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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 20 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产生深刻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
中国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口的集中，经济的转型，更是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社会演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逐步增强的过程，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全过程，是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和重要标志，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报业的生成、发展以及当前发生的变革，正是以走向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为框架展开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以无处不在的方式渗透在报纸的各个方面；报纸也不仅仅是城市化、现代化的镜像，它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取得飞跃发展，城市化在不断推进，而佛山是珠三角城市化的典型代表，伴随着佛山的都市化进程，大众传播日益普及化，大众传媒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可以说佛山报纸见证和参与了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并以自己的发展塑造了勇于创新、不断开拓的现代城市文化形象。因此，无论是佛山的城市化进程，还是佛山的报业，在珠三角地级市中都极具代表性，通过对佛山报纸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研究，来把握城市社会变迁与报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全国诸多地级城市媒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对地市报研究的一个补充。
本人希望通过对佛山的报业和城市化的分析，来把握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把握新闻信息与社会现实之间所构成的多层次复合关系，多角度地反映传媒的社会价值。
要探讨城市化与传媒的互动发展问题，就必须回答现代媒体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能扮演什么角色，该怎样扮演好这个角色，也就是大众传媒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责任、作用与挑战的问题。
基于区域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空间，各城市的传媒竞争日趋激烈。传媒业如何借助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支持，通过战略定位调整、产品内容形式创新，经营管理变革，实现转型，进一步提升传媒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影响力。
城市化是社会分化过程，利益冲突加剧，价值和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需要大众传媒将城市社会成员共有的不同价值集合起来，形成共同的社会纽带，充分调动城市社会所有成员积极参与城市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大众媒介如何扮演社会整合者的角色，成为重新建构社会的重要工具。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文明不断把文化的价值简化为物质化形态，文化的结构功能相对滞后，一系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相吻合的冲突，迫切需要以大众传媒作为中介来发挥文化在社会当中的协调功能和润滑作用，也就是大众媒介如何积极参与现代城市文化建构的问题。
本课题文献回顾包括三个部分：关于城市化与传媒关系的研究；关于城市化推动传媒转型的研究；关于佛山媒体的研究。
在大众传媒经历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的过程中，都市的空间背景始终存在，并且越发地突出。都市与大众传媒的联系不能作表面化的理解。都市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都市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它的内核即是现代性。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西美尔等 19 至 20世纪的社会学开创者认为，都市提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理性的展开空间。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
因此，在现代性理论的视角中，现代性、城市、报纸，是由社会制度和文化心理制约的、被紧紧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存在。
从历史源头看，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报纸的产生和成长。追溯报纸的发展历史，可以深入地探寻现代报纸和现代性、城市的有机联系。
从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中也可以发现，最初的大众传媒——报纸与城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报纸源于城市，报纸是适应城市生活而产生的。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这突出反映在城市化的速度上。1860 ～ 1900 年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 19. 8％上升到 39. 6％，这一速度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城市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其中 10000 到 25000 人的城市由 58 个增加到 280 个，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 9 个增加到 38 个。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美国的社会生活，报纸也在变，顺应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求，美国报纸迎来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西方报业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从 1870 年到 1900 年，美国人口增加了 1 倍，城市居民的人数增加了 2 倍，但在这 30 年中，报纸数量增加了 3 倍，日销售量增长了近 6 倍。日报数量和总发行量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孕育它们的城市的发展速度。面向大众发行的英文日报从 1870 年的 489 家增加到 1900年的 1967 家。所有日报的发行量从 1870 年的 260 万份上升到 1900 年的 1500 万份［5］报纸数量和规模与都市新阶层人口规模的同时膨胀，也暗示着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美国新闻史》就指出，城市的兴起成为报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原因，“从 1880 年到 1890 年 10 年内，美国的城市化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也是日报业酝酿最大发展的年代。”
19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诞生了被称为“平等主义时代的美国新闻革命”的便士报。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共有人口 30 万，便士报每日销量不少于 7 万份。……几乎所有车夫走贩在工作闲暇之际，均一报在手”，便士报“到达了社会最底层，并搅动了大型日报不曾到达的、平静的、而力量强大的水流。”
便士报的新闻内容也与之前的报纸大不相同，他们均表示要提供现实生活的图景。《纽约太阳报》一创刊，就大量提供地方性的新闻内容，《先驱报》也宣称“要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包括华尔街、交易所、警察局、剧院和歌剧界，一句话，充分展示人性与现实生活的特异之处。”报纸的版式也发生了变化：报纸变小，标题的字体放大，运用插图，强化新闻的导语。便士报的发行方式也有所改变。此前标准的商业报纸一直是以订阅方式销售的，但便士报主要在街头叫卖。
《美国新闻史》的作者埃默里解释说，报纸的这些变化是为了契合工人的需要。工人不仅无力预付大笔订费，而且许多人流动频繁，无法长期订阅报纸。工人因为工作贫穷而根本看不到报纸的情况常常出现；沿街叫卖的方式可以使报纸到达这类读者手上，并且主编们设法通过美化版面而采用易于阅读的字体从竞争对手那里将读者吸引过来。
《太阳报》在社论中也明确提出：“自从《太阳报》的光芒普照纽约城的居民，劳工阶级的条件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通过启蒙普通民众而不是其他的阶层有益于社会。”
可见，《太阳报》不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确认为城市的普通人，并且他还相信自己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一书中就美国城市化发展对于报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述：“1880 年代，煽情主义成为纽约报纸的主流……娱乐与新闻并重，因为大众对娱乐的兴趣大过讯息。这种改变与都市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1880 年代的都市生活已和 1830 年代大不相同，它是不同民族和社会形态的拼贴，同时也充满社会经济和地理位置的流动。中产阶级的地理流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1900 年代，都市交通已由 1850 年代的以步行为主，进步成以乘骑为主。1890 年代逐渐增多的公共马车和铁路和后来发展出来的电缆车，都使得人们在 1900 年后可以移居郊区，而造成了都会生活的分离现象：穷人住在市区，而富人住在郊区。这些变化都影响了报纸的发展。……《世界报》的煽情风格便是为了因应越来越多的通勤人口：譬如传统报纸的小字体和大纸张，在车上就很不方便阅读。所以《世界报》将字体放大、加大头条新闻的处理、大量使用图片和缩小纸张，并强调新闻写作的导言，将所有重要讯息放在第一段。1840 年代，导语的产生是因为电报传讯的昂贵，迫使讯息要尽量精简；到了现在，它是要适应阅读者的时间有限。同样的，插图的大量使用和头题的加大，一方面是要适应移民劳动阶层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要迎合新兴通勤者的需求。”
“1880 和 1890 年代的美国，尤其是市中心，越来越有消费倾向，不光是制造能力与人口的增加形成了新的供需关系，更因为都市人际关系网络的改变。……整个社会也越来越趋于经济导向，连结人们的是一个以商品为表征的社会系统。以广大读者为目标的报纸如《世界报》因应了都会居民的改变与认知，表现在报纸上的，就是娱乐功能的扩大以及现代人所说的‘实用报’（ use － paper）而非‘新闻报’（ newspaper）的导向，强调它是都市居民生活的指引。”
舒得森认为，便士报是现代报业的远祖，而民主化市场社会的兴起正是便士报的起源。与传统意义的依靠面对面人际关系维系的社群相比较，“社会”是对一种现代社会秩序的描述，它是城市陌生人的偶遇圈，以个人为单位。社会学者沃尔斯（ louis wirth）将这种“都市化生活方式”描述为：“次要接触的取代、族群关系的转弱、家庭重要性的递减、邻居的消失，和维系社会团结的传统价值消失”。从农村到都市化，从自给自足的家庭内生产体系到市场导向的商业及制造业经济，人们从封闭的旧习俗中解脱开来，寻获形成个人人格的机会，并在人际关系冷淡的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机会。舒德森认为：“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日常生活获得了日新月异的魅力，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开始浮现，报纸，特别是便士报，是这种变化的推动者和表达者。”
传播在芝加哥学派眼中成为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而媒体被看做与移民和城市发展有关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是恢复受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侵蚀的大众民主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机构。帕克通过对以进入美国城市的欧洲移民为读者的移民报刊的研究，给新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闻是人们在做调整以应对一个新的环境时需要的一种紧急信息，用它来改变旧习惯，形成新观点。”
帕克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当时都市里普通大众心理需要的判断，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环境的变化，这一环境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超越了以往的旧习惯与经验的。
都市在西美尔的视野中是现代性展开的空间。在西美尔看来，城市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社会学结果之一。都市生活的过度理性化，塑造了冷漠的现代性人格，西美尔还提出了四种在都市里特征性明显的、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理智性强，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情感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务；精于计算，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厌倦享乐；人情冷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露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
不仅是西美尔，19 世纪后期欧洲古典社会学家关注到社会转型期“都市化的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瓦解和远距离的、非个人的社会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是说，他们把大众传媒的兴起，看作社会转型期填补传统的人际关系纽带瓦解带来的真空的社会控制形式。
英国学者斯特里纳蒂认为：“在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出现的背后，是与土地相联系的劳动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消除，紧密结合的乡村社群的瓦解，宗教的衰落和与科学知识的增长相联系的社会的世俗化，机械化的、单调的、异化的工厂劳动的扩展，在拥塞着毫无个性特征的人群的、庞大杂乱的城市中建立的生活模式，以及道德整合作用的相对缺乏。”
斯特里纳蒂道出了西方现代社会尤其是生活模式、伦理观念及个体认同等方面的巨大转型，这一转型正是置于城市化的背景之中。“整个现代化时期，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是根据文化意义而构成的领土，城市也以此方式被理解，被展现出来。它渐渐地神话化了——虽然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
一旦城市以文化的方式被理解，它就需要并促生一种整体象征化的现代叙事话语机制，这就是大众传播。
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整个西方大众传播的发展一直与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众传播是西方现代性话语机制最为典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现代性话语源发于城市，立足于城市，并以城市为表现对象，可以说现代性话语就是以城市为主导对象的叙事话语，文化的当代形式因此就打上了城市的深深烙印。
国内学者也对城市化与传媒的关系进行了相关论述。孙玮分析了报纸与都市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孙玮认为，报纸依附于都市，都市又依赖报纸实现着自身的运转；报纸受制于、得益于都市生活，并对都市生活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都市提供了大众对于信息广泛、经常的需求，都市是一个高度分化、人们彼此依赖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组织，分化引发了联结的需要，报纸是联结手段之一；都市提供了社会的整合需求，日益分化的都市群体必须通过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在现代都市中，整合越来越依靠大众传媒这样的中介机构实现；都市提供了大众对于报纸的心理需求，都市居住者对报纸的依赖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报纸是联结陌生的都市居住者的工具；都市不仅提供了报纸产生的社会需求，也提供了报纸生存的物质基础。
喻国明认为，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传媒融资讯、文化和意识形态于一身，是区域发展的助推器。传媒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三个纬度：传媒业的竞争水平首先是当地文化产业、信息内容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业为区域发展提供投资、消费、金融、商业等多种社会经济建设活动的资讯交流平台；传媒业的知识特性和智慧特性促成区域文化的整合和市民精神的凝结，对区域内在共识的达成上有战略意义。区域传媒与区域经济的深入整合强化了区域实力。
陈卫星、刘宏从社会传播角度对都市报与都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要认真看待都市化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和包含变量因素的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分工专业化和利益分配多元化的现实导致都市的社会发展更需要扩大社会沟通渠道和信息传播空间，以便积极引导大众和整合社会秩序，也就是说，都市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缩影，它扩大了信息资源，推动了社会传播。其次，都市社会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信息源，丰富了各种集体和个人的话语形式，从质量上和数量上提高了社会服务水平，都市报在帮助都市市民积极参与社会的同时，自身也在向产业化经营发展，从而创造了大众传媒自身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总之，都市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的大众传播业逐步扩大社会传播空间，而都市报的实践证明，新闻传媒不再仅仅限于单独的宣传使命，而成为重新建构社会的重要工具，促进城市的进一步繁荣。
蔡尚伟探讨了城市、城市文化、传媒文化的关系，提出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现代城市文化的发达与其本身的现代化是对城市现代化的折射，也是它的构成要素。而传媒文化是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城市传媒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城市及城市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传媒的发展。反过来，传媒记载着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发展轨迹，折射着城市风格的演进，同时也塑造着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城市形象，传媒的城市意识影响到广大市民城市意的形成，影响到城市关系的形成，甚至影响到城市决策的走向。
陈坤侧重从文化角度来阐述媒介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作者通过对综合类、生活服务类、经济类三种报纸在上海迅猛发展状况的解析，阐明城市文化与传播媒介发展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上海新兴报纸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在矛盾中互动，新兴报纸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们已经成为具有文化个性的媒介，并与上海各阶层市民之间存在消费者“身份认同”关系。随着社会力量在权力结构调整中的不断上升，社会形态超越地域性，中间阶层不断扩大，生活方式的演变，新兴报纸的发展将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相当活跃的组成部分，而新兴报纸也将对传统海派文化的重构有所推动，导致地域局限逐渐消除，市民社会特征的延续和加强，并成为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城市化进程对新闻传媒所产生了巨大影响，新闻传媒如何顺应城市化要求，从观念、体制、内容、形式、运营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变革与创新，成为近年来业界和学界重点探讨的内容。
张晋升探讨了城市化对报业发展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报业发展又如何适应目前这种城市化的趋势，不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城市化为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提供了广泛的信息需求和受众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报业自身的改革，使报业从观念、体制到内容、方式等多方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体现出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趋势。
常征认为，市场经济体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正深刻地影响着报业，追求短、新、快、活，注重社会新闻、娱乐新闻，讲求效益意识的趋向已越来越明显，并出现了一大批适应市民口味的大众化报纸。在城市化过程中，报业体现出几个特点：一是现实性，日益趋向实用化、生活化，追求纯粹的娱乐与消遣；二是理性化，借助于新闻热点，塑造健康的社会认知结构，帮助读者形成健康的、科学的价值观；三是参与性，注重读者，以民为本，加大社会新闻的报道力度，加强舆论监督。作者也指出报业在城市化进程中仍然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是理性化程度和社会参与程度的不足；二是过度的功利性行为。
吴旭华探讨了城市化和地方报新闻传播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城市化中的精神需求并不断满足这种需求，做出正确的定位，是地方报顺应城市化也是应对报业竞争的重大策略。作者认为，城市化对地方报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地方报也对此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创新。
范计春分析了影响晚报都市报发展的城市因素，提出研究晚报都市报的发展战略，不能脱离分析报纸所依托的城市即城市化程度，不能不以“城”论“报”。范计春认为，城市间的差异，不同城市市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空间的距离，为城市报纸的多样性、多类性和多种性留下了发展余地；特定城市的晚报都市报与当地报刊市场上发行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报要有特殊质的区别，要形成特定城市读者认可的、具有特定城市鲜明个性特征的媒体形象。
都市群（圈）是城市化发展的新态势，对报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阮晓琴认为，区域组合城市格局的形成，加速了圈内新闻资源的流动，为报业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市场机会并不均等，同处一个组团中的多家报纸竞争会愈加激烈，城市资源将支撑少数特大媒体的形成，它的势力范围可能呈现跨城市、甚至多媒体兼营；竞争中最不利的当数组团城市中的地市报和县（市）报。因此地市报、都市报、晚报等都存在重新定位，进一步拓展市场的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媒体关于城市化议题的报道内容逐渐增多，业界和学界也从微观上对媒体的城市化报道进行了一些研究。
汪源研究了城市化议题的报道规律及特色，综合报纸城市化议题的报道，作者将其按内容划分为三类：城市化相关政策的解读、城市化的成就报道、城市化的问题报道。媒体对于城市化议题的报道，不仅仅是一种因城市化背景而起的应时之举，更是媒体发挥对社会事物的整合作用，发挥社会协调功能，以促进城市良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之举。
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与焦点。郑也夫、田芳艳等人提出，城市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从不同的视角考量，它既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反映一类发展模式，更可以体现社会发展过程中特有的矛盾聚合，折射整个时代的特质与特色。这就要求媒体在报道城市时观照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历史的多种因素，以更系统的思维解读城市中的人、人的城市，以更系统的处理方法记录城市变迁、记录城市发展、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带给城市外表、城市节奏、城市风俗和居民生活与心境的巨大变化。王鹤分析认为，都市报纸的副刊，对这一变化下的渐进过程和市民情绪有相当及时和充分的呈现。通过阅读副刊，能够了解一个时代的城市面貌、变迁轨迹，乃至风俗民情、世道人心。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集体无意识中，报纸用副刊实现了对城市的立体阅读、多重阅读。
对佛山报业的研究的文章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采编、经营等业务方面。周燕群、陈芳回顾了佛山近年来的报业发展历程，他们认为，在佛山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与转移中，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辐射与互补关系中，相关因素对区域报业市场的影响正以更多的组合方式发生着作用，打破着均衡。佛山无疑会在城市化进程中迎来发展的爆发期，报业市场的开发将会与城市发展同步。
伦少斌分析了佛山的报业竞争格局，他认为，佛山本地报纸在惨烈的竞争中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本土”路线，不仅抵御了大报的入侵，而且日渐壮大，取得了与大报“共赢”的良好局面。
谢昭良认为，跨媒体的牡丹江传媒集团、佛山传媒集团、成都传媒集团的出现，表明城市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正在促进媒体改革、创新。这种力量在那些城市化进展较快、传媒业相对落后的地级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媒体合作必定同媒体竞争一样，成为推动报业创新的原动力。
李燕萍对佛山传媒集团资源整合进行探讨，分析了全国第一个跨平面与广电媒介的传媒集团成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了佛山传媒集团的未来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业界和学界对城市化与传媒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阐述，城市化无疑为传媒业提供巨大的发展动力和生存空间，城市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传媒业的支撑。
从历史角度考察，大众传媒与城市化有着现实的关联，大众传媒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大众传媒在城市这个空间里获得了存在的可能和发展的动力；从文化角度来看，城市化的灵魂是文化，传媒业是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推进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化带来社会分化，而大众传媒是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对社会调节和社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从现代社会心理的分析角度，大众传媒既是都市人心理本质性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又是都市人心理释放和缓解的通道，也许是最重要的通道。
针对近年来城市化发展与传媒发展的特点，国内学者还探讨了传媒如何顺应城市化要求，从观念、体制、内容、形式、运营等方面进行变革与创新。
对于佛山报业，甚至对于地市报，迄今为止大多是从报业竞争、采编经营等方面来对其研究，还没有研究者系统地从城市发展与报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行研究。
本人采用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通过对佛山报纸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城市化与传媒发展的互动关系。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媒介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兴盛。学者们通常将媒介社会学分为三种研究取向：政治经济学、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和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取向，是将新闻生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尤其是与作为媒介经济基础的所有制联系起来；媒介的社会组织分析取向，主要是侧重分析新闻媒介组织内部的结构和政策、新闻专业的规范、新闻生产过程的各种常规行为框架以及社会关系对记者工作的牵制；文化研究的取向，是将新闻工作与更广泛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相联系，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narrativeform）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而在实际的研究中，这三种研究取向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本文也使用了三个研究取向中的某些范畴和概念。
在研究方法上，本人采用定性考察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内容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城市化与传媒的互动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本书文本分析的主要资源来源于佛山近年来所出版的三份综合性报纸电子版，报社内部讲话、总结及文件，佛山经济社会发展资料等。
对于地市报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是从报业竞争、采编经营等方面来进行，还没有研究者系统地从城市发展与报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报纸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研究，把握新闻信息与社会现实之间所构成的多层次复合关系，把握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多角度地反映传媒的社会价值。这对全国诸多地级城市媒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是对地市报研究的一个补充。
本书通过分析阐述了城市化对传媒发展的重要影响，传媒适应城市社会转型所进行的传媒转型，体现出媒介系统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作用中完成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尤其体现在方兴未艾的媒介融合和跨媒介发展，已经成为传媒适应城市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和媒介竞争形势，提升传媒服务社会能力的重要手段。这有助于思考传媒如何根据外部形势变化进行调整和转型，以顺应城市化需求应对媒介竞争。
本书通过研究提出并回答了现代媒体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能扮演什么角色，该怎样扮演好这个角色的问题，也就是大众传媒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责任、作用与挑战的问题：在城市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社会整合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大众传播是建构社会认同、实现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在城市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良性的现代都市文化成为顺利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保证，大众传媒可以构建多层面的城市文化传播体系。这对于正确认识传媒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具有启示意义。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和重要标志，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报业的生成、发展以及当前发生的变革，正是以走向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为框架展开的。在报纸的发展历程中，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以无处不在的方式渗透在报纸的各个方面；报纸也不仅仅是城市化、现代化的镜像，它参与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本论文希望通过对佛山的报纸和城市化的分析，来把握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把握新闻信息与社会现实之间所构成的多层次复合关系，多角度地反映传媒的社会价值。
大众传媒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并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综合经济实力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而城市化为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提供了广泛的信息需求和受众需求，大众传媒在都市这个空间里获得了存在的可能和发展的动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大众传媒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转换，社会体制的更新，社会利益的重组与价值观念的嬗变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动的都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系统完成了与社会环境的适应而得到转型，传媒转型是传媒对都市社会转型和传媒社会环境因子的全面适应和与之相互作用的结果，转型成为报纸的基本生存状态，报纸在转型过程中不断发展，体现出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趋势，进而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
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分化的过程，随着社会分化、文化分化的加剧，在我们的媒体中普遍出现了传播分化、传播失衡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整合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趋势，时代对报纸提出新的角色与功能，报纸要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工具，成为促进社会冲突与问题的解决，帮助社会实现调解和跨阶层沟通的整合工具，报纸的这一转型也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城市社会转型时期，观念和文化层面面临着多重复杂的矛盾冲突，渗透着对人文精神的挑战和冲击，而构建良性的城市文化，即建立在多元的文化生态、良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水准、团结互助的社会风尚基础上的城市风貌，成为顺利推进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保证。作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必须积极参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建构，在满足市民文化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整合提升城市文化，构建多层面的城市文化传播体系。
本书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提出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对本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找到研究的逻辑起点，最后交代本书的研究路径。
第一章“城市化与大众传媒”探讨城市、城市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大众传媒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以及城市化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第二章“城市化进程与报业发展”分析了佛山的城市化和报业发展历程，阐述了城市化与报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第三章“城市化与传媒转型”探讨了报业如何借助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支持，通过发展战略调整、产品内容形式创新等，实现转型，进一步提升传媒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的影响力，重点分析了佛山媒介融合的转型。
第四章“城市社会分化与传媒整合”探讨了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分化日益加剧，价值和需求日趋个性化、多元化，报纸如何扮演社会整合者的角色，成为重新建构社会的重要工具。
第五章“城市文化建构与传媒提升”探讨了在城市社会转型期，观念和文化层面面临着多重复杂的矛盾冲突，报纸如何积极参与现代城市文化建构，在满足市民文化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整合提升城市文化，构建多层面的城市文化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