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最新章节_王勇著

第七章
遣唐使中止的原因和意义

［日］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古濑奈津子

一、前言

遣唐使废止之谜，过去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宽平六年当派遣遣唐使一事还在计划中，遣唐大使菅原道真上书朝廷，以致派遣遣唐使一事搁浅。近年来，石井正敏对此提出了新解释，并得到森公章和东野治之的赞同。他认为：遣唐使计划的搁浅不是因为道真上奏朝廷时的一面之词，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

那么，本文以上述解释所依据的史料——道真亲撰的《奉敕为太政官报在唐僧中瓘牒》和《诸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菅家文草》卷10～ 9）为根据，再次探讨遣唐使废止的原因。另外，本文把遣唐使的派遣和废止问题，放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考虑，从中推导出遣唐使废止的内在原因。

说到内在原因，也就涉及了日本国内如何看待中国、理解中国的问题。日本从 7 世纪以来，效法唐朝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吸收了其先进文明。但是日本寻求的唐文化也是在一刻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本文将阐明这一变化的过程，探讨 9 世纪末的日本所吸收的唐文化处于哪个阶段，从中考察日本废止遣唐使的内在原因。

二、遣唐使对中国的认识（8 世纪）

按照一般说法遣唐使派遣的次数为 20 次。若按照出使目的划分的话，可分为前期和后期，第 1 次到第 7 次是前期，第 8 次到第 20 次为后期。前期的遣唐使出发时正值朝鲜半岛战争频发之际，因此它的出使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使团规模约 2 艘船 120 人，路线选择北路从博多出发，经穿过壹岐、对马海峡，经朝鲜半岛西海岸，横跨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再经陆路通往长安。之后，经历了从“白村江战役”到“壬申之乱”31 年的遣唐使中断期，701 年《大宝律令》施行后，日本又重新开始派遣遣唐使。

后期遣唐使，正逢唐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安定和谐之时出发，可以说其出使目的是朝贡和输入文化。使团规模约 4 艘船 500 至 600 人，由于和新罗的关系恶化，路线选择南路。从博多出发经五岛列岛，一口气横渡南中国海，到达长江沿岸，再通过运河前往华北，在汴州上陆以至长安。到达唐朝的遣唐使一行中，约有一成的人前往长安，剩下的人在船队着陆地待命，等待从长安归来的使节们。另一方面，到达首都的遣唐使一行参列外交仪礼和新年朝贺，确认和唐朝的外交关系。

接下来，笔者进一步按时代顺序，具体考察遣唐使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其通聘中国的目的。日人惠日等上奏称：“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七月条）可以看出对惠日等曾留学隋朝的学问僧和医师来说，不管其他如何，首先承认了唐是一个法式完备的国家。而这点也可以从伊吉连博德，土师宿祢甥以及白猪史宝然等前期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参与制定《大宝律令》一事以及大和长冈、秦大麻吕等后期的遣唐使、留学生、请益生赴中土研习法律一事中了解。总之，《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编纂时期，遣唐使的目的不外乎前往中国学习法律。从文化吸收的角度看，日本方面寻求的唐文化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指出，最初吸收的文化围绕着编撰律令展开，但养老朝的遣唐使之后，却开始着重地吸收礼文化。养老朝的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传入日本的《唐礼》130 卷，应该是显庆三年（658）颁发的《永徽礼》（显庆礼）。除《唐礼》以外由真备传入日本的书、物，更涉及天文及礼乐、兵器等方面，包括《太衍历经》1 卷、《太衍历立成》12 卷、测影铁尺 1 把、铜律管 1 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 12 条、《乐书要录》10 卷、弓箭若干。依靠《唐礼》中记载的规制，真备整备了释奠的仪式。天平胜宝年，真备曾作为该年出发的遣唐使的副使再次入唐，将《开元礼》带回日本。称德朝，时任右大臣的真备，进一步整备释奠的仪式，终于成功地模仿了中国在大学里举行了迎接称德天皇的仪式。

另外，从正仓院宝物里我们些许可以窥测到生根于中国文化的日人生活。奈良时代后半期，颇有唐风样式喜好的藤原仲麻吕登场了，让我们看看藤原仲麻吕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藤原仲麻吕是藤原不比等的孙子、武智麻吕的二儿子，依属于叔母光明皇后，取得其信任后得势，是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之子——孝谦天皇时期的掌握权力的人物。掌权之后，因其推行的唐风样式的政策而著名。

仲麻吕模仿唐风样式的政策有：首先，天平胜宝九岁（757）四月四日大炊王立太子之际，为减轻课役负担，把正丁、中男的年龄标准上调 1 岁，要求每家每户备《孝经》一本。这是在模仿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十二月时颁布的政策。在这之前，天平胜宝七年正月开始，规定“年”改称为“岁”，也是在模仿唐朝“年”改称为“载”的先例（武后期、玄宗期）。

其次，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一日，适逢孝谦天皇让位和淳仁天皇即位之时，其又拥戴孝谦天皇为宝字称德孝谦皇帝、光明皇太后为天平应真仁正皇太后，八月九日，拥戴已故的圣武天皇为胜宝感神圣武皇帝，也是在模仿唐代的武后至玄宗时期盛行的拥戴尊号的仪礼政策。

另外，还有推行了天平宝字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更改官号，同年五月九日设置常平仓、平准署，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武后指定由她命令编撰的《维城典训》为官员的必读书，天平宝字五年命令编撰《氏族志》等唐朝样式的政策。

仲麻吕的山寨版的唐朝样式的政策中，其山寨的对象多为武后期、玄宗期所颁政策，据此可以推测出这些政策多由天平胜宝年间的遣唐使带回传入日本。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具有同时代性，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能迅速吸收大体处于同时代的唐朝政策，特别是对后世评价不高的武后的政策，也全盘照收式的吸收模仿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古代日本的政治，多多少少会参考到唐的制度和政策，但仲麻吕对唐朝的憧憬特别强烈，视唐风政策为无价之宝。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仲麻吕时期，安史之乱的消息初次传入日本。天平宝字二年（758）九月，遣渤海使小野田守和渤海大使一同归国，十二月向朝廷作的归朝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安史之乱”的消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御史大夫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占领洛阳。玄宗虽然派兵迎战，翌年六月，离开长安逃亡剑南，七月在灵武郡都督府肃宗即位。之后，幽州节度使史思明也发动叛乱。平卢留后事徐归道以追讨安禄山的名义向渤海请求援军无果，后安禄山军的安东都护王玄志也向渤海遣使，使“安史之乱”的最新消息得以传播到渤海，再经由渤海传到东亚各国。

对此，仲麻吕命令大宰府巩固西陲的防御，并派遣迎入唐大使高元度跟随渤海遣使回国时，希望从渤海入唐，迎接天平胜宝年间的入唐至今仍滞留中土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天平宝字三年正月元日参列朝贺仪式之后，二月十六日渤海使和高元度一行出发。但此时因受唐朝战乱影响，日本使节一行中只有高元度等 11 人被允许作为渤海的朝贺使入唐，剩下使节被迫回折，十月漂至对马岛，年底回到奈良。

另一方面，高元度等入唐之后，长时间未被允许朝见，也没得到藤原清河的归国准许，天平宝字五年八月，高元度和唐朝送使一同回日本，回到大宰府的大使们向仲麻吕复命，并且传达了唐朝方面武器援助的要求。之后，仲麻吕计划派遣遣唐使和征讨新罗，但两计划由于仲麻吕的下台而未能实现。虽然计划没实现，但是仲麻吕迅速地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一点仍值得重视。综上所述，仲麻吕对唐风政策的执着坚持，和“安史之乱”的迅速应对，可以看出其政策的同时代性和应对的现实性两大特征。表现了当时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多人指出仲麻吕的唐风政策仅仅限于其个人兴趣，但奈良时代后半期也是唐朝样式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三、遣唐使对中国的认识（9 世纪初）

迁都至平安京的桓武天皇，以中国皇帝为目标扩大天皇权力和权威，他模仿中国举行祭天仪式。并在延历二十三年（804）遣使入唐。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平安时代后的延历遣唐使同最后的遣唐使——承和遣唐使和宝龟遣唐使有些不同，那就是延历遣唐使一行成员里包含了文章生身份的人。文章生及文章得业生身份出身的菅原清公担任遣唐使判官、文章生出身的朝野鹿取担任遣唐使准录事、橘逸势被选为留学生。遣唐使中包含文章生出身的成员，从这点可以看出，日本方面需要的中国文化已从明经向文章转变。

本来，大学是学习儒教经典的，神龟五年（728）新增加直讲 4 人（包含1 名文章学士），律学博士 2 人，明法生 10 人，文章生 20 人。增设了学习法律、历史和文学的学科门类。文章科是和秀才试、进士试相对应的学科，文章博士的官位相当于正七位下。

在延历朝经常可以看到文章科出身的官吏，文章科的地位不断提高。其背景就是平安时代初期施行强制大学就学的政策。大同元年（806），诸王五位以上的子孙都有义务读大学。弘仁三年（812）虽然有所缓和，但天长元年（824）规定官至五位以上的子孙，凡 20 岁以下者必须读大学。这一规定记载在《贞观格》里成为定说。

强制读大学的政策，除了儒家思想渗透的目的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动一场以举贤荐能为目标的、崇尚能力主义的王权官僚制的改革。结果，有不少中下级官员被提拔，为进一步改革打好了基础。然后，以嵯峨天皇为中心把“文章乃经国大业”（出自魏文帝《典论》）作为口号，汉诗文的创作运动盛行起来。嵯峨天皇（上皇）集合贵族和官吏，举办盛大的汉诗创作会。创作出多首“君臣唱和”的奉和诗，其成果集中在《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这三大勅撰汉诗集中。

从中可以看到的皇族和上层贵族有：皇太弟大伴亲王（不久之后的淳和天皇）、智子内亲王、良岑安世、藤原冬嗣。另外，中下级官员有小野岑守（嵯峨天皇的侍读、参议、篁的父亲）、菅原清公（文章生、文章得业生、遣唐使判官、大学头、文章博士、侍读、从三位、道真祖父）、滋野贞主（元楢原造、文章生、少内记、式部大辅、参议、正四位下、女儿是仁明后宫）、朝野鹿取（元忍海原连、文章生、遣唐使准录事、侍读、参议、式部大辅、从三位）、巨势职人、贺阳丰年（文章博士、东宫学士、阴阳头、式部大辅、赠正四位下）、桑原腹赤（之后的都宿祢、文章生、文章博士、大内记、良香伯父）。

中下级官吏中文章生出身者较多。文章生出身的中下级官员若被提拔后，即被称为“文人派” 。其一直可以官至议政官，成为可以与上级贵族出身者相匹敌的一股政治势力，这就是平安时代前期政治的特征。提拔这些人的正是以嵯峨天皇为发端的平安初期的天皇们，他们模仿唐朝的科举官僚制，改组官僚制，通过使其唐风化，使天皇专制权力得以实现。唐代的后半期也举行科举制，即使是贵族出身的考生，若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也无法做官。科举官僚制实现了皇帝的中央集权。日本的官僚制为了支撑天皇专制而逐渐唐风化，这一点看来，也可以理解为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具有同时代性的表现。

象征这个时代的嵯峨天皇及其亲信贵族、官员们所朗读的汉诗中，可以读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想法。关于他们的汉诗，有人指出他们是从中国的《文选》和类书《艺文类聚》以及盛唐诗集里抽出诗句，从而拼凑完成他们自己的诗歌而已。

另外，部分诗的主题也是唐风样式，如：描写妻子焦急等待丈夫守边归来的闺怨诗，描写北方荒凉风景的边塞诗。另外，《文华秀丽集》卷下的杂咏里收录了“河阳十咏”一诗，诗中把山崎之地比作黄河北岸的河阳县，把淀川比作长江。像这样表现出对中国的无比憧憬可以说是三大勅撰诗文集的特点。平安初期不管是建立政治体制还是创作汉诗都尽可能的向唐靠拢。但同仲麻吕时期的迅速吸收唐的最新政策以及应对“安史之乱”时的情况相比，平安初期政策的吸收对象和汉诗文的摄取对象难以明确，因此可以指出日本方面对中国的认识正发生转变。

四、菅原道真对中国的认识

延历遣唐使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承和遣唐使，事实上它成了最后的遣唐使。平安时代以来，历次遣唐使出发的时间间隔逐渐拉大，变为 25 至 30 年。一般说来，宽平六年（894）此时的承和遣唐使已经过去了 60 年，朝廷计划再次派遣遣唐使入唐，但由于遣唐大使菅原道真上奏朝廷表示反对，遣唐使计划搁浅。

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遣唐使停止的另外一种解释，并得到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停止派遣遣唐使不是因为道真上奏朝廷时的一面之词引起的，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接下来，笔者试图探讨支持以上说法的史料，思考菅原道真是如何认识中国的。这件史料就是，菅原道真亲书的《奉勅为太政官报在唐僧中瓘牒》、《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收录于《菅家文草》卷 10 ～ 9）。

根据《奉勅为太政官报在唐僧中瓘牒》所述，宽平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唐日僧中瓘向天皇献上表文和脑源茶。中瓘在致太政官的部分中对太政官接受温州刺史朱褒向日本派遣使者一事表示些许疑虑。此前，朱褒遣使入日，希望日本能向中土派遣朝贡使，对此太政官转告中瓘“如闻商人说唐国事之次，多云黄巢之乱以来，十有余年，朱褒独全所部。天子特爱忠勤。事之髣髴也。身为天皇，虽得由绪于风闻，苟为人君者，孰不倾耳以悦之。虽朝议已定，欲发使者，辨整之间，或延年月。若大官有问，得意叙之者，准敕牒送，宜知此意。”要求他代为转述。

朝廷还是决定派遣遣唐使，宽平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任命参议左大弁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左少弁纪长谷雄为副使。

不料，宽平六年九月十四日，遣唐大使菅原道真献上请愿状，希望公卿们能再次考虑派遣遣唐使一事，请愿状即《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据此，可以看出中瓘的上表文里记录的多是晚唐时的凋敝之状，对日本遣使入唐表示反对的态度。接着菅原道真请愿道：“臣谨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讷等所到之录记，大唐凋敝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中瓘虽区区之旅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等伏捡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瓘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瓘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定其可否。国之大事，不独为身。”对其请愿的结果，一般说法是，宽平六年九月三十日的《日本纪略》中记载“其日，停遣唐使”，从此遣唐使被停止。石井正敏提出遣唐使虽被停止，但对停止的日期尚有疑问，且之后的史料里，有继续称道真等为遣唐使的情况。所以从疑点看来，遣唐使是一点一点慢慢被停止的。目前多数研究者和石井正敏氏持相同观点。

那么，就以上道真对中国的认识我们展开进一步的思考。《新唐书》卷190“刘汉宏传”和《吴越备史》卷 1 等史料中可以看到温州刺史朱褒的记载。黄巢之乱以后，江南颇有实力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和不久后建立吴越国的钱镠发生战争之时，朱褒辅助以温州为基地的刘汉宏，之后又与后梁太祖朱全忠结盟，得到了唐皇的温州刺史的册封，兼任静海军使一职。其担任温州刺史的起止时间一般认为是从中和三年（883）开始到他去世的天复二年（902）结束。朱褒治理温州城的方式十分罕见，他借助浙西当地依靠运河繁盛的商业力量，把浙东有杭州八都、十三都之称的城市间的武装势力结合起来，并不断壮大，从此朱褒在浙东崛起。从朱褒擅长用船作战及当时浙东繁盛的海上贸易等角度考虑，可以看出朱褒必有通聘日本的想法，利用日本的朝贡使，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

道真的 2 封文书里，第 1 封虽然承认了受唐皇册封成为温州刺史的朱褒拥有强大实力，但第 2 封里叙述了因黄巢之乱，唐帝国日渐衰微，遣唐使团到达唐土后的饥寒之忧，和到达首都长安的重重苦难等。事实上，唐朝在经过黄巢之乱后，帝国的统治制度土崩瓦解。平定黄巢之乱的朱全忠和李克用实力大振，直接导致了唐朝的覆灭，不久之后朱全忠建立了后梁，成为了后梁太祖，而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勗建立了后唐。钱镠在杭州建立了吴越国，杨行密在扬州建立了吴国，王建在四川建立了前蜀等，各地武装风起云涌，割据一方。实际上，日本使节就算进入唐土也无法完成使命。正因为道真清楚了解当时中国江南的情况，所以上书请求朝廷重新考虑遣唐使的派遣问题，笔者认为此建议合情合理。

那么，为道真带来朱褒的朝贡使请求和唐朝消息的是在唐日僧中瓘，他是怎样的角色呢？在唐日僧中瓘早在元庆五年（881）十月十三日时就曾从唐带来高丘亲王去世的消息。之后的延喜九年二月十七日曾联络朝廷，请求沙金。到了道真的时代时，由于遣唐使派遣趋于迟缓，通过中瓘这样的在唐日僧和频繁访日的唐商，唐的消息才得以传达到日本。

直到承和的遣唐使，遣唐使一直带来“唐消息”，由此向日本朝廷传达唐的情况。还有渤海使通聘日本会捎带来唐朝的情况，自然也成为了解唐朝情况的渠道。如前所述，天平宝字年间，最先传入“安史之乱”消息的便是遣渤海使。迎藤原河清使取道渤海作为渤海的贺正使入唐。而传达“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的唐国使节韩朝彩首先被派往渤海，这也确认了僧戒融回国后带来的“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的消息。（之后，韩朝彩到访新罗，又从新罗派使者出访日本）。天平遣唐使的一部分也是经由渤海回日本的。

9 世纪以来，天长二年（825）、四年（827）渤海使继续通聘日本，带去在唐日僧灵仙的书状，以及关于唐淄青节度使的有关情况。可以说在遣唐使停止的时期里，通过渤海的中介作用，唐朝的消息也可以传达到日本。

到了承和年间以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承和年间派遣了遣唐使，所以可以直接掌握唐的消息。但之后的 60 年是两国官方交流的空白期，纵观这段时期，僧侣借用唐商的船出入中国，唐朝的消息也通过在唐日僧和赴日唐商带去了日本。渤海虽然继续遣使通聘日本，但消息传达和人员往来的主流已经从渤海使变成了在唐日僧和赴日唐商。我们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来思考消息的传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变化？“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朝节度使的实力激增，其他民族的压迫，导致唐朝国力日渐衰微，曾几何时以唐为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四分五裂。因此，消息的传播和人员交流的主体，不再是类似渤海这样和唐是册封关系的国家，而转变成了游走在国与国之间那些游刃有余的商人。像日僧中瓘也是通过商人之手来到中国，可以说后世日宋关系及近代以前的中日交流的原型就是这个时候奠定的。

如此说来，笔者认为即使停止派遣遣唐使，日本仍旧可以获得唐朝的消息和物品，所以道真即便不提出再次考虑遣唐使派遣这一建议，遣唐使仍旧会自然消亡。

另外，笔者认为除了外因之外，停止派遣遣唐使还有其内在的原因。如：唐朝的向心力下降，周边诸国各有特色的文化开花结果等。如前所述，日本的平安初期唐风文化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创作的汉诗、诗歌主题多与中国的相仿，歌咏的对象也是从日本的风景联想到中国风景，溢满了对中国的憧憬之情。而之后承和年间传入日本的《白氏文集》，使日本的汉诗文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吸收白居易浅显易懂的汉诗文，日本人歌咏的对象开始从中国的事物转而变为自己身边的事物。可以说日本风格的汉诗文就此诞生，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菅原道真。

同时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延历朝遣唐使中有部分文章生身份的使节，而宽平朝未成行的遣唐使中大使菅原道真和副使纪长谷雄都是文章生身份出身。这说明日本寻求的中国文化有意识的从儒教这一支配国家的理念向文章转变。随着脱胎于中国又有别于中国汉诗文的日本本土汉诗文的诞生，平安时代般的单纯憧憬中国的意识逐渐消退。另外，凭借唐商在这一时期活跃的身影，中国的物品逐渐在日本也能获得。因此，综上所述的一系列变化使遣唐使变得不再必要。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