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推古朝的遣隋使为发端，至平安时代的遣唐使，包括遣新罗使、遣渤海使，古代日本曾经派出过各种名目的遣外使节。与之同时，海外诸国的来使也为数不少。频繁的对外交流，给日本带来各色各样的文物。抵达隋唐的使者所接触的中国，位于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东端，日本使者扮演了其中一个环节，因此可以看作是运输丝绸的使节。换个角度看，遣外使节携归佛典等大量书籍，他们的往返通道近年又被称作“书籍之路”。
摄取以“丝绸”和“书籍”为标志的文物，是遣外使节的使命所在。譬如，像吉备真备那样带回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文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他们肩负着输入众多文物的重要使命。由此可知，有形的、物态的文物，是遣外使节志在必得的第一类文明载体。
除了文物之外，遣外使节还带回优秀的人才，鉴真和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当时日本迫切需要的授戒师，日本通过引进德高望重的戒师，得以整饬以天皇为核心的国家佛教体制。在佛教被称作“国家佛教”的当时，佛教必须拥护国家——也就是帝权即天皇权。惟有在这种情势之中，国家试图通过戒律掌控佛教，于是才有必要招请鉴真这般的高僧。这种必要程度可与文物所具备的“文明度”相与匹敌，它是古代日本梦寐以求的第二类文明载体。也就是说，遣外使节将“文物”和“人物”这两种文明载体视为索求的目标，千方百计将之携归日本。
但是，具体的文物，譬如吉备真备带回的历法、标尺、武器、祭祀器具等，正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实际效用，因而具有相应的使用寿命，在其老朽之后也就自然消逝不存了。人物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无论你具备多么卓越的识见、超群的才干，转瞬之间，老之将至，寿终正寝。如此说来，“文物”与“人物”各有大限，两者均无法永存。然而，历法蕴涵着日期、时间秩序化的思想，标尺包容测量物体长度的法则，因而历法、标尺能够超越本身而得以永存，显示了物之为物的内涵所在。
遗憾的是，鉴真也同样不能永恒。在作为戒师的生命终结之时，鉴真的授戒活动也就戛然而止。如果受戒的价值为世人代代崇信，授戒师的职位也能师资相承，那么鉴真的生命就可以无限延续。倘若做不到这点的话，人物的引进仅有一次性使用价值而已。
如此说来，文物和人物这两种文明载体，其本身并不太重要，内藏于其间的思想和卓见，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事实上，遣外使节所带回的至宝，往往是无形胜有形的文明载体。举个具体的例子吧。
《怀风藻》中说，释智藏在天智朝以留学生身份渡海入唐深造，于持统朝学成归国。据说，智藏因才学出类拔萃而遭同辈嫉恨，竟至有人欲行加害的程度。故而，智藏一面装疯卖傻以遮人耳目，一面秘密抄写三藏要义（经、律、论三种重要教义）不辍，将之盛以木筒，著漆密封，平日里则负之游行。不久到智藏回国的时候，这些封入木筒的三藏要义就成为文物了。倘若智藏带回日本的仅限于那些木筒的话，事情也就非常简单了。但是，《怀风藻》里的故事尚未完结。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叙述的：
师向本朝。同伴登陆，曝凉经书。法师开襟对风曰：“我亦曝晒经典之奥义！”众皆嗤笑，以为妖言。临于试业，升座敷衍，辞义峻远，音词雅丽，论虽蜂起，应对如流。皆屈服，莫不惊骇。
惟有智藏所具有的识见和智慧，才能超越有形的文物和人物本身，给日本带来最需要的、最强有力的东西。如果我们将这种无形之物称作第三类文明载体的话，那么遣外使节的最大贡献也就一目了然了。
什么是第三类文明载体呢？下面试举三例，以示一端。
首先是语言。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摄取众多的外国语言词汇，第一次高潮应该在推古朝。当时日本从分国时代走向全国统一，大量表述国家制度的词汇涌入日语。那些代表先进文明的外来词汇，对于正在创建国家体制的日本是必不可缺的。甚至可以断言：倘若没有外来语言的输入，日本不可能形成统一国家。
此外，各种带有深度思辨的词汇也传入日本。比如“死”字，词根“し”是汉字的音译，后来添加词尾“ぬ”，被误认为日语固有词汇。这个表示生命终结的崭新单词，极大地改变了古代日本人对死亡的认知。再如“仮（假）”，词根“か”是汉字的音译，后来添加词尾“る”，也被误认为日语固有词汇。由于这个词汇的引进，日本人方始掌握假定的思考方式，引发认识论上的嬗变。
佛教拥有最强烈的“假定”思想。佛教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假合”的物体，现世则是假定的世间。佛教冲击了习惯于单一生命观中的日本人，诸如“假定”之类的无形概念，如暴风骤雨般洗涤着日本固有的认知世界。与之紧密相关的是“死”。“死”意味着身体的变化。也就是说，活着的身体通过“死”变为尸骸、化作白骨，最终风化消失。“死”的概念传入日本，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观，且与假合五大以成肉体的佛教身体观整合，对以往把灵魂的离脱看作生命终结的日本人，产生震撼心灵的巨大影响。
本来，日本人把现实看作“うつ”，无论是移动着的还是投影下来的，日本人都将之视作是“うつる”的东西。虽说是一种拷贝，但都不过是“现实”的移动。肉体的终结也应该是一种“现实”的移动，一切都是“うつ”这种认识，而不带有“秘”的概念。现在人所说的“悄悄地”、“秘事”、“隐秘”这些单词，都是汉语“秘”的输入带来的结果。没有“隐秘”之事的古代日本人，他们通过引进“秘”这种第三积载物，将巨大的暗阁寄存在了自己的心底。“秘”和“私”一样，都与水稻生产的非公有性紧密相关，无论是从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层面上看，它都是客观的、制度的事物，可能带有与心情相与交错的内容，促成了国家和个人的对应关系的早日生成。国家的诞生和制度的设定及个人心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可视为第三类文明载体。
其次是美学。这是关于古代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美学模式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黄金分割比例。如果将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置于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那么恰好处在五角形文明和四角形文明的交汇点上，其复合文明的特点一目了然。
但是另一方面，六角形也与之相互纠绕，象征犹太教的六芒星（两个正三角形倒置重叠而成），在日本伊势神宫也能看到。这些美学观念形成于何时呢？虽然我无法给出明确答案，但大致可以推测，形成于自法隆寺的建立到天武、持统合葬陵营造的七、八世纪。从四角形到八角形的美感之中，第三类文明载体陆续在日本登陆。
最后是占术。在《万叶集》出现“むらと”一词，由此推测“诸弟”是位精通内脏占卜的波斯人。起先只是怀疑“モロエ”或“モロト”是“颇带异国情趣的名字”，但事实上所谓的“ムラド（morad）”，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属于非常普遍的人名。“ムラド”出现在《古兰经》中，意味着“至高无上”，所以被普遍用于人名。进一步查考，《和名抄》将“むらと”释为肾脏，在《万叶集》中指肝脏占卜；同时与“むらと”发音相近，恐怕属同一用语的人名“もろと”，也和今天的ムラド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意思，是和中东人相同的名字。
如果不加苦思冥想，所有的条理都不相符合。我想诸弟还是波斯人吧。然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モロエ这个人名。因为是エ（兄）和ト（弟），也就是说是十干，所以可能是左大臣橘诸兄将自己的名字模仿波斯人的モロト而取作モロエ。他的初名叫葛城王，降为臣籍之后，改称“橘”——这是西域长生不死之树。他在木津川边的井手玉水构建别墅，在泉水之中筑起堤防，上面种植黄金之花。上述景观类似于波斯神话中的乌托邦。苏我马子曾于桃源乡营建自己的墓寝，平安朝的藤原赖通也构筑过堪比阿弥陀净土的庭园。这些都是出自同样的思想。
通过以上的推论演绎，我们可以知道，蕴寓于波斯人名中的祝福、他们嫡传的占术以及感染至当时大臣的乌托邦思想，这些都是作为第三类文明载体而登临日本列岛的。波斯人李密翳等来日本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可见，占术是隐藏于移民胸中而被带入日本的。
以上所举诸例，可能有些暧昧，或者是传入时间不明，或者是传输方式不清，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予以否定。我们所不能确定的，是哪一次遣外使节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这些无形的舶来品具有普通性，甚至是持续性引进累积而成的结果。进而言之，上述舶来品未必全部通过遣外使节传入日本，民间渠道的文化传播也值得我们关注。
所谓的遣外使节是政府之间正式的高规格使节团，经由政府使节传送的文物自然高贵且华丽。然而，某些虽不名贵但庶民化的、日常性的物品，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未经遣外使节之手，主要通过民间渠道输入日本的文物，事实上多得有点出人意料。下面我们也举几个例子。
譬如说，由大陆或半岛移民秦氏传来的纺织技术。古代日本人将蚕称为“ヒメ”或者“カイコ”，意思均是“養う子（育儿）”。倘若溯寻濑户内海一带，就会发现关于“ヒメ”的地名众多，像大分的姬岛、松山的爱媛、冈山的姬社神社、兵库的姬路，还有大阪的姬社神社等等，婉如在濑户内海上描绘出一条鲜明的丝绸之路。这条线路的终点是山城。蚕的神社是信仰的中心，秦氏在这里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将该地称作了“太秦”。可见，绢绸的纺织是由秦氏集团传授的技术，而遣外使节载运而回的仅仅是纺织成品的服饰而已。
另外，有种名叫“高丽锦”的锦织物，诚如其名所示是经由朝鲜半岛传输而来的。此后还有沿海州商人经由阿穆尔河（黑龙江）传来的山旦锦，其前身在 8 世纪时从朝鲜直接南下而来。
再举一个例子。濑户内海的海人族所拥有的紫染技术，其所利用的原料是紫贝。这是直接从希腊经由印度洋传来的紫染技术。与此同时，由额田王家族所垄断的紫染技术，因为经由大陆传来，所用原料为紫草。紫草似乎是不能弄到紫贝的内陆地区的代用品，但是这种紫染技术是经由政府使节从中国大陆传入的。相对而言，海人族的紫染技术则以身传言教的方式传承下来。
另外，我曾经推测七夕传说在天武、持统朝时传入日本。（详见拙著《万叶集之比较文学的研究》）以此为契机，在柿本麻吕的身边出现了七夕歌的创作活动。这可以推定为缘自纺织集团的到来。七夕在圣武朝时作为宫廷仪式颇为盛行，考其原由，大概与山上忆良作为遣唐使从唐朝带入日本有关，因为是通过政府渠道传入，所以融入朝廷礼仪之中。
以上例子说明，当我们无法确认是否由遣外使节传入时，就应该考虑经由民间渠道流入的可能性。这种作为习俗、技术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应当归入无形的第三类文明载体。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遣外使节之外，还存在其他引进文明的传播者，他们虽然不显于青史，但值得我们追忆。
翻译：郑洁西（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