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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际研讨会邀请我做主题发言的契机，是因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30 周年”是开办研讨会的宗旨之一。恰巧 30 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正是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有着密切联系的一次旅程。
1978 年 8 月 12 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东京签订，20 世纪两国之间的破碎的关系终于得以修复。6 天后，12 名日本人抵达了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这一行人的胸前都挂着“日本中国报道之友访华团”的名牌。
此行人员，是因中国方面的邀请而组织前来的，他们都是日本世界语者的相关人士。《中国報道》（El Popola Cinio）杂志，创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 1950 年。作为传达新中国形象的媒体，她拥有世界性范围的读者，此次的访华团也是由该刊在日本的读者组成。团长为德田六郎，秘书长由梅田善美担任。访华团于 8 月 18 日到 9 月 1 日的 15 天期间，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并与中国的世界语者进行了反复交流。
此外，此次访华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目的。那就是在战时，在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被赞誉为“国际主义烈士”的日本女性长谷川照，与她被遗留在中国的遗孤的相会。
关于长谷川照，利根光一著的《照的生涯》已经在日本发行，并且以此为素材翻拍成电影（电视中播放），那便是 1980 年中日合作拍摄的《望乡之星》。邓小平题字，栗原小卷担任女主角，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长谷川照在中国，用世界语被称作Verda Majo（绿的五月），或者被称为绿川英子。据了解，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她以“国际主义战士”、“革命烈士”的形象出现，并在哈尔滨的革命纪念馆里设立介绍专柜，制作了她的明信片，甚至被当做京剧的主人公进行描写。我还听说，在中央电视台战后 60 年特辑节目中，她是入选人物之一。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长谷川照女士的生平。她生于 1912年 3 月 7 日，父亲是东京市政府的土木工程师长谷川幸之助，母亲叫阿米，照作为两人的次女而降生。她于东京的女子学校毕业后，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奈良女子大学）学习。根据班里同学的回忆，照是位书痴，图书馆也好学生宿舍也好，总是能看到她念书的身影。在姐姐——长女由纪（音译）的影响下，长谷川照于女高师三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世界语。但却在临近毕业的四年级第二学期里因为思想问题而被勒令退学。当时检举日本共产党员的事件相继出现，以同一种语言将世界连结而问世的世界语，也被看做左翼活动的一部分，因而经常受到审查与限制。
长谷川照被带回东京的家里，从此全身心投入到世界语运动中。1934 年至1936 年，她在杂志上发表用世界语创作的作品，如撰写《日本文学小史》，承担《堤中纳言物语》的世界语翻译工作等。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还要简单地解释一下世界语。世界语是荷兰籍犹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创造的，并于 1887 年公开发表，被称为国际通用语。说到人工语言，我们可能会对其产生枯燥无味，一堆缺乏生活气息的符号等之类的联想。但事实上，将此作为实用性语言，并通过其进行沟通而结婚的人也不在少数。全世界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父母使用世界语，世界语被当做母语传授。
在欧洲被推广使用的世界语，于 1900 年初传到中国与日本。日本文豪二叶亭四迷出版了日本最早的世界语教材《世界语エスペラント（Esperanto）》。在中国，该语言被译作世界语，最先在上海出现普及活动，1908 年建立了专科学校，1920 年成立了上海世界语协会。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于 1921年开设世界语专业，鲁迅（周树人）、其弟周作人、钱玄同三人担任世界语的教授指导。
1939 年 12 月 9 日，世界语者协会在延安设立。毛泽东主席还赠以“世界语作为国际主义的武器，确实是通往革命之路”
的亲笔题词。世界语在中国得到了领导者层面的支持，于 1986 年在北京召开了第 71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来自世界各地近 3000 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与此同时，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 36 国语言进行广播，包括日语在内，自 1963 年开始，每天两次用世界语向全球播送中国的新闻。前面提到的世界语月刊《El Popola Cinio》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并拥有大批读者。
就我自身经历而言，1950 年开始学习世界语，1963 年以世界语为沟通媒介环游世界一周。之后，前面也提到，1978 年初次来到中国，为恢复因战争而中断的中日世界语者的交流略尽了一份绵力。1983 年，被Universala Esperanto －Asocio（世界世界语协会）（本部设在荷兰）选为亚洲地区的代表负责人，到 1989年的 6 年间连任了两届副会长。
介绍过长谷川照的生平及世界语的来龙去脉，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进入正题。
在东京投身于世界语活动的长谷川照，何时、何地、何缘与中国留学生刘仁邂逅并结成连理，对此我们还不太清楚，而照本人也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
中国留学生赴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98 年，到中日关系进入阴暗期的1937 年止，数目约达 6000 人。1920 年到 1930 年期间，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大学、专科学校学习，其中学习世界语的占了相当一部分，而刘仁便是这当中的一位。
刘仁（刘镜环），生于旧满洲辽阳近郊，与弟弟刘维（刘介庸）一起赴日留学。具体时期无法考证，大致在 1935 年前后。从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刘仁是位高个、相貌堂堂的青年，照的母亲曾评价他为人纯良。
根据当时的局势，不难想象长谷川照的家人并不赞成她与一位中国人结婚。尽管如此，1936 年两人还是结婚了。只知道是在秋天，具体日期无法考证。两人只是在健康检查之后拍了结婚纪念照，便算是完成了结婚的仪式。
但两个人并没有住在一起。在翌年的 1937 年初，刘仁离开日本回到上海，长谷川照也在 4 月追随刘仁来到中国。刘仁没有回自己的东北故乡而是去了上海，我猜想与刘仁带着日本籍妻子避走故乡、上海作为当时中国的世界语活动基地是否有着关联呢？而且在 3 个月后的 7 月，日本最终发动了战争。
对于不会说中文的长谷川照来说，世界语向她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9 月，照给日本的世界语者们写了封信。那不仅仅是封单纯的信，也表明了她想要和中国同胞一起生活下去的决心。兹摘录如下：
自己算是什么人呢？如果是有人性和明白事理的人的话，一定会同情中国的吧。……我该做什么呢？……还好，我是个世界语工作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界语让我拥有了点立场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没事，你们尽管可以随便叫我卖国贼。就是这我也不怕。他们侵略其他民族的国土，甚至让无辜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变成难民，让整个世界变成地狱，却依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以和他们是同一民族的人为耻。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决不会与人类进化相对立的。（《中国的胜利将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
长谷川照紧随丈夫刘仁四处迁徙，从上海到香港，移居广东，再至汉口，最后到了重庆。在那儿，她凭着在香港的经验，开始负责国民党对日宣传工作。从重庆广播电台中，突然传出日语地道、口齿伶俐的反战号召，令日本的特高和宪兵大吃一惊，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想揭开这个“卖国”女人的神秘面纱。不久事情查明，1938 年（昭和十三）11 月 1 日，东京都报纸上骤然出现诸如“娇声卖国贼反复以流畅的日语广播辱骂祖国的皇军长谷川照”等过激的言语。
在重庆方面，长谷川照和刘仁通过国际宣传处，疏散遭日军空袭的当地农民，并在那动荡不安的环境下生下了长子刘星。照在 1941 年怀孕中写的《暴风中的星光（Flustr＇el Uragano）》，特别是 1944 年的代表作《战斗在中国（En inioBatalanta）》，已被翻译成中文，并以《在战斗的中国》为书名在重庆出版了。
1945 年，在迎来长期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同时也是拉开中国内战的第一天。后来，照和刘仁带着刘星离开了重庆，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并不清楚。两人以坚强的意志先到上海，然后立即朝着刘仁的故乡——东北继续前行。后来，两人到了比刘仁故乡——辽阳还要靠北的奉天（今长春）。在奉天，他们又生下了长女刘晓兰。一家 4 口继续漂流，不久举家搬迁到佳木斯——他们最终的休憩地。但到佳木斯后，照和刘仁却染上了重病。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证，照在人工流产手术失败后去世。从 25 岁到中国再到 35 岁逝世，照为中日友好架起桥梁的生涯也随之结束。而沉痛于妻子死亡的刘仁，竟然也于 3 个月后离开人世，留下了当时只有 6 岁的刘星和仅 10 个月的刘晓兰。
关于长谷川照死后的情况，很多研究人员都曾试图去破解，但囿于资料十分匮乏，目前尚存许多谜团。1947 年，照和刘仁在佳木斯去世后，他们的 2 个遗孤也杳无音讯了。然而，到了 1977 年 7 月，事情却又有了戏剧性的转机。
某天，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区长突然收到一封以刘星名义写来的信函，后经证实，发信人刘星正是长谷川照和刘仁的长子。那封信在 8 月 15 日转寄给了照的弟弟长谷川弘和其姐姐西村幸子。从那时开始，西村幸子开始和刘星兄妹通信。但在当时，别说日本人去中国，就连中国人到日本访问也是不太可能的。然而，他们肯定谁也没想到，很快他们就可以想见了。
第二年 1978 年 8 月 12 日，好像为他们祝福一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东京签订了。6 天后，我们的“日本中国报导之友的访华团”就飞离了日本。
不用说，这一行人中肯定有西村幸子。就连著名的作家泽地久枝也在其中。泽地小时候曾在旧满洲待过，从以前开始就关注着长谷川照，还写了几个关于她的短篇散文。关于泽地久枝加入代表团，还有一段轶闻。
我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出发前忙于招募成员。预定与我同行的妻子，虽然没有见过泽地，但读过她有关长谷川照的作品，于是一时冲动之下，直接给泽地打电话，邀请她参加代表团。而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的泽地，听妻子说可能可以见到照的遗孤时，当即决定参加。之后才有了 12 名日本人到北京机场之事。
在北京机场焦急地等待见姨妈的，有从四川花 3 天时间赶过去的刘星、从宁夏花 2 天时间赶过去的刘晓兰。兄妹俩为了这一天，提前开始学习日语。哪怕是只言片语，他们也想亲自和姨妈交谈。代表团的日程表也进行了更改——仅限于西村和他们的私人谈话，以及泽地对他们的采访。尽管如此，刘星和刘晓兰还是在两旁紧握住姨妈的手，珍惜每一秒时间和姨妈交谈着。
8 月 19 日，中国方面在北京举办了访华团的欢迎宴会。出席筵席的有胡愈之、叶籁士、叶君健、方善境、张企程、陈原等参加过革命活动的著名文化人士，他们同时也是认识长谷川照的世界语学者。他们向 2 位遗孤讲述了记忆中的照和刘仁。这恐怕是中国首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评价长谷川照的机会。代表团一行抵达上海时，著名国际作家巴金出席了会见。
在北京的筵席上，刘星向大家展示了包中的一块布。那是郭沫若亲笔挥毫书写的、赞美长谷川照国际主义精神的 4 行诗，是刘星须臾不离身携带的父母的唯一信物。
代表团顺利回国后，泽地久枝立即在 1978 年 11 月版的《文艺春秋》上发表了题为《通向长谷川照子的旅行》、长达 23 页的详细报道，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代表团的成功访华及泽地久枝的长篇报导，直接地或间接地促成兄妹俩在第二年实现访日的夙愿。
长谷川照在那个时代投身于中国的抗日运动，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内外因素，但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是她与生俱来的、要将世上的不合理扭正的率直性情，以及通过学习人类创造的世界语而追求世界和平和人类平等的强烈愿望。
我和我妻子以“国际文化工房”之名义，聚集了对长谷川照的生活态度有同感的日本世界语学者，发起 2 次踏寻长谷川照足迹之旅。第一次是在 1994 年 9月，取名“寻访长谷川照足迹之旅”，行程从照到大陆的上海开始，一路直抵她的终焉之地佳木斯。第二次是在 1995 年 9 月，从照他们在重庆的老家开始的。在他们老家墙上设置好纪念牌后，大家还一起渡过长江，途径武汉去了上海他们 2 人住过的房子。如果算上 1978 年和照的遗孤相见的那次的话，我算是拜访了长谷川照 3 次。当然不用说，每次访华都是在中国世界语学者等的帮助下实现的。
现在，我们国际文化工房和王勇教授的团队一起主办了“中国大学生日语作文比赛”。之所以希望通过这么小的事情来加深中日友好往来，是因为我们也是靠世界语结合的夫妻，同时照的生活态度也让我们深有共鸣。
（1）［日］利根光：《テルの生涯》，要文社。
（2）［日］长谷川照著、［日］高杉一郎译：《嵐の中のささやき》，新评论。
（3）［日］林郁：《大河流れゆく―アムール史想行》，朝日新闻社。
（4）［日］泽地久枝：《長谷川テルへの旅》，载《文艺春秋》，1978 年。
（5）“El Popola Cinio（中国報道）”，1978 年。
（6）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世界语协会共同编撰：《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7）侯志平：《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8）张闵凡译：《世界语史》，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