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书·倭国传》载，“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亦见于《南史·倭国传》）。其中“太祖元嘉二年”为宋太祖刘裕在位的公元 425 年，“讚”指倭国王讚（也作“赞”），学界倾向其为第十六代天皇仁德。
关于倭国使者“司马曹达”，学界论争纷纭。最早对此关注的日本学者中，藤田元春等把“司马”视为姓氏，支持此说的中国学者认为“司马曹达”是见诸日本史籍最早的司马氏族人，与传播佛教的司马达等（一说达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坂元义种等认为“司马”是官职，支持此说的中国学者进一步认为“司马曹达是负责军事的使节”。
不过，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曹达的出身却未有论及。那么，“司马”到底是“姓”，还是“官”呢？如果是“官”名，曹达来自哪里？为何倭国王要派遣大陆移民后裔来华朝贡？如下，笔者尝试对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进行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周官”的记载中有：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
可知，周时司马作为“夏官”，为三公或六卿之一，执掌邦政。历秦至汉初，未设“司马”之职，至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总理军政。不久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其后，大将军、中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司马”，卫尉之下有“公车司马”，边郡也置“千人司马”。魏承汉制，大将军下皆置有“司马”一职。
另据《晋书·职官部》载：
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可知，晋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者的署官皆置有长史、司马。
南北朝之际，官府及军府的幕僚中，设有次于长史的“司马”一职。《宋书·百官志》载：
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江左以来，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閤祭酒各一人，主薄、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郎中二人，参军无定员。
又《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武官下对将军开府设官属也载有：
晋骠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领、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品秩俸赐亦与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室、督各一人，官属并与公同。宋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府皆有长史一人，又各置司马一人。齐有大将军为赠官，无僚属，诸骠骑、车骑、卫、镇军、中军、抚军、四征、四镇等将军，凡加大字，位从公，长史、司马诸官属亦同公。梁因之，诸将军优者亦然。陈为赠官，无僚属。后魏大将军僚属如三公。北齐亦然。后周大将军有长史、司马、中郎、掾属、诸曹、参军、典籖等员，隋以后无。
可知，将军开府者，皆置有长史、司马等官属，领兵者可增置司马一人。长史、司马掌有吏卒，可知，在南北朝时，司马有“大司马”和“司马”之分，大司马为朝廷重臣；司马则为朝臣诸公、将军或王国、郡县等官府中负责具体事务的属官。另据《通典·职官》载：“（晋代）司马给吏卒，如长史。”司马给吏卒，属于中层官吏。
隋初，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职多为郡官，故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功户、兵、法等七曹。但司马一职时存时废。至唐，州府佐吏与隋制同，有别驾、长史、司马一人。都督、都护属下也置有长史、司马各一人。节度使属僚设有行军司马，后废而不置。《通典》卷三十三、職官十五、州郡下对司马一职的沿革详载如下：
司马，本主武之官。自魏晋以后，刺史多带将军，开府者则置府僚，司马为军府之官理军事。宋制司马铜印墨绶绛朝服武冠。至隋废州府之任，无复司马，而有治中焉。治中，旧州职也。州废遂为郡官。开皇三年改治中为司马，炀帝又改司马及长史，并置赞治一人，寻又改赞治为郡丞。大唐武德初复为治中。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诸州治中并为司马，所职与长史同。
据此可知，至唐，仍设置司马一职。
那么，在大和国的官职称谓中有无“司马”呢？查《倭名类聚钞》（源顺撰，成书于 938 年）卷五《职官部》，发现“史”、“军曹”、“司”、“舍人”官职名等历历在目，而“司马”之职却未见记载。不过，大和国的军事机构基本上是模仿中国官职而设置的。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日本已经受中国官制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被后来的律令官制直接继承。而“司马”一职在唐时渐趋废置，至奈良时代，日本的官职名称用中国名的习惯尚不多见。
因此，编于十世纪的《倭名类聚钞》没有收入，并不说明日本古代不存在“司马”一职。
府官制起源于汉代，东晋后中央、地方的将军之下设有长史、司马、参军等官职，辅助甚至代行将军的政务。南北朝时，林邑、呵罗单、盘达等南方诸国的来华使节也都带有长史、司马等官职，西方的吐谷浑、高昌等国也设置了府官制。在东亚地区，周边国家模仿中国官职设置官府，自称“将军”并“假授”臣下“将军号”要求中国封建政府“除正”，或直接采用中国式的官号爵位，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极为突出。
先看高句丽。据安岳三号坟（冬寿墓）墓志铭（永和十三，即 357 年）载，冬寿曾担任“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相、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等官职。冬寿咸康二年（336）亡命高句丽的晋人或燕人，原为慕容皝的“司马”。可见，此时“司马”官已东传高句丽。
另据高句丽德兴里古坟的墓志铭（永乐十八，即 408 年）载，墓主曾任“建威将军、□（原缺）大小兄、左将军、龙骧将军、辽东太守、使持节、东夷校尉、幽州刺史”等官职。从古坟的特征来看，墓主与上述冬寿一样为移居高句丽的中国人。该古坟中的官吏行列图的铭文也写有“镇□（原缺）府长史、司马、参军、典军录事、□（原缺）曹佥史、诸曹职史”和“镇□（原缺）刺史、司马”等官职。可见，墓主身为将军，曾设府官，置“司马”官。
另据《宋书·高句丽传》载，高句丽王义熙九年（413）遣长史高翼、景平二年（424）遣长史马娄、孝建二年（455）遣长史董滕赴南朝宋朝贡。这表明，高句丽摄取中国官制遍及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领域，且与高句丽固有的官位制并存。长史、司马、参军等府官历历在目，且多为朝贡使节的官职。据《梁书·高句丽传》载：“（慕容宝）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封辽东、带方二国王。安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可知，永康元年（396）高句丽王安（好太王）被后燕慕容宝封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两国国王后，“始置长史、司马、参军官”。
再看百济。据《宋书·百济国传》载，百济王景平二年（424）遣长史张威赴宋，元嘉二年（425）宋太祖刘裕诏赐“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大明二年（458）遣使要求除正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二人获准。据《魏书·百济国传》载：
延兴二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前略）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
可知，延兴二年（472），百济王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赴魏通交。《南齐书·百济国传》载，百济王永明八年（490）遣使上表，要求除正属下官爵。由此可知，百济也存在标志使节地位的，由长史、司马、参军等组成的府官制。这些官职应是在义熙十二年（416）百济王余映从东晋获得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之后设立的。可见，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都模仿中国的府官制度。
百济与倭国交流频繁，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因此，百济等国存在的将军府和府官，一定会对倭国产生有重要影响，推动日本建立设有司马的将军官府。从东晋南朝赐予高句丽、百济及倭王的封爵来看，倭国王讚根据册封体制，模仿百济设置府官制，建立都督、将军府、置有“司马”、“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等官号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晋书·职官志》知，开府仪同三司为汉官，魏晋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设置长史、东西閤祭酒、东西曹掾等职；加兵者，增置“司马（给吏卒如长史）”、“从事中郎”等官职；持节都督者，增置“长史”、“司马”、“给事中郎”等职“如常加兵公者”。不过，倭五王（讚、珍、济、兴、武等五位国王）始终没有从南朝得到可以开府的“开府仪同三司”官爵，倭王讚遣使朝贡时更不可能有“司马”官。是否以此断定：南朝没有承认倭五王“开府仪同三司”，大和国就没有开设军府、没有“司马”一职呢？笔者认为，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
严耕望曾指出：“凡统军，不论‘都督’、‘监’、‘督’，皆加将军，开府置佐……“汉末三国时代，以地方不宁，此时郡守有加将军领兵，或置长史、司马。东晋以降，军府始渐形成。……其军事重地或边控蛮夷者，且亦置军府，……惟或不置长史。”
当时规定，能开府的将军官品在三品以上，这类将军以征、镇、安、平四类为多。
由此可知，车骑及征、镇、安、平四类将军与刺史、都督、仪同三司者如领兵，则均可开府，设置“司马”一职。早在 386 年百济王余晖就被封为“镇东将军”，457 年余庆被封为“镇东大将军”；413 年、416 年高句丽王高琏被封为“征东将军”，463 年高句丽王被封为“车骑大将军”，480 年又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因此，两国存在由长史、司马、参军等组成的府官制不足为奇。
从倭国王每次自称持使节、都督诸国军事等以及要求“除正”下属官吏的职位，可以得知倭王遣使奉献之前，已对这些官职“胸有成竹”。事实上，在 413 年倭国王讚已遣使奉献，倭国王讚很可能此时熟知中国的官制，仿造设置府官制，并任命曹达为司马奉献南朝。因此，倭王武要求的“开府仪同三司”虽未被承认，但在与宋的外交中，一定设置了称为“府官”的机构。
在遣使赴刘宋朝贡时，倭王不仅为自己索求将军号、国王号，而且还为臣下索求军、郡号。如《宋书·倭国传》载：
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
据此可知，倭国王珍曾多次获得可以开府的“安东将军”爵号，下属倭隋等十三人获得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对此记载，铃木靖民指出：“纵观刘宋时代的中日通交，可以发现，倭王通过遣使朝贡获取将军号、国王号，来行使对臣下将军号、太守号的假授并上奏刘宋王朝予以除正，借此独占对外的通交征伐权和对内的军事支配权。这种对内行政权的委托与对外军事权的独占是相辅相成的。”
大和国设置“司马”、“典曹”、“舍人”、“史”、“藏”职，应该是受中国官职的影响。
如下，我们再看看历代正史倭国传（日本传）中对倭使官职的记载（着重号乃笔者所加）：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下略）。（《魏志·倭人传》）
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十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裴世清）。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老。（《隋书·倭国传》）
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元和元年，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下略）。（《旧唐书·日本传》）
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宝，遣朝臣真人栗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新唐书·日本传》）
此外，《宋书》对外来使节的官职也有记载，除上述文中已引用的部分之外还有：
高句丽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鸟。（《宋书·高句丽传》）
少帝景平二年，（百济王余）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宋书·百济传》）
由上述记载可知，魏晋南北朝，谈到使者姓名时常加上其官职；《宋书》在同卷蛮夷传中谈到使者姓名时也都加上其官职，且这些官职均为负责军事的属官。结合当时朝鲜半岛的军事形式分析，高句丽和百济派遣与军事有关的“长史”作为使节，的确具有很深的军事性目的。因此倭王也会仿造上述两国，派负责军事的属官“司马”赴南朝，谋求军事利益。参见表 1。
表1 南北朝时代东亚诸国使节一览表
续表
当然，“司马”职的设置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可能确实已存在这种官职；二是作为外交使节的临时任命。因此有“实司马”和“虚司马”之分。从以上分析来看，高句丽、百济等国设置的府官大多与派往大陆从事外交的使者相关，可以说是“虚府官”。特别是在百济，拥有府官的使节多为张、杨、高、王、冯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姓氏，这些人很可能是由于辽东、朝鲜半岛北部的战乱而迁移流入并入仕的中国人。日本的“司马”极有可能也是“虚府官”，《倭名类聚钞》没有收入此官职或许正在于此。不管是“虚司马”还是“实司马”，“司马”当为府官制中的司马，曹达与百济国的使节一样，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曹姓移民或其后裔。
（一）移居日本的司马氏
目前日本人的姓氏中有“司马”而无“曹”姓，流徙辽东一带及朝鲜半岛的司马氏一族见诸史册，因此容易使人产生，司马曹达就是经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司马氏的后裔。不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姓氏也在不断地演绎变迁。古代的大陆移民东渡之后，由于拥有的技艺、担任的官职、居住的地域不同，所赐的姓氏也不同，因此许多固有的本姓消亡，所赐的姓氏却广为流传。
事实上，司马氏一族移居日本后，赐姓也不断变化，如南朝梁人司马达等（一说达止）赴日后不久被赐姓为“鞍作”，其子改名为“鞍作多须奈”，其女曰“鞍作鸟”，未出三代，其后史籍也已不见“司马”姓氏。司马氏流徙辽东一带的确可在《晋书》中找到，如《晋书·惠帝纪》载，永平元（291）年三月，大司马、汝南王亮当政，“免东安王繇及东平王懋，繇徙带方。”《晋书·宗室传》载：“及洛阳陷，（司马）混诸子皆没于胡。……（混子滔）太兴二年（319）上疏，以兄弟并没在辽东，章武国绝，宜还所生。”因此，“朝鲜的司马氏，不管是否为东安王繇携往之族众，或为当地汉人之冒充，或即由此发祥”。
也就是说，这些迁往辽东一带及朝鲜半岛的司马氏族，也极有可能移居日本。
但如果以此来说“曹达”是司马氏的后裔，本人难以苟同。晋皇室司马氏曾被配流到辽东一代，但不久返回故土。如永平元年（291）流徙辽东的司马繇于永兴元年（304）迁回；司马混子滔于太兴二年（319）上疏，要求允许本族返回故土并获准。另外，我们知道，刘宋灭亡的是东晋司马氏的王朝，《晋书·刘聪载记》载，刘渊野心勃勃欲“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刘裕曾大肆屠杀东晋皇室司马氏族。
如果倭国派遣与东晋王朝司马氏的后裔往刘宋朝贡，那么其谋求军事利益目标的实现也许会“大打折扣”，而派遣曹氏后裔前去朝贡，或许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移居日本的曹氏
据《新撰姓氏录》卷二十一（左京诸蕃上）载：“大岗忌寸：出自魏文帝之后安贵公也。大泊濑幼武天皇（谥雄略）御世，率四部众归化。”卷二十三（右京诸蕃上）载：“广阶连：出自魏武帝男陈思王也。平松连：广阶连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卷二十四（右京诸蕃下）：“高向村主：出自魏武帝太子文帝也。云梯连：高向村主同祖宗，宝德公之后也。”卷二十五（山城国诸蕃）：“民使首：高向村主同祖，宝德公之后也。”卷二十七（摄津国诸蕃）：“上村主：广阶连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竺志史：上村主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卷二十八（河内郡诸蕃）：“河原连：广阶连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野上连：河原连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河原藏人：上村主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河内画师：上村主同祖，陈思王植之后也。”卷二十九（和泉国诸蕃）：“上村主：广阶连同祖，东阿王之后也。”卷三十（未定杂姓右京·三城国）：“穴太村主：曹氏宝德公之后也。”可见，曹氏一族由于东渡日本的时间、拥有的技艺不同，“赐姓”及居住地也不同。
据《新撰姓氏录》卷二十三逸文可知，最早在应神天皇时，为避朝鲜半岛三国及带方间的战乱，曹氏一族由阿智王率领“归化”日本。仁德天皇时，又有人随使者“举落而来，分置诸国”。上述自称出自曹操一族且多以曹植后裔自居的现象，恐怕不是“牵强附会”，至少昭示了时代背景，表明了曹魏衰败之后，曹操宗族四处迁徙，远赴西域敦煌者有之，东渡海东日本者也有之。
（三）曹达的出身
上述《宋书·倭国传》载，太祖元嘉二年（425），倭国王讚（第十六代天皇仁德）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另据《南史·倭国传》载：“晋安帝时，有倭王讚遣使朝贡。”《晋书·安帝纪》载：“（义熙九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可知，在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倭国王讚曾遣使奉献，但未载使者官名、姓名，是否为曹达，尚难以断定。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曹达已经在日本生活多年。据《日本书纪》应神天皇二十年九月条载：“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已之党类十七县而来归焉。”可知，阿智王（阿知使主）于应神天皇二十年（相当于 4 世纪末、5 世纪初），为避战乱南下到日本。
由于曹氏与阿智王同时“入朝”，因此最早赴日的曹氏一族是在 4 世纪末、5 世纪初到达日本。由于本次“入朝”未见有赐姓的记载，且曹达于 425 年赴宋奉献，可以断定曹达即为此时期移居日本、尚未赐姓的曹氏后代。
也有人认为《宋书·倭国传》载录的倭王武上的表文，出自司马曹达之手，然无可考证。上述《宋书·倭国传》中只记“奉表献方物”，也没有叙及册封事宜，但据《古今图书集成》载：“文帝元嘉二年，倭国遣使入贡，诏授大将军。”《古今图书集成》成书较晚，且又是孤证，所以是否被封为“大将军”难以肯定。但是“这次所派使节是司马曹达，显然是一位颇有学问的汉人，他精通学问，了解中国国情，外交活动肯定出色。因此，授予‘大将军’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知道，日本接受中国册封，最早出现在 239 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往曹魏的使节难升米、牛利分别被授予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官爵。曹达作为倭使赴南朝之后，倭王频频遣使去宋，每次均“满载而归”，有时不但自己获安东、镇东等将军爵号，而且还为臣僚谋求官职。这明显是受曹魏册封使节、授予官制的影响。作为曹氏的后代，积极推动倭国与大陆建立友好关系的曹达，很可能“因循”曹魏的册封体制，促使宋王朝对倭国王进封爵号。倭王通过与宋外交权，确立了在朝鲜半岛的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形成了对臣僚的等级秩序。
这种等级秩序的形成，标志着倭王王权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加强。
综上，笔者认为，“司马”是“官”名，不是“姓”名。把“司马曹达”视为渊源于“司马达等”、为司马氏族人的观点，令人难以苟同。事实上，曹达是移居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曹氏的后裔，不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朝鲜移民，移居日本的曹氏一族渊源于中原望族曹氏。曹达被任命为“司马”并被派往中国，与其为大陆移民曹氏出身密切相关。
当然，在当时国际形势发展之下，倭国王派遣“司马”曹达来宋朝贡，无疑主要目的在于企图建立凌驾于朝鲜半岛诸国的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不过，派遣大陆移民后裔来华朝贡，不仅是当时倭国对东亚国际形势认识理解的产物，也是密切与中国王朝关系的良好方式。派遣大陆移民后裔来华朝贡，不仅排除了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而且还可以从文化心理上拉近与中国王朝的距离，从而建立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 2001 年提交的浙江大学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为王勇教授）之一部分。之后，前之园亮一发表《倭五王·司马曹达·百济府官的单名》（《日本共立女子短期大学文科纪要》第 45 号，2002 年）不仅进一步佐证了“司马是官”这一见解，而且还探讨了当时朝鲜半岛及倭国派遣名为单字的使者来华朝贡的现象。毕业论文答辩时，有专家认为“司马是官不是姓”的阐述需要进一步考证，近日有学界同仁又提起此问题，故借此刊出，请方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