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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东亚”？设想这套书系面世，或有读者如此发问。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兹略陈浅见，以明宗旨。
“东亚”概念既非自古有之，亦非亚洲人自创。
先说“东”字，中国古籍如《二十四史》，把朝鲜、日本等列为“东夷”；然从朝鲜、日本看来，中国则位于“西方”，日本自谓遣隋唐使为“西海使”即来源于此。故而，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东”是局部、边缘的概念，通常不包括中原地区。
再说“亚”字，古汉语中含丑、次、矮等贬义，如《说文》云：“亚，丑也。”《封氏闻见记》说：“郑虔亦工山水，名亚于维。”甚至是“恶”的古字，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老子·德经》：“天之所亚，孰知其故？”后世亦被用作“恶”的通假字。故而，“亚”非吾人自谓之辞甚明。
“东亚”非汉语固有词汇，亦非传统地域概念，其起源与西学东渐有关。
先看“东”，在西方语境中，大抵有两个起源：一个是“Orient”，另一个是“East”。两者外延有部分叠合，但内涵却各有理路。据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本）的说法，对欧洲人来说，东方“自古以来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对美国人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经核实萨义德原著，前者的“东方”使用“Orient”，后者则用“East”。给人的印象是，欧洲视域的“Orient”，存在偏见、流于虚幻；美国语境中的“East”，接近现实、注重实利。无论Orient还是East，在西方中心主义格局中，是被异化的、边缘的概念，中国自然被囊括其中。
再看“亚”，此系“Asia”的译音节略字。“Asia”的起源非常古老，相传最早由古代腓尼基人（一说源出亚述人）命名。这个公元前 10 世纪就活跃在地中海东岸的航海民族，拥有丰富的天文、地理、方位、海域、造船等知识。他们以爱琴海为基点，以东地区称“Asu”，以西地区称“Ereb”。“Asu”原意指“日出之处”，从中派生出“Asia”；“Ereb”原意是“日落之处”，由此衍化出“Europe”。
Asia所指的范围，限于腓尼基人闻见所及地区，最初是非常有限的。但其后随着罗马帝国势力东渐，其范围逐渐扩大。公元前 129 年，罗马帝国设立Asia行省，辖境为小亚细亚东部（约当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进而延伸至两河流域一带，乃至涵盖整个亚洲。
如上所述，（1）“Asia”起源于一个比较中性的地区，它与“Europe”形成东西对应，与“Orient”属于西欧边缘的概念是不同的；（2）创造这个词汇的民族，在 146 年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被罗马军队摧毁而烟消云散，因而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一种主体文化的支撑和不断的熏染；（3）这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地理或方位概念，没有附着太多的宗教、文化色彩。
晚明以来，随着西力东渐，西方的地理知识传播到东方，“亚细亚”一词出现在许多西学著作中；同时，西方人对于文明景观迥异的亚洲东端，使用“East Asia”来称呼。于是，如同“亚细亚洲”可略为“亚洲”，“东亚细亚”便被略作“东亚”。
显而易见，“东亚”是个意译（东）＋音译（亚）的新词。正因为“亚”是音译词，就不带有汉语文脉中的贬义。
“东亚学”在欧美是一门比较成熟、已经定型的学科，但它毕竟是从国别研究进化而来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观羁绊。目前在亚洲脱颖而出的“东亚学”，基本上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可面向未来自主擘画。
“东亚”的地理外延并非固定不变，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时而扩展时而敛缩；“东亚”的文明内涵并非凝固单一，在生生不息的区域交流中，既有吸纳也有辐射。时间上的继承、积淀与空间上的传播、影响，构成一个动态的坐标——这就是我们把握“东亚文化”的依据。
以“东亚”为坐标研究“东亚文化”，窃以为其要点有二：一是以中国为基点，追踪中国文化之传播和影响，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二是以域外为起点，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及创新与回馈的机制，拓展“汉文化”的文明内涵。时间轴与空间轴立体交汇，由此构成动态的“东亚学”。
2010 年 9 月 23 日，香港大学举办“East Asian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学术研讨会，以庆祝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 70 华诞。香港大学美裔教授Louis Edwards在发言中指出：时下亚洲研究正成为热门，严绍璗教授的丰硕学术成就让我们确信，“亚学Asianology”绝不会是低于“西学”的学问，方兴未艾的“亚流”完全能成为主流。
这位博学的Edwards女士，不仅深谙“亚”字之汉语古义，而且了解西方主流学界的偏见，因而说出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
2008 年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个学期，在东亚系开设了“The book's exchange in East Asia”研究生课程，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国际学术研讨会“Commonality and Regionality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ast Asia”，并先后应邀到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演讲。如果说我的学术成果受到西方主流学者的某些认同，我想那是因为我站立在东亚的土地上研究“东亚”，我是当事人，不是旁观者。
从 2004 年开始，我们以“东亚文化交流”为主题，基本上每年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即“道教文化”（2004 年）、“书籍之路”（2006 年）、“遣隋唐使”（2007 年）、“人物往来”（2008 年）、“争鸣与共识”（2009 年）。各次会议均有论文集问世，但有些论文集只是作为项目报告递交，所以印数既少，流通也不广，加之有些外语论文未及翻译，现在看来留下不少遗憾。
幸运的是，中国书籍出版社出于奖掖学术研究的宗旨，愿意为我们出版“东亚文化交流史书系”，遂以原有的部分论文集为基础，经过重新编辑、翻译、增补，整合成《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三册，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日藏唐代汉籍写本语言文字研究”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海外日本研究重点支援事业对象机构”资助项目的成果汇总。
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多年来国内外同行的鼎力支持！
王 勇
2012 年初夏于北大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