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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大陆，由于隔着相当的海程，隋朝以前极少往来，直到遣隋使、遣唐使访华，日本人士在华夏的活动才逐渐多起来，而一直到宋朝末年，华夏人士曾到日本而又见于记载的则极少。因而尽管《后汉书》、《三国志》、《宋书》、《梁书》、《北史》、《南史》、《隋书》等都有“倭国”或“扶桑”的记载，华夏人士对日本的了解其实极为模糊，即使和日本官员、学子、僧侣有所往来，受限于诸如语言沟通、民族尊严等因素，其对日本的了解恐怕是以想象的成分居多。
本文的写作，特别选择容易发挥想象力的诗歌当做讨论的范围，时代则限制在唐宋时期，以观察当时文人对日本的一般印象；当然，这和依据可靠资料进行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目的和研究进路上都不相同，但也许更能代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认知。
写作之前，笔者先查检出《全唐诗》
、《全唐诗外编》
、《全唐诗补编》
、《全宋诗》
中诗题、诗序或诗作有“日本”一词的华人作品（亦即不包括在华日人或渤海、朝鲜人），否则虽和日本有关（譬如其诗是为送给日本人士而作），亦不纳入，总共得到 86 首，包括《全唐诗》24 首、《全唐诗外编》1 首、《全唐诗补编》15 首、《全宋诗》46 首。然后将诗作的内容分成几类，以观察当时华夏人士对日本地理位置、人物与文化、风俗与物产的想象。
在中国的正史里，《隋书》以前都称日本为“倭”，未出现“日本”一词，旧、新《唐书》以下才称“日本”。按：旧、新《唐书》分别为五代及宋人所撰，书中称“日本”处，或不无改旧文献之“倭”而成之可能，如《旧唐书·则天皇后》大足二年“冬十月，日本国遣使贡方物”之类，因而证据力较弱。究竟华夏何时开始使用“日本”一词，需要另寻较强的证据，加以证成。
由于《隋书》是太宗朝魏征等人编撰，所以唐初还没有“日本”一称容易决定。使用“日本”一词的年代，《新唐书·东夷列传·日本》称：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
笔者以为：“更号日本”的原因，从中国文献中自然无法推定，但“日本”国号的出现年代，却能从中国文献作出推估。咸亨（670 ～ 673）是唐高宗年号，至于“后”字，固然没有明确指出何年，但史官将“更号日本”一事系于“长安元年”之前（701 年），则应指 670 至 701 年之间。
笔者认为史官所述，应有所据，因为笔者在台北发现的《唐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的原石之上记载：
（长安中）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话语。……以先天二年二月二日，与夫人郑氏祔葬于洛都故城东北首阳原当阳侯茔下，礼也。
志文所述“日本来庭”是武周长安年间（701 ～ 704）之事，正可和史书相印证。依据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思维，670 至 701 年之间，已有“日本”国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质疑者或可辩称，墓志乃是后人所撰，不能证明长安年间或稍早已称“日本”。即使真如质疑者所言，该志刊于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该年后改开元元年），则以最保守之态度来论断，至晚到 713 年唐人确实已使用“日本”一词，而日人以“日本”为国号，则只会比此早，不会比此晚。
总而言之，玄宗甫一即位，确实已有“日本”国号，这是可以由《杜嗣先墓志》获得证实的，不必等到开元二十二年刊的《井真成墓志铭并序》来证明。而这正可说明为何开元年间的诗歌陆续出现“日本”一词。
古人没有地球经纬度的观念，再加上船行会受海潮与风向的影响，中国史籍对海外诸国地理位置的记载，自然是模糊而不准确的。即使有具体的里程数字，那也是实际曲折行进的日程与道里，不是直线距离。如《梁书·诸夷列传》描写至倭国的行程如下：
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未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至邪马台国，即倭王所居。
对于这类叙述，除非是老练的远洋船师否则是无法掌握的，一般人士很难据此对外国的位置有明确的概念。而当这模糊概念形诸诗歌时，想象的成分自然很高。试看诗人们如何想象其远：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唐 127）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唐 138）
东海是西邻。（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唐 205）
云涛万里最东头。（皮日休《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唐 614）
连夜扬帆去，经年到岸迟。（方干《送人游日本国》唐 649）
四极虽云共二仪，晦明前后即难知；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满帆若有归风便，到岸犹须隔岁期。（方干《送僧归日本》唐 652）
无风亦骇浪，未午已斜晖。（吴融《送僧归日本国》唐 684）
归程数万里，归国信悠哉。（朱少端《送空海上人朝谒后归日本》唐补978）
今日送君归日东，便成永别恨难穷；海邦万里波涛隔，不似青山有路通。（释文珦《送禅上人归日本》宋 3326）
从上引诗看，虽然事实上唐朝时与中国往来诸国中距离最远的应是中亚、西亚各国，但唐人却认为日本最远，所以说“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对东方大海的欠缺了解。正因如此，形容道里之长为“云涛万里最东头”、“海邦万里波涛隔”、“归程数万里”，而“万里”几乎已是古汉语描写遥远的极致用语了。不过，有的诗人仍嫌“万里”不够形象化，便依据当时天圆地方、日出日落的宇宙观，设想中国和日本两地太阳照射的差距，方干便写到“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西方”一句指的是中国还是夜晚，“东域”一句则指日本已出太阳。这种想象，和吴融的“未午已斜晖”类似，吴融想象：中国未到中午，日本已经黄昏。然而，即便这指长安和日本的距离，依照地球经度和时差来看，当时人的确想象过度，把日本想得太远了。至于海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则以“年”计，所以说“连夜扬帆去，经年到岸迟”、“满帆若有归风便，到岸犹须隔岁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遣唐使并未持续到宋朝，但民间往来渐多，从释广闻《答日本国丞相令公》诗“人言千里本同风，何似如今一信通”（宋 3100），便可知宋代与日本往来是更加密切了，也许这是宋朝诗人知道日本其实没有那么远而渐渐不强调日本之遥远的原因。
附带一提，《梁书》和《南史》将倭与扶桑分为二国，新、旧《唐书》则仅称日本。这也分别反映在唐宋诗歌中，唐人多认为日本在扶桑之东，中晚唐渐有人以扶桑称日本，宋人则认为日本即扶桑。譬如：
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刘长卿《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唐 150）
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徐凝《送日本使还》唐 474）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唐695）
以上唐人诗，都认为日本在扶桑之东。中唐人则有称：
扶桑一念到，风水岂劳形。（吴顗《台州相送诗一首》唐补 944）
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全济时《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唐补 945）
归到扶桑国，迎人拥海壖。（许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唐补 946）
劫返扶桑路，还乘旧叶船。（幻梦）《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唐补 946）
上引前二首，日本和扶桑的关系显得很模糊，后二首则以扶桑称日本。到了宋代，则扶桑与日本不再有所分别：
光芒曾射扶桑岛。（梅尧臣《钱君倚学士日本刀》宋 259）
临风极遐睇，目断扶桑陬。（钟唐杰《送僧还日本》宋 2665）
一个拳头，硬如生铁；放开则日耀扶桑，捏聚则乾坤黯黑。（释普度《日本琼林侍者请赞》宋 3227）
笑下扶桑国，归来致泰平。（陈深《送耕存大参使日本》宋 3724）
以上宋人诗（最后一首作者应仕于元），都径以“扶桑”代表日本。综观唐宋诗人对扶桑、日本的指称，和史书所述的演变相符，可见诗歌也能反映当时学界的认知。
至于来华日人返国的季节，唐诗所见，都在秋天：
来朝逢圣日，归去及秋风。（徐凝《送日本使还》唐 474）
老思东极旧岩扉，却待秋风泛舶归。（陆龟蒙《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唐 626）
欲归还待海风秋。（齐己《送僧归日本》唐 847）
至于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序》（唐补 978）称空海“去秋而来，今春而往”、“去岁朝秦阙，今春赴海东”，其中的来往朝赴，也许是指来去长安而言，因为从海隅到长安，路程需要半年，所以不是真正在海边乘船东航的时间。据研究，从日本到大陆，最理想的时间是依照季节风，秋天从日本出发，夏季返日本；但实际上遣唐使出航却与季节风相反，夏季从日本出发，秋天或冬天返日。一说以为遣唐使若在秋天出发，则无法于元月抵达长安参与元旦朝拜；不过，此说似乎未能获得学界认同，也无法说明为何一定要在秋冬天返日。
到了宋代，则返国季节不复反映在诗歌里，笔者推测这是诗中所见的来华日人多属僧侣，他们并未担负固定的使命，没有归国时程限制的缘故。
唐宋诗中，和诗人往来的日本人，主要是官员和僧侣，而以僧人为多。宋诗中每称日僧为学佛法不惧艰难而来，这自然合乎历史事实：
为爱华风好，扶桑梦自消。（王砺《赠日本僧》宋 54）
上人海东秀，才华众推优；学道慕中国，于焉一来游。（钟唐杰《送僧还日本》宋 2665）
上人幼负凌云志，十五为僧今廿二；鲸波不怕崄如崖，远涉要明西祖意。（释绍昙《日本玄志禅人请语》宋 3425）
对于这些僧侣，当时评价颇高，除了赞美其求法意志的坚定、领悟力的高超之外，其中一点是他们（包括日本官员）能够阅读和书写汉文，甚至努力学习华语。虽然应酬诗作中溢美之辞有时是难免的，但许多日人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却不容抹杀：
便风送来帆，夙昔多人物；始信天地间，见闻岂云悉；惆怅蓬莱说，胡为浪自黜；夷倭与侏离，九译迷仿佛；书问顾已同，纸墨存落笔；俯仰六十年，举指不任屈。（刘攽《王四十处见舅氏所录外祖与日本国僧诗并此僧诗书作五言》宋 600）
但见神僧巍跨水，弗闻君子陋居夷。（释居简《赠日本国僧顺侍者》宋2797）
佛子亲从日本来，人天随步叹奇哉。（释慧远《送日本国觉阿金庆二禅人游天台》宋 1945）
隐隐孤帆绝海来，虚空消殒铁山摧；大唐国里无知识，己眼当从何处开。（释智愚《示日本智光禅人》宋 3018）
师道严明善应酬，石桥过了问龙湫；一花一草人皆见，是子知机独点头。（释智愚《日本源侍者游台雁》宋 3018）
大唐国里无人会，又却乘流过海东。（释智愚《日本绍明知客请赞》宋3019）
钵盂捧入大唐来，饭里无端咬着砂；一粒砂藏诸国土，方知寸步不离家。（释了惠《送日本俊上人》宋 3175）
大唐不许藏踪，日本那容隐迹。（释妙伦《日本见上人请赞》宋 3264）
上人幼负凌云志，十五为僧今廿二；鲸波不怕崄如崖，远涉要明西祖意。老松阴下扣烟扉，未透慈溪劈箭机；满口乡谈学唐语，帝都丁唤那斯祈。（释绍昙《日本玄志禅人请语》宋 3425）
来华日人多不会说华语，但“书问顾已同，纸墨存落笔”却展现阅读和书写的功力，至于“满口乡谈学唐语”恐怕是逗留稍久的日人均要尝试的。鉴于日人的汉文化水平，诗人们想象日人乃秦人的后裔，这主要是延续华夏原有的徐福传说：
无限属城为裸国，几多分界是亶州。自注：州在会稽海外，传是徐福之裔。（皮日休《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唐 614）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欧阳修《日本刀歌》宋 299）
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区宇；地形广长数千里，风俗好佛颇富庶。土产甚伙并产马，舶来中国通商旅；徐福庙前秦月寒，犹怨旧时嬴政苦。自注：倭有徐福庙。（郑思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宋 3628）
又鉴于日人返国时均带回大量书籍，更进一步想象日本的政教文化和文学风气应与华夏相似，王维便认为“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序》唐 127），其他的诗人则说：
王文久已同。（徐凝《送日本使还》唐 474）
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唐 629）
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孙觉《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宋 632）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欧阳修《日本刀歌》宋 299）
日本国与大唐国，一片皇风无间隔。（释绍昙《示日本景用禅人》宋3425）
唐朝萧颖士和白居易的诗文受到日人的热爱，且产生相当影响，“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自是事实，但“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先王大典藏夷貊”，则不免想象过度；倒是日本至今保留一些隋唐佚籍，令人惊艳，才是事实。整体而言，唐宋诗人对日本政教文化与文学风气的想象，都属美好的一面。
对于遥远而罕有人至的海外异国，要了解其风俗本有困难，所以唐朝方干《送人游日本国》诗说“苍茫大荒外，风教即难知”（唐 649）。尽管如此，诗人们还是多少获得一些资讯，并形诸歌咏。如关于佛教，有如下诗句：
想到夷王礼，还为上寺迎。自注：有僧游日本，云：彼祇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国王供养；中寺名浮上，极品官人供养；下寺名祗上寺，风俗供养；有德行即渐迁上也。（贯休《送僧归日本》唐 831）
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区宇；地形广长数千里，风俗好佛颇富庶。（郑思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宋 3628）
当时日本好佛且有寺庙，自属正确，但诗人们对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是无所知的。
关于丧葬习俗，则仅一见：
不食至七日，能将礼自居；既然严像设，亦复奠朝晡。自注：亲丧，七日不食。设座为神像，朝夕拜奠。（林同《扶桑国》宋 3418）
据笔者所知，林同所述，并非闻自日本友人，而是根据《南史·夷貊下·扶桑国》的记载：“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姐妹，三日不食。设座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梁书》略同，仅“座”作“灵”字）林同所咏，是一组诗，包括中国境外的好几个国家，但其中有扶桑无日本，他是宋朝人，当时早已将扶桑等同日本，所以其诗应该即指日本。不过，此一风俗恐非日本所有。
至于一般民风，少见歌咏，唯见于宋末元初蒙古军跨海攻打日本时郑思肖所作预言式的绝句：
涉险应难得命还，倭中风土素蛮顽；纵饶航海数百万，不直龙王一怒间。（郑思肖《元贼谋取日本二绝》宋 3628）
所谓“倭中风土素蛮顽”，郑思肖在《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宋 3628）的“序”中说：“倭人狠不惧死，十人遇百人亦战，不胜俱死。不战死，归亦为倭主所杀。”
“蛮顽”是表现在武士的“勇敢”之上的。不过，尽管日本武士“勇敢”，毕竟大型战争的胜负有时决定于天候，后来蒙古军果然败在“龙王”和“神风”的手里，应验了郑思肖的预言。
物产方面，见于唐诗的有：
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自注：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唐 175）
禅林几结金桃重，梵室重修铁瓦轻。自注：日本金桃，一实重一斤。以铁为瓦，轻于陶者。（颜萱《送圆载上人》唐 631）
日本裘、铁瓦，可当做研究古器物学的资料。至于令宋人惊叹的，以日本大刀居首：
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帖欛沙点星。……干将太阿世上无，拂拭共观休懊恼。（梅尧臣《钱君倚学士日本刀》宋 259）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令人感叹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欧阳修《日本刀歌》宋 299，一作司马光《和君倚日本刀歌》宋 499）
对于日本刀，梅尧臣以干将、太阿作比，可见日本刀的精良，所以郑思肖以“倭刀极利”（《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序》宋 3628）视为蒙古军败北的原因之一，至于日本刀装饰之美便不在话下了。
唐宋曾由日本传入华夏的物品自然还有其他名目，譬如折扇等，见于其他文献，可惜诗中所见不多，但宋人对日本货品留下良好印象则无可疑：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欧阳修《日本刀歌》宋 299）
东方九夷倭一尔，海水截界自区宇；地形广长数千里，风俗好佛颇富庶。土产甚伙并产马，舶来中国通商旅；徐福庙前秦月寒，犹怨旧时嬴政苦。（郑思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宋 3628）
至于将器物之精良，归因于徐福带去的百工，这自然是华夏人士的自大。
日本的遣唐使和后来至中国游历的僧侣，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对中国制度、学术、风俗的描述，这可称之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是比较具体的。
本文则以唐宋诗歌为范畴，分析当时诗人（他们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官员）对日本的印象与想象，可称为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则相对模糊。但据本文讨论所及，唐宋时双方对彼此的印象与交情都很友好。元代以后，蒙古攻日、倭寇扰边、日军侵华，双方乃有摩擦，造成遗憾。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文化及商业的往来两利，土地及货物的攘夺两害，如何选择，端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