交际对象保持一定的联系，从而使语言交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第 104 页）。”“……语言交际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心理，就是通过相关的知识来认知事物，即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相关联，这是关联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第 104 页）。”“……关联理论从认知角度把握住了语言交际的实质，为话语理解和研究语言交际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第 104 页）。”“……关联理论对于言语交际的解释力在于把言语交际看做是依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推理的过程”（第104 页）。李菁（2007）在她的硕士论文里也如此叙述到：“关联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原则的基础上，即人类在语言交际中总是希望以最小的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第 25 页）。“言语交际是一个涉及言语动机、言语环境、话语建构、话语理解、话语角色、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完整的活动”（第28 页）。“在言语交际中，表达者“交际目的—话语形式”和接受者“话语形式—解释话语’，过程中的“选择语境因素”是否相同是言语交际是否成功的关键，而影响选择的各种认知因素则是交际主体最需关注”（第 32 页）。“……关联理论虽然不能使交际双方达到绝对精确无误的交际，但它对指导语言交际中的话语表达和理解，尽量减少或避免话语误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 32 页）”等等，类似现象，俯拾皆是。说明持第三种交际观的学者概念模糊，基本上视为等同。换句话说他们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基本不分。那么这与岑运强和石艳华（2007）指出的“有无必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今天明确反对索绪尔区分的人似乎已不多了。”是不是相违背呢？至少我们认为两者是应该区分的，至于是否与岑运强先生的看法相违背，应该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调查。
然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学者在不同时期或是不同文章中持不同的交际观。例如何自然在 1985 年发表的《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一文中一直采用“言语交际”这一主张；可是在 1997 年出版的《语用学与英语学习》著作中却一直采用“语言交际”第二种交际观，例如“……语言交际是交际或交流中的重要手段，语言交际的模式有两种：代码模式（code model）和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过程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何自然，1997：123）。“……传统的交际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者是在交流意义。但对于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把意义分为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和说话人意义这一点却是大家都接受的。听话人（交际对象）感兴趣的当然是说话人（交际者）意义，任何说话人的意义都有明说（explication）和暗含（implication）两个方面。语言交际双方不但要求了解对方的明说，更要互明对方的暗含。遇到明说失误（如出现明显的口误），听话人会忽略说话人的明说失误而一意追求说话人的真正意图”（何自然，1997：127）。这说明持第三种主张的交际观具有模糊性和时期性，从语言模因论（龙翔，2008：158）的角度考虑，第三种交际观不易于后人的正确复制、传播和理解。
综上所述，尽管众说纷纭，通过广泛的学习、对比和研究，我们还是肯定第二种交际观“言语（非言语）交际”的说法更加合理。因为交际是一种活动、是动态的，而“言语（非言语）”强调的也是动态的、具体的一面、工具运用的一面；而“语言（非语言）强调的则是静态的一面、工具的一面。比如说“你为何不说话？”这句话我们常常可以说成“你为何不言语？”而不说“你为何不语言？”特别是歌曲里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著名学者钱冠连（1997：164 ～ 165）甚至把语用学称为“人文网络言语学”。可见，语用学中对“言语”的强调性。再根据Verchueren（1999）提出的语言适应性（adaptability）原理，“言语（非言语）交际”的说法的确更加合乎表达习惯。这里更侧重语言中言语动态的适应性，所以我们最终确定的研究课题为“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交际中语用失误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