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元代的中日关系非常特殊，不同于隋唐时代有着往来密切的政治关系，也区别于两宋时期交通繁荣的民间往来，元代中日关系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非常复杂。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等建立元朝之后，为了建构天下一统的朝贡体系，通过册封体制来确立国际关系，对日本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元朝对日关系政策可以分为先礼后兵、再礼的三个阶段，元朝高僧一山一宁（1247 ～1317）的出使表明元日关系进入其第三阶段。
在元日交往的第一阶段，元世祖忽必烈三番五次派遣使日本，以示礼遇，要求海东之国日本朝廷来朝贡大元、遵奉正朔。而当时掌握日本实权的幕府武士们非常自信和自大，对内跋扈于天皇朝廷，对外自然表现出狂妄，断然决绝了元朝入贡的要求。
1273 年赵良弼出使日本未获结果而还，致使两国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忽必烈以日本拒绝遣使来元报以觐见之礼（即朝贡之仪确定两国关系），并且听任海盗（即“倭寇”）不断骚扰朝鲜半岛甚至中国沿海，于 1274 年、1281 年两次征伐日本，结果两次出兵先后失败。
元日关系虽然因战争而政治交绝，但元世祖并未因此中断两国的贸易往来，他在准备第三次征伐的同时依然不放弃招降的努力。元朝继续允许日本商船来元朝贸易，一是出于军事上的自信，二是外交上昭示怀柔之策，鼓励日本来朝贡。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元朝廷特意不再派朝廷官员出使日本，了解到日本人“倾乡（向）佛乘”，特别是信仰佛教禅宗，南宋以来幕府首脑经常遣使到宋朝聘请高僧为师的情报之后，决定对日本开展文化外交，“聘有道衲子，劝诱以为附庸”，
使其来元朝称臣并贡献。
至元二十年（弘安六年，1283 年），朝廷派遣普陀山僧愚溪如智及提举王君治招谕日本，如智等中途遭遇暴风雨，未达日本中途返回。次年再派愚溪如智与参政王积翁等诏谕日本，于当年七月到达对马，因船员害怕不想冒险去日本，于是杀害了王积翁，只有如智一人返回。至元二十九年（正应五年，1292 年）再次送诏谕文牒到达日本，愚溪如智显然又是大使。元成宗皇帝给日本的诏书中“向者，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尝遣补陀衲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的表述便是证明
。
忽必烈死后，元成宗即位之后，元日关系发展到第三阶段，其标志是派遣一山一宁出使日本一事。元朝对日本政策改征伐为怀柔，此所谓两国相争，攻城为次，攻心为上，对来元的日本商船管理也颇为宽松。元大德二年（1298 年）夏，恰好有日本商船来元朝明州贸易，元朝给予其正常的接待，并准备再派愚溪随归船出使日本。
但是此时的愚溪如智老病体弱，已经无法继续出任使节，朝廷于是“遴选俊髦，台评凑师”一山一宁。一宁，本胡氏子，1247 年生于浙江台州临海县，幼年出家，先后在育王山、国昌祖印寺、普陀山宝陀寺等处修禅，号“一山”，1293 年愚溪如智再次出使日本之时被如智推荐为普陀寺住持。朝廷一经选定一山，“即敕宣慰使阿答剌相公，遣一省郎，及庆元府判官，僧录司知书，昌国州知州，僧正司知事等，五十余人入寺，出宣慰使手书，及僧录司官书”，授以衣帖并“软语慰劳”，请一山一宁出使日本，“通二国之好。”
其宣慰使手书，根据《中书左丞行浙东道宣慰使记事》所载内容如下：
宝陀堂上一山总统大师，今奉省剳有燕右丞斋擎宣命，宁一山授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又赐锦襕袈裟钞一百疋，随行伴当五名。段子表并斋擎诏书，前来庆元，起发倭船。今令东路并僧录司委官诣请，如达。一山总统就将行，随行伴当五名，即便到城。钦受宣命，赏赐理会。倭船好当，更不别来附此。致意愚溪长老，为祷，并希法照，不备。五月二十有一日修。
元朝廷为何选择一山一宁出使日本？首先是因为一山在中国南方名气很大，显然在日本也颇有名声。其次是一山所在的普陀山不仅是日本商船过往的要道，而且是日本商船归国时候风之地，这从明清时期中国商船赴日本之时在此候风的记载可以推测，并且从元朝国书中“附商舶以行”的言词也可以说明。
日本商船往返中日之间经过普陀山，并选择此岛候风，还因为作为中国佛教圣地普陀山，其开山祖师恰恰又是日本僧惠萼。惠萼是唐末来华的日僧，大中十二年（858 年）从中国五台山请得观音菩萨像准备携回日本，船经过普陀山突然走不动，等搬出佛像，船又可以走了。惠萼猜想，观音菩萨可能是不愿意离开，于是在此地结庐奉像，后“渐成宝坊，号补陀落山寺”，此后发展成“为禅刹之名蓝，以萼为开山祖云”。
所以普陀山及观音菩萨很受日本僧人和商人们崇拜。
当时日本商人开船之前总要到寺庙或神社祈祷菩萨、大神保佑海上平安，在中国拜佛自然首选普陀山，烧香礼拜“海神”化的观音菩萨。日本人因此结识愚溪如智、一山一宁等高僧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一山一宁等在接待这些日本僧人商人之际，以其道德修为感动日本僧商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元成宗皇帝在给日本的诏书说派遣一山一宁为使节，是“特从其请”，这可能是元朝廷的一厢情愿，一山担当此任显然是被迫的，当时元朝廷派来的那五名侍卫实际上是监视并防备一山逃逸的，一山无法脱身事外，只有顺其自然，仓促出发。一山对此事的态度从他诸多自题像赞中一目了然。例如他在《自赞·慧日湮长老请》中说自己“合死唐土，错来海东”。在《自赞·保福猷长老请》中说自己“必有恶业缘，远来扶桑地”。又在《自赞·良真首座请》中说自己“既是无禅无道，何用逾海越漠”。
出使日本在当时的元朝人看来，显然如上虎山，如下火海，所以前度船员因冒险去日本而杀害使节王积翁潜逃，一山虽然最终接受使命，但内心显然是不希望卷入政治之中。
元大德三年（1299 年），在三艘兵船的护送之下，普陀山僧一山一宁登上了返航的日本商船，同行者有弟子石梁仁恭和西［石→间］子昙（1249 ～ 1306 年）。子昙 1271 年至 1278 年曾经游历过日本。一山作为元朝出使日本的大使，携去了元成宗皇帝的如下劝降诏书：
上天眷命大元皇帝致书于日本国王：
有司奏陈：向者，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尝遣补陀衲僧如智及王积翁等，两奉玺书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还。爰自朕临御以来，绥怀诸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如智已老，（妙慈弘济大师江浙释教总统）补陀宁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喻，附商舶以行，庶可必达。朕特从其请，盖欲成先皇遗意耳，至于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审图之。不宣。大德元年三月。
一山一行五月下旬自普陀山出发，六月十三日到达九州大宰府，谁知他一到日本就沦为阶下囚，被日本幕府发遣至伊豆穷岛。这次出使，从政治角度以及结局来看，显然是失败的，1300 年幕府进一步加强了九州的防御，充实了镇西探题。元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向日本派遣正式的使节。
当时日本幕府实权人物是执权（或称“副元帅”）北条贞时（1284 ～ 1301 年任幕府执权，或称之为“平贞时”），对元朝依然采取的是强硬政策，何况两次战争的胜利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念。北条贞时因为一山带来招降的国书，加之 1289年以来，日本国内一直“风说”蒙古可能再次进攻日本，便怀疑一山是来刺探日本军情的，当时就有人想杀了一山一宁。也有不少人劝阻贞时，或言此举有损僧仪；或言“有道之士无心于万物也”，“且夫沙门者福田也，在元国元之福也，在我邦我之福也”。显然，当时佛教无国界的思想在很多人心目中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于是要求将政治和宗教区别开来。就这样，总是屠杀元朝使节的日本幕府执权这次没有杀一山一宁，而是把他“编置豆州修禅寺”。一山一宁其实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即使被软禁之后，他也依然自在逍遥，“昼夜禅颂，悠然乐道”。
一山一宁早在出使日本之前，在中日两国就已经很有名气了，因此有许多日本知名人士闻说之后慕名来拜访他，虎关师錬曾这样回忆 1299 年一山作为大使入京之时，他随众人一道拜访一山时的情况：
伏念堂上和尚（一宁），往己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象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骛輶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某时怀一香随众伍而展拜。当时人甚多矣，如今事已久矣，料想师之不必记焉。
这段文字是德治二年（1307 年）六月师錬呈给一宁的，即使如木宫泰彦所说的“难免有些夸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山不仅因为是中国高僧而受到重视，而且因为钦慕他的高风硕德有以致之。当时许多拜访一山的日本高僧都得到了一山的法语，如《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语录》中所载《示云州禅门慧遍》、《示良真首座》等。
一山以他的睿智和洒脱一时“征服”了许多武士和高僧，虎关师錬不过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北条贞时流放一山之后，“东方淄素闻宁锢居，尽然伤心”，
贞时不断听到有关一山的消息，显然因为大家都说一山是有道的僧人，于是他便把一山一宁迎入镰仓，“及其来，奔波礼谒只恐后，山内寓舍门外如市”。
北条贞时因此感知一山的道行，便于正安元年（1299 年）十二月请他住持建长寺，从此成为幕府的座上宾。一山一宁正安元年十二月初七日住持建长寺，当日上堂即宣“立宗旨”，同时表明了自己一心修禅、不论政治的态度：
自余张弓架箭，列主分宾，正是凿空造端，欺胡瞒汉，毕竟太平时世，说甚干戈？所以山僧，万里西来，只么素面相呈，更无老攘，然虽如是，（卓一下云）将此身心奉晨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1302 年一山兼任圆觉寺住持，一时众多修行者汇集门下。
日本自奈良时代以来，政教难分，寺院是一大政治军事力量，所以幕府执权非常重视寺院和高僧。德宗贞时自己皈依一山一宁的法杖之下，行弟子礼，聆听教导，是在情理之中，一山也曾赠贞时以法语《示相州太守》。当时禅宗已经在日本普遍流传，武士之间流行修禅，武士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总是从修禅中寻找解脱，禅宗于是成为日本武家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幕府希望一山成为武士们的精神导师。
京都朝廷出于政治需要，也希望利用一山这样有影响力的得道高僧。尽管朝廷也知道一山被幕府执权贞时奉为导师，依然主动接近他，喜欢习禅的龟山法皇还派特使登门向一山一宁法师询问禅法。1305 年龟山法皇圆寂，其子后宇多法皇更是仰慕并亲近一山。
京都南禅寺是当时日本传临济禅法的重要禅寺，影响很大，该寺正应四年（1291 年）龟山上皇舍离宫改建而成，1307 年后宇多法皇定南禅寺为日本五山禅寺之一，正和二年（1313 年），因为南禅寺住持虚位，“后羽多上敕平元帅，促宁住持”。一山被后宇多法皇从镰仓请到京都，住持南禅寺之后，后宇多法皇不断亲自上门问禅，一山不仅殷切作答，而且接受了法皇和随从公卿们的皈依。1316 年一山“一再潜去，其遁越州”，得知一山离席返回关东，后宇多法皇每每极力挽留，以下“亲书特告南禅长老一山禅师”便是因此而出：
朕闻师之道价久矣，所以下诏关东，以官差请来也。一得会晤，宛如获司南之车也。慕德钦风，三阅青黄，而闻有心退席，而数数理行装也。去年亲诣宝刹为勾之也，近者亦听打拼行李，书以慰谕。公乃屈蒲轮来，诺许朕意。不料暗里出城，远涉山川矣。若得回来再相见，必许随自便养病庵中。追于怀琏之古风也，何须更归东关矣。直饶燕居南禅东堂，使小师等如元安著，有何不可，宁又有魔贼之扰乎？大都公长化此方，广结四众之缘，则朕所愿者也。宜快归来也，千万！却要面话。不备。
五月六日 洞中隐叟书
接到后宇多法皇的亲书，一山无奈之下再次返回南禅寺。文保元年（1317年）十月，一山一宁患病，后宇多法皇一再临幸寺中亲自问病，或致信问候。十月二十四日，遗表法皇以示告别。法皇得表赶来时，已经趺坐而逝。二十五日，法皇以“一山国师门徒”的名义“赐宸奎赠国师之号”：
朕会闻师道风，思欲一观德仪，顷年下诏请来，补先皇圣迹南禅，遂获酬夙志。神交道契，顿增法味，有得于中矣。师告以衰暮，屡乞归休，朕叹祖道微运，固留止焉，五载于今。兹法体违和，疾至弥留，临期告别，唱寂于本山。末后全提，灵明天真，所谓无心道人，大法主盟者也。称以“国师”，欲报老师直示之的旨，旌鹫岭付属之金言。云而。
文保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一山国师门徒等
后宇多法皇在亲自撰文纪念的同时，并令前权大纳言源有房作文致祭一山：
维大日本国，文保改元十月二十七旦，敕特进前御史大夫源有房，昭告于一山国师大和尚之尊灵曰：
摩腾来汉，显宗致钦；初祖入梁，武帝纡襟。增崇至道，稽古乃今。先皇梵刹，拣托保任。灵山附属，眷命弗僣。克明克哲，问法问心。麟凤而德，金玉而音，光辉祖域，荣敷缁林。千载迥期，功与化参，攸以归真。不留幻质，陨兹伟人。若亡良弼，思慕罔罄，死生如一。赐谥“国师”，以名副实。圣衷孔昭，青天白日，传令奠香，灵飨可必。尚享。
为了显示自己对一山和佛法的景仰，后宇多法皇还敕令在龟山庙堂之侧为一山一宁建塔，特赐“法雨”的匾额，以报雨露之恩泽。到元应元年（1319 年）初冬二十五日，大概是一山两周年忌日，法皇再为一山法师御制像赞：
内充而为道机，外发而为德仪。竹篦横挥兮威风动沙界，金襕斜搭兮慈云覆坤维。拓开人天区域，培破佛祖藩篱。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
元应元年初冬二十五日。芝山老叟书
从一山死后，后宇多法皇一系列的言行表现来看，他对一山敬爱之感情远远多于利用之意图。“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的评价足见一山在日本的影响，忽必烈没有能够用他的武力征服日本，迫使日本来朝贡；文化使节一山一宁却以他的法力却征服了日本人的灵魂，以致法皇、将军纷纷执弟子之礼。
日本是一个宗教、法术等的信仰相对颇为浓厚的民族，统治者不仅相信佛教具有镇护国家、消灾招福的神功，而且寺院是他们极力支配或利用的一大势力。像一山一宁在当时中国禅林成名的大腕人物，被视为国宝、福田，在于他的感召力。一山一宁虽然没有能如苏武般回元朝来，但许多日本僧人在他的感化下，此后不断来中国大陆，甚至有时几十个人偕同而来。虽然其中潜来的不乏半商半贼凶恶如狼的倭寇，而来元朝求法的亦僧亦儒和尚却似谦谦君子，如钴仲刚等日僧与元朝文士诗歌酬唱，情深意长，部分修复了中国人心目中被倭寇破坏的日本人形象。
从元朝 1271 年派遣赵良弼等出使日本到 1299 年一山一宁的再使，日本朝野一直感受着强大的威胁，但在外患纷扰的同时内争也愈演愈烈。朝廷和幕府之间、朝廷内部、幕府内部，以及朝廷、幕府和寺院三方之间，政治斗争都非常激烈。“纵观”日本政坛，自天皇至将军乃至执权，彼此操纵；“横览”日本各势力集团，彼此钩心斗角。皇室之内由于 1072 年驾崩的后嵯峨法皇一纸暧昧的“遗敕”导致二子之间出现两系皇位之争，幕府执权则利用这两系统，即皇室后来被称为大觉寺系统和持明院系统的鹤蚌之争，取得仲裁人的地位，从而获得了渔翁之利，将幕府的权力驾于朝廷之上。两派为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明争暗斗，彼此都敌视幕府，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有时又都不得不竞相讨好幕府执权，致使朝廷受制于幕府。
文永十一年（1274 年）一月，龟山天皇让位 8 岁的皇太子世仁亲王，亲王继位称后宇多天皇（第 91 代），自己则建立了总领天皇家的院政，企图从此垄断天皇的继承权。此举引起了他的哥哥曾为第 89 代天皇的后深草上皇的不满，尽管当时日本面临元朝的第一次军事进攻，家内的危机却比外部的威胁更让后深草上皇不安。
于是后深草上皇以出家相威胁，使得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出面调解，1275 年协议决定让他的儿子熙仁亲王立为后宇多天皇的皇太子，确定了两家交替继承天皇的制度。1287 年，幕府因为听到了龟山上皇将对幕府图谋不轨的流言，于是突然强制干预，迫使后宇多天皇让位给熙仁皇太子，熙仁于是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 92 代伏见天皇。后深草上皇因此施行院政，后深草上皇极力迎合幕府的旨意，不久后深草上皇的另一皇子又出任幕府将军一职。1289 年又立伏见天皇的皇子胤仁为皇太子，后深草院这一系因此处于继承皇位的优势地位。
形势逆转，这下轮到龟山上皇忧虑了。恰恰在这时（1290 年）又突发了一伙“强盗”闯入皇宫行刺伏见天皇未遂事件，人们自然怀疑到龟山上皇的头上。忧愤之下，龟山上皇真的出家做了法皇，幕府也未挽留。
由于伏见天皇与近臣京极为兼推行改革，对幕府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为了保持两系力量的平衡，同时也是为了显示仲裁的权力，永仁六年（1298 年）七月，幕府专制的执权贞时迫使伏见天皇让位胤仁皇太子，胤仁即位称第 93 代后伏见天皇。伏见虽然以上皇的身份可以继续推行院政，八月，在幕府示意下，伏见不得不立后宇多上皇的邦治皇子为太子，贞时因此明确了推动两系统更替的继承体制的态度。因伏见上皇以京都持明院为御所，世称持明院殿，因其子孙后多住持明院，故称“持明院系统”。
一山一宁出使日本，正赶上皇位争夺的斗争最为激烈之时。睿智的一山显然一目了然日本政坛朝廷和幕府三方斗争的险恶，极力避免卷入漩涡之中。所以在正安元年（1299 年）十二月进驻建长兴国禅寺，入院升座之时，便拈香祝愿表明态度。
（拈香）此香，至尊至贵，为瑞为祥，本一真以化育群灵，根至妙而出生万物，恭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躬万岁万岁万万岁，恭愿金轮永御，揭中天日月之明，玉烛常调，同大地山河之寿。
次（拈香）本根秀异，枝叶繁昌，沛膏泽于天潢，布清阴于东国。奉为吏部亲王征夷大将军泊文武百僚，同增禄算，伏愿乃心王室益懋维城之功；弘护佛乘，不忘灵山之记。
次（拈香）灵根深固，间气清明，垂恩萌于四方，继芬芳于万世。奉为大檀越相模太守增禄算，伏愿道同佛祖，以深慈拯济黎元；德合乾坤，以至仁镇隆社稷。
此即明示，对天皇、将军、执权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严守中庸之道。而且对于朝廷内部、幕府内部的政治斗争，一山也是极力规劝当事者，力图消弭怨恨。1301 年北条贞时因幕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失利而神秘出家，一山一宁的以下法语《示相州太守》，显然是开导因此而陷入苦恼之中的贞时的：
“即心即佛”一转语，真是浑刚铸就。如今欲明此旨，但存正信心，具决定，志于应酬事物，折旋俯仰。行住坐卧，饮食起居，一切处、一切时，常常提撕，反复究观，常令身心虚豁，正念现前，久久之间，必然心体廓然，如云开日朗，尘尽镜明，直下可无疑滞矣……
朝廷内部在这一年的内争也同样非常激烈。龟山院一系利用伏见、为兼的态度取得幕府的同情之后，继续极力运作，力促后伏见天皇退位，终于在三年后的正安三年（1301 年）正月，使邦治皇太子即位为后二条天皇。龟山院一系虽然夺得天皇一职，但此时的朝廷出现了一个天皇、两个法皇（后深草、龟山）、三个上皇（伏见、后宇多、后伏见）并立的局面。后宇多上皇因太上皇的身份取得本系统“总领”的地位，并掌握朝廷的实权，推行院政，再兴京都嵯峨的大觉寺，以后其子孙与大觉寺关系深厚，该系统称为“大觉寺系统”。
镰仓幕府北条氏显然不希望大觉寺系统因此坐大，不久又指定立后伏见天皇的弟弟富仁皇子为皇太子，继续实行两系统更替的原则，以保持幕府仲裁者的地位。幕府的这一态度使后宇多上皇与龟山法皇一系难以接受，一山一宁便以如下法语规劝法皇“勇自决裂”烦恼：
上龟山法皇：
佛祖大事，明白径截，离相离名，唯贵大智愿、大力量人。于纤尘未动已前，猛著精彩，一提提得，便见辉赫古今、照耀天地。大而梯杭九有、津济四生，小而语默动静、俯仰折旋，靡不左右逢原、远近中的。所谓“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是也。若也智愿微、力量小，循情尘、缠世纲，不能勇自决裂；与夫务探集、衒见知，逞词辨、弄精魂，不能顿自休歇，皆当而蹉过者也。故达磨大师，对梁皇只道箇“不识”，无业唯云“莫妄想”。后来或擎叉打地、竖指竖拂、行棒行喝，种种垂慈，无非觌面提持，要人直下便领，岂肯落二落三耶？仰惟陛下，受祀灵山，统御海宇，累劫熏习，笃信宗乘。兹蒙赐问，诚愧菲薄。谩以管见概陈如右：天纵之圣，悟不由师，正眼豁开，全机独脱，则一切处一切时，至于导养圣子，光宅天下，日应万机，开物成务，莫非本有。光明之妙用，佛祖向上一著也，外此别求，则非所谓道矣。
此法语可以断定是一山一宁在此期间赠与龟山法皇的，一山在与龟山法皇的交往中，显然知道他不能真正超脱于世俗，所以用“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和“莫妄想”之类的话加以劝解。1304、1305 年，持明院系统的后深草法皇和大觉寺系统的龟山法皇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先后死去。
到 1308 年，后二条天皇患病死去，大觉寺系统一时没有强力的继承人，后宇多上皇因悲观而出家称法皇。皇位转入“持明院系统”，12 岁的富仁皇子登基称帝，即第 95 代花园天皇，伏见上皇因此施行院政。1313 年也伏见出家称法皇，将政务交付后伏见上皇。
后宇多法皇虽然出家却并未放弃对于权力的追求，佛法不过是内心暂时的寄托。显然，龟山法皇、后宇多法皇利用禅宗和幕府接近，并借助禅宗宣传“尊皇”、“忠君”的思想。出任南禅寺住持以后，一山与法皇过从甚密，逐渐知道了后宇多法皇的良苦用心，因此几次逃离京都南禅寺，既是为了摆脱后宇多的控制，也是为了规避嫌疑。一山一宁出使日本本出于无奈，这使一心向佛的他卷入了世俗纷争，于今已经置身异国，不能再次将错就错陷入政治斗争之中，所以一山在老病乞退不允的情况下潜回越州。1316 年，一山“因夜遁回”关东又被召回南禅寺后，曾经上堂，如此自劾云：
求间宵遁诏追回，的的要津把断来；
满面尘埃真可笑，谁怜百念已全灰。
一山一宁不仅没有因近水楼台而参与政治之中，还努力帮助法皇、执权等日本统治者从残酷的夺权斗争中解脱出来。直到文保元年（1317 年）十月在绝望中圆寂。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坛斗争又起，二月，镰仓幕府迫使花园天皇退位，31 岁的尊治亲王践祚，成为后醍醐天皇。四月，再次向朝廷提议两院交替继承皇位。九月，53 岁的伏见法皇在失望中死去。后醍醐天皇上台后继续利用禅宗等为手段，接纳势力，策划倒幕运动，对大寺院拥有的武力寄予极大的期望。1323 年，中兴朝廷把大德寺列为五山之一，1324 年把南禅寺升到五山之首，而在政治上开始酝酿更大的动乱。
元朝廷派遣一山一宁出使日本可谓是种瓜得豆，虽未劝得日本来元朝贡，《元史》所载“而日本人竟不至”就是指不来朝贡元朝，行觐见之礼，但他此行及其刻苦努力却促进了中日禅林的交流和大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首先，一山一宁使中国禅宗思想和禅林制度进一步移植入日本。一山到达日本之时，正值日本五山制度萌芽之际，日本的五山十刹制度恰恰是在此后很快完备起来的。一山的到来促使禅宗在日本更加普及。一山被幕府请求住持建长寺时，一进山门就宣明“建法幢，立宗旨”。宣称：
首山和尚发扬灵山付嘱，固是光明，要且只是一期方便，争如今日有大力量人，亲承记别像别二千年后，于日本国内，续此一灯，直得辉今耀古。诸人还见么？若也不见，山僧更为点出：
灵山佛法付王臣，今日扶桑话又新；
一道恩光遍尘刹，东溟天晓涌金轮。
此后，一山一宁“主福山大道场，丛规肃如，万衲赞仰，府主耳其提唱”。由于一山“性慈和，无涯岸”，不同于当时日本一般禅僧，所谓的“执道柄者”，其人往往“严庄威重，以为法助，且把鞭也”。而一山“师孤坐一榻，不须通喝，新到远来，出入无间，人便于参请”。当时日本禅林“往往漫下雌黄者多，江湖患之，及师至理阙疑”。
其次，一山一宁出使日本促进了日本宋学和五山文学的发展。日本人引以为骄傲的五山文化的兴起与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一山一宁，在传道过程中，因为“言语不通，乃课觚牍”，笔语交谈。博学的一山，面对门徒的“朝谘暮询”，总是“执翰酬之，教乘诸部，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出入泛滥，辄累数幅”，因此留下了大量文字，“其七会语，充栋汗牛”，一山曾在“未亡之前，手加修删”，到虎关师錬为他撰写《行记》时，尚有“数十纸”流传。
这些文字显然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五山文化的代表是五山汉文学，“五山文学，比起平安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以及江户时代的儒者所作的汉文学来，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诗文学无异”
。而对五山文学贡献最大雪村友梅、虎关师錬都是一山的弟子。五山文化上的地位也确定了五山僧政治上的地位，“五山住持阶级和镰仓幕府的高官是 14 世纪镰仓的统治层代表”
，可见五山文学对于日本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文学。
第三，一山一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员的进一步往来。一山门下的名弟子有雪村有梅、南禅寺的无惑良钦、月山友桂、无相良信、东林友丘、无著良缘等人。其中雪村、月山、东林、无著等先后入元朝。至于像虎关师錬、梦窗漱石、龙山得见那样到一山门下参问、挂搭的僧人更多。此时日本禅宗正日益兴盛，入元游历和“朝拜”江南禅宗名山大刹的禅僧大有超过前代之势，史籍上留名的就超过220 人，甚至出现了在一个寺院内参禅的日本僧侣达 32 人的盛况。当时只有僧人才能在战后的两国关系紧张之际相对自由往来，并成为两国外交的桥梁，尤其日本僧人逐渐养成外交专家，到了明朝，日本与中国的外交事务竟然离不开五山僧人。从 1267 年到 1368 年明朝建立，可以说是日本“渡来僧的世纪”。
第四，促进了日本的佛学、史学和艺术研究。日本自平安中期以来，有部分日僧自视甚高，以为日本佛学已经凌驾于宋朝之上，一山一宁的到来使这些人大为折服，虎关师錬便是其一。据日本《本朝高僧传》所载：元朝时，自负的虎关师錬曾批评其他入宋日僧说：“今时此方庸流，奔波入宋，是偏遣国之耻也，我其南游，令彼知国有人！”正安元年（成宗大德三年，1299）“将浮海，母氏强止之”，
于是留在日本，该僧苦心研究中国文化，除佛教之外，“自幼旁涉儒典”。听说元僧一山一宁到日本后，自认博学的他赶忙到建长寺去拜见，见面之后“杂儒释古今书，细绎审询”，以显示日本僧人的才能，沉稳的一山和尚因此问他日本高僧的事迹，结果“錬不记者多”。于是一山告诫他说：“公之博辩，涉异域事，章章可悦，而至本邦事，颇涩于酬对，何哉？”于是“錬惭服其言矣”。好高骛远的虎关师錬从此“遍考国史并杂记等，著《元亨释书》三十卷”等。
总之，元代中日之间由于两场战事，在政治外交上是隔绝的、不和谐的，而文化上的交流上承南宋，基本上是连贯不断的。在这一时期担任两国文化使节的主要是那些像一山一宁那样出家的僧人、敢于冒风险的商人（尤其是日本商人），此外就是宋末元初一些不愿做亡国奴而“移民”日本的宋朝难民。他们将中国书籍、技术、文化艺术向日本传播，最为突出的是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对于日本印刷技术发展的影响，在生活方面是“唐式茶会”的输入日本，中国茶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文化和艺术，它包括建筑艺术、装饰艺术、陶瓷工艺、烹饪技艺、手工制作、园艺等多方面，它的影响延及现代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