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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遣隋使的研究，较之热火朝天的遣唐使，显得过于低调乃至冷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资料匮乏使然，另一方面由研究者的轻视态度所造成。研究“倭五王”与南朝交通者，视野多不及遣隋使；以遣唐使为专题的学者，最多将遣隋使一笔带过。
由于这些原因，遣隋使虽然在“倭五王”与遣唐使之间，扮演日本外交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但连一些最基础的问题——譬如遣使次数、渡海路径、赴华使命等等，均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以致论者往往语焉不详。
本文聚焦于隋文帝治世（581～ 604），通过对开皇二十年（600）和仁寿四年（604）两次遣隋使相关史料的梳理辨析，提出遣隋使次数的上限可达 7次，同时论述 6 ～7 世纪之交东亚各国外交的互动。
关于倭国究竟派出过几次遣隋使，学术界尚存争议，中日学者也有分歧。如木宫泰彦
认为只有 3 次，森克己
和张声振
说是 4 次，此外还有 5 次、6次的说法。
中日文献记载的龃龉、学者取舍角度之不同，是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了便于下面分析讨论，兹摘录中日文献相关记录。
《隋书·倭国传》云：“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
《日本书纪》云：“（推古十五年七月）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又《隋书·倭国传》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
《隋书·炀帝纪》云：“（大业四年三月）百济、倭、赤土、迦逻舍国，并遣使贡方物。”
《日本书纪》云：“（推古十六年九月）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妹子臣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
《隋书·炀帝纪》云：“（大业六年正月）倭国遣使贡方物。”
《日本书纪》云：“（推古二十二年六月）遣犬上君御田锹、矢田部造（阙名）于大唐。”
由此可知，中国文献记载遣使 4 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日本文献记载 3 次（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除了第二次互见外，两者合计遣使 6 次。（表 1）
表 1 遣隋使一览表
续表
如果拘泥于中国文献记载，遣隋使仅有 4 次
；倘若仅取信于日本文献，遣隋使只有 3 次。千余年前日本派遣的使者，能够见诸一方文献，已属幸运；互见于双方正史，堪称偶然。这种情况即使从遣唐使的事例判断，其概率也不是很高。
除此之外，唯以史书为信的传统思路，也是值得商榷的。翻检所谓“正史”以外的文献，还能发掘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遣隋使相关记录。
如大业六年（610）遣隋使，《隋书·炀帝纪》作“正月己丑，倭国遣使贡方物”，而《册府元龟·朝贡三》则作“三月”，当记同一批遣隋使的不同活动，不能因为《日本书纪》失载而否定之。
开皇二十年（600）的遣隋使，由于《日本书纪》失载，日本学术界多存疑义，或推测是九州豪族私遣之使，或怀疑是 607 年遣使的重复误载。
然而，有关这次遣隋使，除了《隋书·倭国传》外，《杜佑通典》、《册府元龟》、《宋史》等中国文献均有明确记载，甚至日本文献如《释日本纪》也有提及，绝不是唯有一例孤证。为了便于比对稽考，兹将《隋书·倭国传》中“开皇二十年”与“大业三年”两次遣使记事摘录如下：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勿复以闻。”
对照两次遣使记事，我们可以获得诸多信息。首先，因版本的不同，倭王“多利思北孤”或标记为“多利思比孤”
，“比”与“北”字形相近，两批使节的派遣者无疑为同一位倭王，不存在地方豪族使节与中央政府使节之别；其次，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面谒“高祖”文帝，大业三年的遣隋使朝见“世祖”炀帝，文帝在位至仁寿四年（604）七月，正史不至于杜撰帝号和年号；还有，文帝“令所司访其风俗”，而炀帝时没有这节内容，这也佐证开皇二十年倭使初来乍到；最后，开皇年间的遣隋使未携带国书，而大业年间遣隋使携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的国书，这个重要情节史官不会张冠李戴。
此外，在《隋书·倭国传》中，开皇二十年遣隋使的记事，紧接“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展开，与“倭五王”以来约百年
后重启中日通交的史实相符；而且，该记事篇幅大、细节多，内容与大业三年基本不重复，不似史官捏造或虚构出来的。因此，认定开皇二十年遣隋使乃“大业三年遣使重复误载”之说，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
尽管如此，对此次遣使存疑者或许还会继续问：“600 年的遣隋使是在何种国内外情势下引发的？”也就是说，遣使的国际背景是什么？日本方面的动机何在？尊经阁文库所藏的《异国牒状记》，也许会为我们揭开疑窦提供一些线索。
该文献罗列历代外国送达的“牒状”（此指国书或公文），追溯日本朝廷回应之惯例，检讨得失，以为龟鉴。在“历代异国合乎礼仪牒状”项下，共列出 16 件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牒状”，时间跨度从 5 世纪初到 13 世纪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对排序第二的隋朝国书有如下记录：
推古天皇二年正月，隋国之牒状到来，其文曰“皇帝问和王”。圣德太子御览此状，怨其不书“天子”而写“和王”，故不赏其使。
日本推古天皇二年，当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此年隋朝国书送达倭国，未见他书记载，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呢？我们围绕《隋书·东夷传》所记 6 国（高丽、百济、新罗、靺鞨、流求、倭），先从国际情势加以考察。
隋朝于 581 年开国，改元为“开皇”，高句丽、百济、靺鞨相继朝贡，其中高句丽为“岁贡”；开皇九年（589），隋灭陈而一统江山，百济王余昌奉表庆贺，此后随着与高句丽关系紧张，开始频繁向隋朝贡。
百济自开皇初朝贡以来，似乎中断了数年，平陈之年（589）“有一战船漂至海东聃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隋书·百济传》）。这是一次两国恢复通交的偶发事件，但在东亚外交史上产生巨大影响。《隋书·百济传》云“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或许通过百济的朝贡，文帝的眼光投向了新罗乃至倭国，极有可能遣使两国，宣喻正朔。
在上述背景下，在开皇十四年（594）同一个时间节点，新罗“遣使贡方物”（《隋书·新罗传》），倭国收到“隋国之牒状”，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回头再看《隋书·倭国传》开皇二十年朝贡记事的末尾“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看似有些唐突，其实佐证新罗、百济、倭自成一个交流圈，随着百济率先进入隋帝国朝贡圈，新罗、倭国也随之做出联动反应。这便是开皇二十年（600）倭国派出遣隋使的国际背景。
再看日本国内情势。推古天皇元年（593）四月十日，圣德太子“仍录摄政，以万机悉委”（《日本书纪》），开始一系列内政外交改革。推古二年（594）二月，天皇发布“兴隆三宝”诏，此后日本史籍频载百济、新罗朝贡记事。在与朝鲜半岛诸国交往中，圣德太子也许已经注意到隋帝国的崛起，倘若推古二年（594）收到隋朝“牒状”，必定会做出积极反应，而开皇二十年（600）的遣隋使，就是积极反应的一个结果。
《隋书·倭国传》关于开皇二十年遣隋使的长篇记事，尚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比如末尾部分“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察其语气措辞，不似出自新罗、百济之口，应该是倭国使传递的信息，这也可以看成开皇二十年遣隋使存在的旁证。
开皇二十年（600）的遣隋使备受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使者姓名不见史载，而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奉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先驱，依据是《日本书纪》推古十五年七月三日条：“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
日本推古十五年，当隋大业三年（607）。查《隋书·倭国传》，确有对应的记录：“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殊不知，《隋书》所录 4 次遣隋使，无一明记使者姓名，仅因使者阙名而辄疑之，实非学者所取。
开皇年间倭国使者阙名，大业年间小野妹子名垂青史，确实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常识。然而，日本镰仓时代末期，卜部兼方为注释《日本书纪》而撰写的《释日本纪》
（卷一开题），引用《延喜讲记》的一段史料，令人对所谓的“常识”产生怀疑：
问：大唐谓此国为倭。而今谓日本者，是唐朝所名欤？将我国自称欤？
答：《延喜讲记》曰：自唐所号也。隋文帝开皇中，入唐使小野妺子，改倭号为日本。然而依隋皇暗物理，遂不许。
所谓《延喜讲记》，指延喜年间（901～ 923）史官向天皇讲解《日本书纪》的记录。这则史料中最令人惊异之处是，指出小野妹子遣使一事发生在“隋文帝开皇中”。那么，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是否就是小野妹子呢？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文献（除《隋书》）关于“开皇”年间遣隋使是如何记载的。
（1）《册府元龟》卷九六六《外臣部·继袭一》：“倭国……隋开皇二十年，其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朝贡。”
（2）《杜佑通典》卷一八五《边防一·倭》：“倭自后汉通焉。……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其国号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遣使诣阙。”
（3）《新唐书》卷二二十《日本传》：“日本，古倭奴也。……其王姓阿每氏……更以天皇为号。……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开皇末，始与中国通。”
（4）《宋史》卷四九一《日本国传》：“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其《年代纪》所记云：‘初主号天御中主……次用明天皇，有子曰圣德太子……当此土隋开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凡六十四世。’……按隋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书。”
如上所列，《册府元龟》、《杜佑通典》均明确记载“开皇二十年”，《新唐书》作“开皇末”，与前两者稍有不同。按《新唐书·日本传》关于天皇谱系的记载，学界公认取材于雍熙元年（984）入宋的日本僧奝然所提供的《王年代纪》，欧阳修、宋祁等在编撰《新唐书》时，虽然能看到《王年代纪》原本，但囿于编撰前代史书，只采录了唐以前资料而已。相比之下，元代成书的《宋史》，则忠实地抄录了原文。兹摘录相关部分如下：
次用明天皇，有子曰圣德太子，年三岁，闻十人语，同时解之，七岁悟佛法于菩提寺，讲《圣鬘经》，天雨曼陀罗华。当此土隋开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国，求《法华经》。
上述记载比《新唐书》多出讲《圣鬘经》、求《法华经》等情节，这显然是入宋僧奝然带来的新信息，所以《宋史》编者脱脱根据《隋书》等前史记载，特意在文后加上一条按语：“隋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遣使致书。”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大胆的问题：开皇年间的遣隋使，除了开皇二十年那次，是否还有另外一次？因为我们注意到，开皇二十年的遣隋使没有求书情节，也不出现圣德太子、小野妹子等人物。然而，据奝然传来的《王年代纪》，圣德太子遣使求《法华经》；据《释日本纪》所引《延喜讲记》，小野妹子曾于“隋文帝开皇中”遣使入华。
如果假设小野妹子曾于开皇年间遣使入隋，那么不是开皇二十年（600），就是在此之前。因为次年（601）正月改元“仁寿”。然而，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开皇二十年“始与中国通”，《隋书·倭国传》的记事也显示倭国初次朝贡。剩下的可能性，如果限于隋文帝治世，只有仁寿年间（601～604）了。
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伴随小野妹子求书情节的遣隋使信息，得自日本入宋僧奝然，而日本文献记载中国王朝、年号，屡屡出现混淆。如《释日本纪》一边说小野妹子于“隋文帝开皇中”觐见“隋皇”，一边却称他为“入唐使”；《日本书纪》情况依然，凡涉及遣隋使活动，均以“唐”代指“隋”。
我们假设小野妹子在文帝治世曾经遣使入隋，暂且不拘泥于“开皇”年号，那么遣使发生在文帝治世的仁寿年间有无可能呢？平安时代成书的《经籍后传记》
逸文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可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
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当隋文帝仁寿四年（604）。有关此次遣隋使，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但是此次遣使与“始用历日”——遵奉正朔相呼应，是日本跨入东亚国际舞台的标志性一步。与其说日本在使用中国历法之后才派遣使者入隋，毋宁说日本为了派出遣隋使而特意“始用历日”，以向世界宣示本国文教兴盛。
使者“小野臣因高”即小野妹子，入隋后取名“苏因高”。
根据上述推演，开皇十四年（594）隋朝向日本送国书颁示正朔，引发开皇二十年（600）以后一系列的遣唐使渡海；第一次遣隋使（600）带回大量信息，于是就有了推古十二年（604）“始用历日”、遣使求书的举动。
仁寿四年（推古十二，604）遣隋使，究竟是否真正存在，由于史料极度匮乏，尚不能妄断。如果此次遣隋使得到印证，则小野妹子活跃于文帝与炀帝两代的外交舞台，他在仁寿年间的文化活动与大业年间的政治活动，也必然具有内在关联。
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仁寿四年，中国处于皇位交替的非常时期。当年七月，隋文帝去世。史官赞曰：“《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在文帝治世，构建了宏伟的东亚帝国，其影响辐射至周边各国。
据《隋书·音乐志》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从“倭国伎”进入隋朝宫廷，也可推知倭国被纳入朝贡圈之内。
考察隋文帝时期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百济、新罗、倭国的互动尤其引人注目。三国在明争暗斗中，各自展开对隋外交。虽然百济最先朝贡隋朝，新罗继之，倭国则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隋书·倭国传》开皇二十年记事，最后特殊一笔三国的关系，可为明证。
仁寿四年（604）七月文帝去世后，其子隋炀帝旋即登基继位，这位历史上颇多争议的帝王，在外交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东亚格局又将为之一变，中日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