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两千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以黄老道家文化与哲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神仙信仰、鬼神信仰、各类方术，构筑了一个庞杂的信仰——思想学术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要素在其中都得到了体现和传承，以致于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称道教文化“杂而多端”。道教文化的“杂而多端”，也给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带来了不少的偏差，使不少的人一提及道教，便拿它与画符念咒、妖言惑众联系起来，更有民间的一些江湖术士把自己所操持的圆光、看相、算命、占卜、咒水、画符等等江湖粗浅邪术，一概误附于道教，致使历代道学圣贤创立和发展的这个文化体系蒙受了诸多的误解。客观地讲，神仙不死，丹药方术，并非道教的首创或专利，也非道教的主流，它们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合入道教文化体系中的。它们的功过是非，道教固然要负较多的责任，但不能负全部的责任。按道教大师陈撄宁的说法，道教之“教”，如果脱去它的外衣，观察它的本质，尽管派别分歧，茫无系统，其间仍然有它自己独立的精神一贯到底，二千五百年来未尝断绝。这种一贯到底的独立精神，就是历代高道大德一再申说的“理身理国之道”。

道教的理身理国之道，有着自身的思想理论渊源和历史传承。古老的黄老道家就是道教最主要的思想理论渊源。黄老道家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其思想主张就高标“贵生”、“重生”的旗帜，围绕着养生（治身）与治国这两个方面展开。它以治身为“内”，以治国为“外”，治国是治身的道理的推广、延伸和运用，两者是同一个“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寻求由内至外，内外统一。显然，黄老之道既是一种“长生久视”的养生之道，同时也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是为当政者提供的一种政治统治之术。道教产生之后，古老的道家文化与道教实际上已经打成一片，难分彼此。道家文化的精神正是在道教这种形式下得到继续发展和传承，而道教也理所当然地接过了黄老道家的修身治国的精神旗帜，继续为为政者提供一套君人南面之术。

在道门人士看来，理想的统治者（圣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治世之圣人，一类是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所达到的生命境界更高。照神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葛洪所说：“夫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黄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于泰山，可省读者七十二家，其余磨灭者，不可胜数，而独记黄帝仙者，其审然可知矣。”（《抱朴子内篇·辨问》）道教极力推崇黄帝、老子，以继承黄老的精神遗产和理想追求为己任，原因就在于此。“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但黄老执其本，儒墨治其末耳。……夫体道以匠物，宝德以长生者，黄老是也。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故仲尼有窃比之叹，耳未闻有疵毁之辞。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门，修儒墨而毁道家，何异子孙而骂詈祖考哉？”（《抱朴子内篇·明本》）黄帝与老子，既能长生久视、修身成仙，又能兼综礼教、治世致太平，属于“道者之圣”，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治身与治国的完美结合。

在道教看来，黄老身上所体现的最高生命理想，在后来的统治者身上已经失传，统治者不仅自身不懂得重生养生之道，以身为殉，也搞得黎民百姓无法安身立命，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保证。道教的政治理想，正是要把古老的圣王理想重新加以阐发、传播，以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得以实现。道教高举老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第十三章）的旗帜，强调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当如黄帝、老子一样，首要在于“贵身”，不胡作妄为，大家才能放心地把治理天下的重任委任给他。道教从帝王师的立场，为时君世主阐述的“君人南面之术”，完全本着一种中国古代特有的“身体观”，采取身国同构、身国同理、身国如一、身国一体的类比思维，说身体即是说国体，说国体即是说身体。治身与治国，本是同一原理；长生久视之术，即是治国安民之术。道教以治身为“内”，为治国的基础和出发点；以治国为“外”，为治身之道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延伸和运用，追求一种由内及外、内外交辉的最高生命理想。

毋庸讳言，基于黄老传统的道教理身理国之道，表达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圣贤政治的理想。它把天下太平的理想追求主要建立在统治者个人生命智慧的觉醒上，难免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可能性。恰如牟中三所断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有治道而无政道，其资治功能的发挥完全系于圣君贤相的个人领悟，系于王朝政治运作中具有“超凡魅力”（Chrisma）的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没有能向下、向客观的具体操作层面开出具体的政道，还停留在主观状态。遇上“敬德保民”的圣君贤相，则这种内圣之道可以开出外王的果实；遇上骄奢淫逸、不能以德自律的君相，则难免流于不落实，陷入空洞的良好愿望。这也正是道家道教的内圣外王之道往往只能在一个王朝开国立业之初期和拨乱反正的特定时期能发挥作用，不能发挥长效机制的重要原因。这说明，道教这种建立在“贵身”之道基础上的圣君贤相的政治期待，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大概是道教人士想用自己的道统去影响、作用于政统，从而实现对君主无上权力的限制的唯一选择。这与当代制度化的政治文明建设主流形成了明显的扞格。此一政治文化传统及其对后世影响，值得今人反思。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将政治文明的推进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话，制度化的政治文明的推进和进化固然是主流，但政治统治集团的生命智慧的觉醒对于政治文明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统治者自身的生命理想、生命修养也是政治生活走向文明开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不是一种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这一方面来看，道教的理身理国的政治哲学自有着它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价值和政治意义。

吕有云博士的《道教政治管理之道研究——道教黄老传统考察》一书，在吸收、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道教经典文献，通过对道教黄老传统的考察与梳理，阐述了道教理身理国之道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了为治者治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要求，说明了道教理身理国之道在历史上的作用，对儒、道政治哲学的互补性价值也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评价，论及了道教政治管理之道在当今人类政治管理实践中的借鉴意义。这项研究对于彰显道教文化的主流精神，帮助我们认识道教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是为序。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院长
博士研究生导师
唐代剑
二〇一二年三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