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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闭关锁国、自行发展而来的。它们在与周边国家不断的交涉（外交）和冲突（战争）中成长。因此，对外关系史并非单纯的国家间交涉，而是一个国家自我发展的外在表现。在古代（包括中世）东亚，“中华秩序”成了所有对外关系的中轴，新罗遣唐使一方面促使新罗融入“华夷”为世界秩序（ChineseWorldOrder）
的东亚圈，另一方面也是新罗使接受先进文物的自我写照。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中对当时新罗的对外关系作了如下描述。
表 1 《三国史记》本纪内容的比较（％）
从表 1 可知，当时的对外关系记事类似于政治记事（政治、社会、文化）。以上数据显示了韩国古代史中对外关系的比重。由于大部分对外关系是对唐关系，所以从中也能窥视出新罗遣唐使在政治和外交中的地位。
但由于当时东亚三国（新罗、大唐、日本）文献各自带有“以本国为中心的偏向性和差异性”色彩，要判明当时的国际关系相当困难。而且，中日文献（如《二十五史》、《日本书纪》）中的“天下观”和“藩国论”对新罗造成了致命伤，这一点不容忽视。
有关新罗和唐朝的朝贡关系，韩中两国的意见各不相同。韩中两国对“朝贡具有内面性，应视为主从关系（从属关系）”这一说法各持己见，因此有必要以韩中亲善正式化的统一新罗时代为中心，客观阐述事实真相。
但是，新罗不同于日本，在记录上没有遣隋使或遣唐使这种称呼。几乎所有的记录都是“遣使入唐”，或写着各种各样的入朝使（朝贡、贺正、请兵、谢罪、请求、谢恩、宿卫等）。唐朝的记录也一般采用“遣使来朝”这一说法。
新罗最初向唐朝派遣外交使节（朝贡使）是在真平王四十三年（621、武德四）。这是唐朝开国以来的第三年，也是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争相亲近唐朝的时期。唐朝出于牵制朝鲜半岛这三个国家的目的，于公元 624 年分别册封了三国的国王（荣留王七年、武王二十五年、真平王四十六年）。中国文献《旧唐书》里没有关于三国入朝的记录，却记载了武德七年（624）册封三国之事。但是，在《旧唐书》列传卷一四九（上）《东夷传》中，有以下记录：
武德年：遣使来朝（高丽）
武德四年：夫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百济）
武德四年：遣使朝贡高祖亲劳问之（新罗）
此记录与《三国史记》的内容一致，从中可以窥见三国当时对中原统一大国（唐）的立场。
三国考虑到各自的利害关系，积极推进亲唐政策。其中以新罗和唐的结交最为长远。
新罗在 621 年第一次派遣朝贡使，以及“统一战争时期”的668 年以后到 932 年（敬顺王六年、后唐明宗三）的 311 年间（除去两国断交时期，即 676～ 703 年），一共派遣了 180 多次。相当于每两年派遣了一次。特别是新罗鼎盛期圣德王在位的 36 年间（702～ 737），派遣了 43 次使节；长寿王（413～ 491）向北魏派遣了 46 次外交使节。由此可见，朝贡并非“宗从关系的归属行使”。但是，180 多次朝贡使
的具体名单只有 90 多名，要掌握当时的实际情况很难，只能通过有记录的人名着手。
新罗自 621 年（真平王四十三，武德四）入唐朝贡，到灭亡的约 300 年间向唐朝派遣了 180 多次的入朝使。但是具体名单只有一半，其中实际有所活动的人员只有 30 人左右（接受唐朝官职及进行活动的人）（见表 2）。因此，通过遣唐使的活动来分析这 180 多人的性格十分困难，但目前只能如此。
表 2 遣唐使的代表性活动
续表
由表 2 可知，新罗没有“遣唐使”这种正式说法，一般称为“朝贡使”、“贺正使”
和“宿卫”等。
实际上，贺正使和宿卫承担了（遣唐使的）任务。权悳永把它们分为定期遣唐使（贺正使）和非定期遣唐使（谢恩、告阵、谢罪、奏请、庆贺、吊唁使）。
贺正使出现于圣德王十三年（714），在此之前和惠恭王十年（774）之后都没有出现贺正使，因此不能说只有贺正使是定期的遣唐使。即便不采用正规名称，年初以“年例朝贡使”之名义派遣的也很多。中国（唐）皇帝和新罗王交替时的问候访问使者也没有专有名词，都作为朝贡使记录下来。这些也可看作正规定期的遣唐使。
在新罗，遣唐使没有规定特别的资格或地位，但主要从王族和高官中选拔。从表 2 可以看出，贺正使出现于中代，而宿卫活跃于各个时期，说明新罗的代表性遣唐使是宿卫。宿卫的起源是“质子般的存在”
，是两国间外交使节中发挥多种功能的主力军。宿卫的代表性活动如下。
1.金仁问（入唐宿卫）新罗屡为百济所侵愿得唐兵为援助……乞师……又遣仁问征兵于我。（《三国史记》卷四十四）
2.德福（入唐宿卫）传学历术还。（《三国史记》卷七，文武王十四年）
3.金守忠（入唐宿卫）玄宗赐宅及帛以宠之，赐宴于朝堂。（《三国史记》卷八，圣德王十三年）
4.金嗣宗（仍留宿卫）入唐献方物兼表请子弟入学昭许之（《三国史记》卷八，圣德王二十七年）。
5.金志满（仍留宿卫）献小马五匹、狗一头、金二千两、头发八十两、海表皮十张。（《三国史记》卷八，圣德王二十九年）
6.金士信（质子）持节弔祭，册立王为……新罗王。（《三国史记》卷十，宪德王元年）
7.金昕（请留宿卫）先在大学生崔利贞……请放还蕃，其新赴金允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三国史记》卷十，宪德王十七年）
从上述记录可以看出，宿卫原则上是作为朝贡使入唐的，肩负着外交使节的公务性任务。他们奉新罗王的旨意到达唐廷，受到礼遇（赐宴于朝堂：金守忠），还接受了唐朝的官职。这些宿卫肩负着联络两国必要事务（请兵、请国学入学）的任务，回国时带着唐朝皇帝的敕令行使外交使节（册封、放还者带同）职能。因此，这些宿卫既是唐朝皇帝的顾问、侍卫之臣，又兼顾着常驻外交官的职责。
此外，他们在入唐时带去新罗的特产（果下马、牛黄、人参、头发），回国时带回史书、文集、儒教经典、佛教经典、历法等，成了两国间文物交流的窗口。同时，他们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律令、服饰制度等，引发了新罗政治（官制）改革的契机
等等，成了罗唐两国友好的桥梁。遣唐使中有 4人后来成了新罗的大王，其他拥有最高官职（侍中、上大等）的有 10 人以上。这些人对新罗社会所作的贡献从他们的官职也可窥见一二。
但是，遣唐使的作用中特别受人瞩目的是，他们在长安滞留期间，不仅学习了中华文化，还接触了西域文化，参与了当时东亚世界的形成。当时，他们作为国际化一员，提高了新罗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尤其是金春秋和金多遂，他们对维系唐朝——新罗——日本之间的关系，构建 8 世纪的东亚共同文化圈起了决定性作用。
金春秋为了使新罗摆脱善德王十一年（642，大化元年、贞观十六年）大耶城陷落危机，特出访高句丽（渊盖苏文），处理领土问题（返还竹领西北地方）却无功而返。
新罗遣大臣大阿、金春秋等送博士小德高向黑吕……来献孔雀一双、鹦鹉一双，仍以春秋为质。（《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三年）
遣伊、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春秋请国学观释尊及讲论，太宗许之。仍赐御制温汤……太宗深然之，许以出师。（《三国史记》卷五，真德王二年）
从以上纪录看出，金春秋于 647 年（大化三年）去了日本，次年即 648年（真德王二年）去了唐朝，成了当时面临政治危机的韩（新罗）日两国的调停使者。他通过对日本和唐朝两国的访问，巩固了“王权绝对化（王道政治）”的地位，传播了它的必要性。
下面来看一下同一时期访问日本、唐朝两国的金多遂。他于 645 年（宣德王十四年）入唐，第二年带着唐太宗的亲笔书信（贞观年中抚慰新罗王诏一首）回国。《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孝德天皇大化五年）是这样记述他被派遣到日本一事的：
新罗王遣沙喙部沙金多遂为质，从者三十七人（僧一人，侍郞二人，丞一人，达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方伎十人，译语一人，杂傔十六人）。
从以上纪录可以看出，他从大唐回国的第 2 年（大化五年，649 年）带着 37 名随行人员去了日本。这是金春秋时隔 2 年带领随行人员的大规模渡日，其中肯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特别是随行人员当中有新罗的僧侣、官僚、翻译官等，他们将当时新罗的唐文化和新罗的改革（武烈王权的专制化推进），以及新政府所面临的政治要谛传到了日本。尤其是和金春秋同行的高向黑麻吕（高向玄里），与在唐的新罗使节交往亦深，在当时日本政府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宿卫为主、贺正使和其他朝贡使为辅的新罗遣唐使，沟通了新罗和唐朝之间的政治、外交、文化，同时又是新罗文化的开拓者。对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另外，他们使新罗文化更上一层楼，是韩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际化开拓者。特别是金春秋和金多遂，这二人往来于三国间，克服了异国文化差异，为构建拥有统一的王道政治理念的文化圈（东亚世界）搭建了桥梁，是当时第一国际人（世界市民）。同时，新罗遣唐使确立了“韩中永远亲善的基础”，使新罗认识到了确立民族自主性的必要性，给韩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契机。
翻译：李美子（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