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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混血儿

北京大学 中文系 王 勇

引 言

唐代中日混血儿因为兼具两国血统,中国人将其视为日本人而弃之不顾,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名词典均不予载录;日本人则认为他们只有一半日本血统,也很少有人去做专门研究。然而这些混血儿不仅精通双语,而且往往拥有先进的科技知识,加之生活在异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大分为两部分,前半描述几位名垂青史的唐日混血儿的事迹,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皇会棋图》,与玄宗对弈的是日本入唐僧辨正,后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秦朝元二子,秦朝元 12 岁时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遇,十几年后作为遣唐使判官又到长安,玄宗特予接见;秦朝元与日本第一豪门藤原氏联姻,官至图书头、主计头,孙子藤原种继则是桓武天皇的亲信。又如另一位遣唐使成员羽栗吉麻吕,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他们大约在 16 岁前后随父回到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兄弟二人先后作为遣唐使官员出使中国,故地重游;兄羽栗翔滞唐不归,弟羽栗翼完成使命回国,后成为天皇侍医,并担任左京亮、内藏助等要职。

后半叙述降临在混血儿身上的悲剧。所谓“悲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丈夫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回国,孩子出生后妻子盼夫不归,遂等孩子长大后越海寻亲,如吉备真备、稽文会等皆为悲剧中的男主角;二是因为政治或文化冲突,混血儿成为牺牲品,如白村江战役时被唐朝流放的赵元宝、韩智兴,海船遇难时被抛入海中的留学生高内弓的唐妻及女儿等。

全文的主旨是:混血儿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属于“ double”,充当文化交流的主角;当两国关系恶化时,混血儿便成了“half”,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韩子”与“别倭种”

东亚文化圈所具有的诸多共同因素,既是各民族血缘交融的结果,亦推动了人种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混血儿,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过,当各国民族意识趋向高涨的时期,混血儿的归属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文明程度、贫富差别、民族意识、男女地位等诸种要素交叉纠缠,当事者双方极易发生利益冲突,甚至酿成夺子抢女的国际纷争。

朝鲜半岛的南部,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人分马韩、辰韩、弁辰(弁韩)三种,秦人避乱多有至者,倭人亦杂处其间。大约在 4 世纪前后,任那在近海的弁韩(弁辰)旧地形成部落联盟,聚居此地的倭人数量众多,且双方通婚。

日本热衷于经营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时代(约 4 ~ 6 世纪),虽然在军事上称雄邻邦,但在文化方面尚远远落后于朝鲜诸国。这种畸形的发展,往往诱发与邻国的争端,尤其在日韩杂居的任那地区,围绕混血子女的归属权,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任那遣使赴日状告日本驻军首领毛野臣,滥用刑法,多杀无辜。《日本书纪》同年七月条记载,“日本人与任那人,频以儿息诤讼难决”,毛野臣采用残忍的“誓汤” 判法,结果“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使任那人与日本侨民的矛盾激化。

这种残忍的神判古法,在日本虽有其名,但实际上鲜见施用。 毛野臣施用此法判定混血儿的归属,一方面表示其不谙国际事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婚姻引发的矛盾冲突已达到不可调解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编者在“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文后加了一条重要的注文:“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为韩子也。”意思是说,日本男子与外国(此指任那韩人)女子通婚,所生混血后代称为“韩子”。

那多利和斯布利系日韩混血儿,这类人当时被习称为“韩子”,《日本书纪》称他们为“吉备韩子”,其父当属吉备氏,两人可能是兄弟。他们被杀的原因不明,但既死于日本派遣的将军毛野臣之手,又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而且成为任那使状告毛野臣的罪证,那么可以想象在日韩发生纠纷之际,这两位混血儿是站在任那一边的。

从隋唐时代开始,中日交流逐渐进入高潮,随着两国人来物往,不可避免地发生血缘交流,其结果是诞生一些中日混血儿。《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45)二月条,叙述以高向玄理为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取新罗道,泊于莱州;遂到于京,奉觐天子”的情况,接着引“伊吉博得言”云:

学问僧惠妙于唐死,知聪于海死,智国于海死,智宗以庚寅年付新罗船归,觉胜于唐死,义通于海死,定惠以乙丑年付刘德高等船归。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总十二人,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

这里的韩智兴、赵元宝被称为“别倭种”,与其他的日本留学僧(生)明显区别开来,似乎身份有点特殊。《释纪秘訓》将“別倭种”训作“コトヤマトウヂ”,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日本书纪》(岩波书店)认为“所谓倭种,即外国人与日本人的混血儿”,木宮泰彦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中说得更明白:“所谓别倭种,乃我邦留学生娶彼地女子所生之混血儿。”

笔者认为“别倭种”应该是一个专用名词,因为“倭种”在《魏志》(倭人传)中就已经出现,指称受曹魏册封的邪马台国以外的倭人,此处以“别”字标识血统,而从韩智兴、赵元宝的姓名判断当具汉人血统,所以木宫泰彦的推断是可取的。

二、唐代中日通婚之背景

如上所述,“韩子”与“别倭种”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二者之间具有超越时空的共性,即他(她)们均是民族交融的结晶,是混血后代的专用称呼。由此推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各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在文化上的体现。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文化交流而言,却是最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工程。

日本自 630 年派遣第一批遣唐使,至 894 年停废此制,其间约 260 年左右,共任命遣唐使 20 批,4 批因故中止,实际成行 16 批。 每批使团由 2 至 4 船组成,每船约百余人,累计到达中国者约有 5000 余人。据《延喜式》载,遣唐使内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员主事,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史生、射手、船师、音声长、卜部、水手长等各司其职,此外尚有人数不等的留学生(僧)和请益生(僧)随行。

在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随船而返,唯有留学生(僧)长期滞唐,等到下次使节入唐(平均需要等待 20 年时间左右)才得回国,因此他们与唐人通婚的概率也最高。从实例分析来看,入唐时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留居海外的时间长短才是决定性因素。

如留学渤海的高广成,与当地女性结婚,生有一男一女;随同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入唐的傔人(随从)羽栗吉麻吕,与唐人成婚生下两子;辨正虽然身为留学僧,但在唐还俗成家,生下秦朝元、秦朝庆兄弟;藤原清河位居遣唐大使,归船遇风漂到今越南一带,获救后仕唐终生,喜娘便是他与唐妻所生之女;娶唐人李自然为妻的大春日净足,入唐年次虽然无考,但推测也有长期滞唐的经历。

唐代对外开放,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扬州、明州、广州等海港都市,居住着众多外国人,他(她)们与当地汉族杂居,也就自然出现通婚现象。如陈鸿在《东城老父传》中借贾昌之口谏言:“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又如《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贞元三年(787)条记载:

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唐朝政府虽然严禁商人、僧侣私自出境(如玄奘、鉴真等均属偷渡出境),但对国际婚姻持颇为开放、宽容的态度。《唐会要》(卷一百)中有一条太宗于贞观二年(628)六月十六日发布的诏令:“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意思是外国使臣可以娶汉人为妻妾,但不允许带她们出境。

来到唐朝的日本遣唐使成员,与唐人结婚的史事散见于中日两国的相关文献,除了上面提到的事例之外,再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常与鉴真相提并论的阿倍仲麻吕(唐名“朝衡”,一作“晁衡”),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而广为人知,他从 17 岁入唐至 73 岁去世,在中国生活了 50 余年。然而史书一字未提他的婚姻问题,我们从储光仪、王维的诗,并结合《续日本纪》的相关记载,断定他与唐人结婚并有子女; 与圆仁同时入唐的圆载,在天台山等地留学亦达 50 余年,会昌年间还俗结婚并生儿育女。

唐代中日民族之间不仅通婚,来华的日本人还把妻子、儿女带回本国。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838 年入唐的遣唐使判官藤原贞敏。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藤原贞敏在上都(长安)与琵琶师刘二郎邂逅,以黄金 200 两入门学习数月,习得妙曲并获赠曲谱数十卷,后与精通琵琶、古筝的刘二郎之女刘娘结婚,回到日本后成为琵琶宗师。他从中国带回的紫檀琵琶,现在依然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中,刘娘则被奉为日本秦筝之祖(圆括号内为补字,方括号内为考注):

贞观九年十月四日从五位下行扫部头藤原朝臣贞敏卒岁六十七,参议浜成彦、刑部卿継彦子也。贞敏好学鼓琴,尤(善)弹比巴。承和二年月日兼遣唐使判官,五年到大唐,逢能弹比巴者刘二郎,贞敏赠砂金二百两,刘二郎曰:“礼贵往生[衍字]来,请欲相传。”即授两三曲,二三月间尽妙曲乎。刘二郎赠谱数十巻,因问曰:“君师[疑脱“何”字]人?素学妙曲乎?”贞敏答曰:“是我累代之家风也,更无他师。”刘二郎又曰:“于戏!昔闻谢镇西,此人乎?仆有一小女,愿令荐枕席。”贞敏答曰:“一言斯重,千金还轻。”既而成婚礼。刘娘尤善琴筝,贞敏习得新声数曲。明年聘礼既毕,解缆归郷。临别,刘二郎设祖筵,赠紫檀紫藤比巴各一面。是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

唐代中日之间的通婚并非单行轨道,日本人来华娶妻虽是主流,但也有唐人赴日成婚的。天平七年(735)移居日本的袁晋卿,《续日本纪》(卷三十五)宝龟九年(778)十二月十八日条,说他“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其后结婚(妻子当为日本人),至少育有 9 子 1 女。9 子分别与日本人通婚,女儿则与天平宝字四年(760)奉使来日的袁常照结婚。《日本后纪》(卷十三)延历二十四年(805)十一月十九日条云:

左京人正七位下净村宿祢源言:父赐绿袁常照,以去天平宝字四年奉使入朝。幸沐恩渥,遂为皇民。其后不幸,永背圣世。源等早为孤露,无无复所恃。外祖父故从五位上净村宿祢晋卿养而为子,依去延历十八年三月廿二日格,首露已讫。傥有天恩,无追位记,自天佑之,欣幸何言。但赐姓正物,国之征章,伏请改姓名,为春科宿祢道直。许之。

如果净村宿祢源的母亲是袁晋卿与日本人女子所生,那他身上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也可算作混血儿。其父袁常照早逝,外祖父过世不久(倘若在世,则已 88 岁),因此上表请求承袭外祖父的位阶,朝廷许之,说明对混血后代颇多眷顾。

国际婚姻的结果是产生一批混血儿,唐代中日之间的通婚也造就了一个混血儿群体。有趣的是,留在唐朝的混血儿几乎销声匿迹,而回到日本的却大多名垂青史。

三、时代的幸运儿

有唐一代,中日关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唐日混血儿可谓生逢其时,时代为他(她)们提供了施展宏图的舞台。

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皇会棋图》,其典故鲜为人知。经考证,图中与玄宗对弈的是日本入唐僧辨正,后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秦朝元二子。 秦朝元 12 岁时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遇,十几年后作为遣唐使判官又至长安,玄宗特予接见;秦朝元与日本第一豪门藤原氏联姻,官至图书头、主计头,孙子藤原种继则是桓武天皇的亲信。

表1 秦朝元略年表

另一位遣唐使成员羽栗吉麻吕(阿倍仲麻吕随从),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兄弟二人大约 16 岁前后随父回到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先后作为遣唐使官员出使中国。羽栗翔滞唐不归,从此音信杳然;羽栗翼回国后成为天皇侍医,并担任左京亮、内藏助等要职。

表2 羽栗翼略年表

此外,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与唐女所生的女儿喜娘,回到日本后将住宅捐给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亦属鲜为人知的史事。前面提到唐人袁晋卿在日本生有9 子,他们的境况又如何呢?

袁晋卿于宝龟九年(778)任掌管“蕃客辞见、燕飨送迎及在京夷狄、监当馆舍”(《职员令》玄蕃寮)的玄蕃头,并赐姓“清村宿祢”,甚至荣任过学术地位最为显赫的大学头。9 子大多在朝廷任官,唯末子净村宿祢净丰继承父亲文才,当过亲王之文学,授予正六位上;其弟子藤真川请空海于弘仁七年(816)代笔举荐恩师,即空海《性灵集》(卷四)收录的《为藤真川举净丰启》:

真川等启:昧金照面,必待莹拂;童蒙开眼,定因师训。然则恩之重者,师德为最。如今故中务卿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净村宿祢净丰者,故从五位上勋十一等晋卿之第九男也。父晋卿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职践州牧。男息九人,任中而生。弘、秀两人,则任经中外,俸食判官,并皆降年短促,不幸而殒。最弟一身,孑然孤留,是则真川等受业之先生也。文雅陶心,廉贞养素。去延历中,沐天恩于骏州录事,次迁亲王文学。忽遇罹时变,进仕途穷。今傥赖震宫之大造,朝参暮谒;年岁推移,欣厚过望。还叹薄命徒老,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菜似玉。既而风朝月夕,与饥蝉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至如冒雨渉泥,藜杖为马;戴星归舍,蔬飡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巣里寒妇,珠泣向隅。毎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悲哉!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真川等润训有年,酬德无日;无势无力,空竭肝胆。伏惟相国阁下,帝宠伊霍,济物为心;天假仁慈,博爱是务。飞沉生其一眄,荣悴因其咳唾。伏愿贷恩波于涸鳞,赐德花乎穷翼。则汉语易咏,吴音谁难。敢抽愚款,烦黩簪珪。谨奉启不宣谨启。弘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这份启文虽然语气苍凉,但这是相对于唐日混血儿的期待值而言的。“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是个很显赫的地位,只不过亲王“忽遇罹时变”而感到“进仕途穷”,藤真川想通过空海的生花妙笔,为恩师谋取与混血儿身份相符的地位罢了。

追踪日本的唐日混血儿之事迹,发现他(她)们大多仅仅因为带有唐人血统,或者仅仅因为能说汉语而倍受尊敬,得到重用。比如,秦朝元回到日本 18年,虽然跻身显贵之列,但竟然不会吟咏和歌,表明汉语地位非常崇高。

从唐日混血儿的任官经历统计,他(她)们的语言才能、国际背景、专业知识等受到重视,因而多出任音博士、外交官、侍医以及图书管理、经贸官员等等,可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四、混血儿哀话

回顾唐代中日混血儿的历史,发现他(她)们的经历并非都是喜剧,一些悲剧会突如其来地降临在混血儿身上。前面提到的“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他们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参加了皇帝的接见仪式。当时正值唐朝用兵朝鲜半岛,即唐与新罗联手,百济与倭结盟,两方四国发生军事冲突。

据《日本书纪》记载,唐朝发现遣唐使窃取了军事情报,遂将一行扣留起来。此时,遣唐使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将罪状全部推给两位混血儿——韩智兴和赵元宝,结果两人被判流放 3000 里。韩智兴的随从(傔人)回到日本后向朝廷申诉,遣唐使官员因而受到惩罚。这也说明韩智兴和赵元宝是被陷害的。《日本书纪》(卷二十六)齐明天皇七年(661)五月二十三日条引《伊吉连博得书》:

又为智兴傔人东汉草直足岛所谗,使人等不蒙宠命。使人等怨彻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岛。时人称曰:“大倭天报之近。”

在此前后,另一位留学僧智藏来到江南学习三论宗,他是吴人福亮赴日后与熊凝氏联姻所生,由于通解方言、学业优秀,加之当时唐日对抗的国际背景,一起赴唐留学的日本人视其为眼中钉,计划把他暗杀。智藏觉察后假扮疯子,晚上抄写经书不误学习,白天把经书藏入密封的木筒里,扛在肩头在风雨中奔跑,终于逃过一劫。直到回国后殿试时,才敢露出真相,天皇任命他为僧官中阶位最高的僧正,佛教界尊他为日本三论宗第二祖。 兹引录《怀风藻》所载智藏传记如下:

智藏师者,俗姓禾田氏。淡海帝世,遣学唐国。时吴越之间,有高学尼。法师就尼受业,六七年中,学业颖秀。同伴僧等颇有忌害之心。法师察之,计全躯之方。遂被发阳狂,奔荡道路。密写三藏要义,盛以木筒,着漆秘封,负担游行。同伴轻蔑,以为鬼狂,遂不为害。太后天皇世,师向本朝。同伴登陆,曝凉经书,法师开襟对风曰:“我亦曝凉经典之奥义。”众皆嗤笑,以为妖言。临于试业,升座敷演。辞义峻远,音词雅丽;论虽蜂起,应对如流,皆屈服莫不惊骇。帝嘉之,拜僧正。时岁七十三。

混血儿的不幸,并非全部来自于政治,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如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按照当时的习俗,要把最珍贵的物品投入大海,以息龙神之怒。道昭曾把玄奘给他的能治百病的铁锅投入海中,鉴真和尚东渡时也差点把昂贵的香木抛入海中。如果物品无法让龙神息怒,那就要用人来活祭,在东亚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这样的惨剧。

8 世纪中叶,一艘日本船载着留学生高内弓一家从渤海回国,途中不幸遇到巨大风浪,日本船头板振镰束便把搭船赴日的唐人优婆塞、高内弓的唐妻、女儿及乳母抛入海中。《续日本纪》(卷二十四)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记载了这件惨案:

左兵卫正七位下板振镰束至自渤海,以掷人于海,勘当下狱。……初王新福之归本蕃也。驾船烂脆,送使判官平群虫麻吕等虑其不完,申官求留。于是,史生已上皆停其行,以修理船。使镰束便为船师,送新福等发遣。事毕归日,我学生高内弓、其妻高氏及男广成、绿儿一人、乳母一人,并入唐学问僧戒融、优婆塞一人,转自渤海相随归朝。海中遭风,所向迷方,柁师、水手为波所没。于时,镰束议曰:“异方妇女今在船上,又此优婆塞异于众人,一食数粒,经日不饥。风漂之灾未必不由此也。”乃使水手撮内弓妻并绿儿、乳母、优婆塞四人,举而掷海。风势犹猛,漂流十余日,着隐岐国。

除了上述悲剧之外,混血儿还有很多“哀话”,令人回味和深思。唐开成五年(717)吉备真备入唐,留学达 17 年之久,学业出类拔萃。《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宝亀六年(775)十月二日条载:“灵龟二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归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师之,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赐姓吉备朝臣,累迁。七岁中,至从四位上右京大夫兼右卫士督。”这里的“大臣”指吉备真备,他回国后官至右大臣,位极人臣;“朝衡”即阿倍仲麻吕,终身仕唐不归。

且说这两位优秀的留学生,正史均未提到他们的婚姻情况。笔者通过广泛查阅诗文、佛书、野史等,不仅找到阿倍仲麻吕与唐人结婚的证据,同时还发现吉备真备留学期间艳遇的线索。

日本镰仓时代的文献《宇治拾遗物语》(卷十四)“鱼养事”条记载,一位日本留学生在唐时结婚生子,临回国前向妻子保证:“等孩子稍稍长大,一定接回日本。”可是此后杳无音信,妻子设法让孩子渡海寻父,孩子在海中遇难,趴在鱼背上漂到日本,几经辗转终于与位居高官的父亲见面,父亲给他取名“鱼养”。

这篇传奇当然不能视为信史,但“鱼养”在日本历史上实有其人。据《续日本纪》记载,延历六年(787)进外从五位下,翌年任播磨大掾并典药头,延历十年(791)赐姓“朝野”。又据《本朝能书传》,这位当官的父亲即吉备真备,他把书法传授给儿子,鱼养成为闻名遐迩的“能书者”,奈良七大寺都请他写寺额,开创日本真言宗的空海即出自其门下云云。

隋唐时代日本选派的留学生,多移民后裔或混血儿,这大概考虑到他们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技能,对国际事务比较熟悉,甚至在中国还有人脉关系。如入唐僧辨正与玄宗是棋友,他的儿子秦朝元以遣唐使官员身份来华,玄宗“特加优赏”,这对整个使团非常有利。有些混血儿派到唐朝留学,也会与唐朝女子结合。

关于稽文会其人,《扶桑略记》、《长谷寺缘起》等佛教文献以及《大和鉴》等都提到他,记载上互有出入,主要事迹如下。

稽氏祖先大约与福亮一样,在隋唐之交来到日本,是雕刻佛像的好手,后定居河内春日邑,似与春日氏联姻,生下稽文会。8 世纪初,稽文会赴唐留学,其间与唐女结婚,回国时妻子怀有身孕。不久,妻子生下一子,取名稽主勋。稽主勋长大后赴日本寻父,稽文会却不敢轻易相认,提出两人各雕佛像之一半,合则表示师门相同,可以父子相认。结果两半佛像合为一体,毫发不差,皆大欢喜。

文化交融与文化摩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没有摩擦与碰撞,也就没有交流与融汇。混血儿的悲剧与哀话,是异文化交汇的代价,尤其值得同情与关注。

结 语

在国际化进程日新月异的今天,国际婚姻与混血儿的现象几乎遍布世界各主要地区。然而,我们对此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还缺乏基本的心理准备。混血儿的高潮曾经出现在区域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和时代,而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时代将引发一个史无前例的最高潮。

我们从历史中已经得出经验和教训:在和平时期,混血儿融合父母双方的优势,成为传播文化、促进友好的使者,可以称之为“ double”;在敌对时期,混血儿站在任何一方也只有一半的血统,不仅得不到全面的信任,甚至有可能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因此便沦落为“half”。 CIzYb3UUndbwMKOntnPbiQ0Crc1983WDitUq5P3SH85jyoqfeM+tBuxoMIV66x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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