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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语境里，六朝以文学著称。然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中，东亚各国——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倭国（日本），尚未充分具备摄取、接纳、消化六朝时期最辉煌的文学精华之能力与条件，而是与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工具器皿等，络绎被日本社会所吸纳。大概出于上述原因，“六朝文化”的术语在日本学术界更为通行。六朝时期正值日本文明开化之初，日本文献往往以“吴”统称六朝，说明促成日本摆脱野蛮社会的大陆文明，具有明显的江南地缘特征。从这个角度观察书籍之路通往日本列岛的过程，可以描摹出如下线路图：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六朝文化，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通过百济延伸至日本；最早传到日本的书籍，应该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物，然后才是《论语》之类的儒教书籍；百济派遣王子及博士为日本皇室启蒙，带有百济特色的六朝文化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明进程，遂于 5 ～6 世纪之际，日本列岛呈现“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文明景象。
《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古的一部汉诗集，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751），编者不详，或为淡海三船，全书共收汉诗一百十八首，诗风明显受六朝、初唐诗影响。此诗集《序》以四六骈俪写成，追叙古代文明开化的一幕，言简意赅，兹录如次：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
作者通过“逖听前修，遐观载籍”，相信天孙降临（袭山降跸）、神武东征（橿原建邦）之时，日本列岛尚处于“天造草创，人文未作”状态。然而，经“神后征坎，品帝乘乾”之世，则出现“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盛况。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繁荣的文明局面，究竟由谁一手缔造？开拓于哪个时代？具体地说，“神后征坎”、“品帝乘乾”发生于何时？“百济入朝”、“高丽上表”是什么事件？“王仁”、“辰尔”又是何等人物？
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 384 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入百济，枕流王延之入宫奉若贵宾，《三国史记》说“佛法始于此”。尔后又经 150 多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终于完成漫长的东传历程。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壬申年（552）十月条，描述了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一幕：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付表称颂佛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天皇闻之大喜，说“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
从百济王的赞颂表文推之，佛教东传日本之际
，“周公、孔子”已为日本皇室所知，因而儒学应该在此前传入倭国。那么儒教及相关书籍，究竟于何时首传倭国的呢？《怀风藻》提到“神后征坎”，“坎”与“韩”不仅音通，且系《易》八卦之一，当三韩所处之正北方，所以指神功皇后征三韩。然此事与书籍东传、倭国开化有何关联呢？
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纪（仲哀天皇九年）十月条载，神功皇后率船队扬帆出征朝鲜半岛，新罗王“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高句丽、百济闻皇后入新罗“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相继表示“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
神功皇后出征三韩的最初动机，显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领土。《古事记》借神言谕示皇后：“西方有国，金银为本，目之炎耀，种种珍宝，多在其国。吾今归赐其国。”《日本书纪》亦见“振兵甲而渡险流，整舻船以求财土”之言。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军事力量的强弱，在世界古代史中屡成反比。野蛮民族往往通过掠夺性战争，一方面对文明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在文明冲击下逐渐开化。倭国入侵朝鲜亦未脱其例：他们既肆意抢掠“重宝府库”，又苦心搜罗“图籍文书”，从而使其文明进程又迈出一大步。
由于图籍文书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故江户时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把神功皇后征韩，视作中国书籍东传之始。如松下见林（1637～ 1703 年）在《本朝学源》中推断：“住吉大神美彼国，令神功皇后平定，以授应神天皇，当斯之时，三韩文献都归本朝。”伊地知季安（1782～ 1867 年）在《汉学纪原》中说得更为肯定：“海西书籍之入国朝，盖应首乎皇后亲征新罗所收还本也。”谷川士清在《日本书纪通证》（1747 年）中主张：“文书则经史百家之言，盖此时既来于我邦也明矣。”
《怀风藻》将“神后征坎”视为本国文明开化之最早契机，很显然关注到了“收图籍文书”的举措，也就是说“图籍文书”的传播是开启文明新纪元的标志。倭国从贪婪物质财富到索取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也符合文明进化的一般规律。然而事情发生在仲哀天皇九年（200），就与史实有些龃龉了。关于《日本书纪》的纪年，从江户时代开始即有学者疑之，尤以那珂通世（1851～ 1908 年）的考证最为精详。经与朝鲜古史比照，神功、应神二代比实际纪年提前约两个甲子（120 年）以上。
神功皇后征韩的时间，目前无法精确考定。大致推断，此事应该发生于 4世纪中叶前后，大略相当于中国的东晋时期（317～ 420 年）。到了 4 世纪末，倭在朝鲜南部称霸一时，先后将新罗、百济纳入势力范围，从而与图谋南下的高句丽形成正面冲突。现存吉林省集安县内的《好太王碑》，记录了这一时期倭兵渡海破百济、新罗，其后高句丽好太王（374～ 413 年）率大军数败倭寇的事迹。这块碑文与《日本书纪》的皇后征韩记事，恰可互为佐证。
奈良时代成书的《怀风藻》，追忆文明开化历史时，首先提到“神后征坎”，折射此事历 4 个世纪后，已然成为文化人的某种共识。如《万叶集》卷五收录山上忆良“镇怀石之歌”，说的是神功皇后身怀皇子（应神天皇），渡海亲征新罗，为延缓分娩，腰悬两石镇胎云云。此歌作于天平元年（729），当时镇怀石立于伊都县道侧。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神功皇后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人；也无法具体考证，哪些书籍被倭人掠夺回国。但是，4 世纪中叶前后，朝鲜半岛局势混乱，高句丽、新罗、百济逐鹿争雄，倭国在此期间出兵海外，迅速扩张势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回到本文的主题，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后征坎”，本意当在垂涎财富，可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场文化掠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凯旋归国时，仅从新罗一地就获战利品八十船，其中肯定夹有“图籍文书”之类的书籍，这是否意味着书籍之路的开启呢？笔者的回答是有所保留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书籍之路，是把书籍传播视为文化的流动形式，即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过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视之，神功皇后“掠书说”纵然实有其事，但倭国在 4 世纪时汉字尚未普及到一定程度，更遑论很少有人能读懂书籍。在此情况下，书籍也仅仅是个摆设或象征，未能对倭国文化形成实质性影响，所以这仅仅是书籍东传之滥觞，而书籍之路的开启，必须等待此后的“品帝乘乾”。
神功皇后在位六十九年而卒，第四子应神登基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十六代天皇。这就是《怀风藻》所说的“品帝乘乾”
，按照《日本书纪》的纪年为 270 年，如前所述，加上两个甲子则为 390 年，时值东晋晚期，朝鲜半岛局势极度不稳。
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记载，阿莘王于 392 年继位，次年（393）开始频频挑战高句丽，395 年惨败于浿水，397 年“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对百济来说，为了与强敌高句丽周旋，同时提防宿敌新罗，与倭国结盟甚至入质，实是无奈之举。对倭国而言，在半岛几番进退，切身感受到彼此之间文明落差，迫使倭王宁可牺牲物质利益，以换取文化输入。
具体地说，“神功征坎”一役，倭国将新罗王室的“图籍文书”席卷而归，但却没有能力去读懂、消化这些书籍，于是从百济招请专家成为当务之急。诚如牧野谦次郎在《日本汉学史》所言：“遂征新罗而入其国都，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凯旋，盖此一役为经籍传入我国之滥觞，使我国文化一跃迈入文明开化。其年更遣荒田别等使百济，恐为当时无人能读经籍，而特聘其国识者。”
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派遣为倭皇室启蒙的文化使节，滥觞于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六日抵达倭国的阿直岐：
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即养于轻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怀风藻》所说的“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便是指这段史事。“马厩”即阿直岐饲养贡马之处，借指阿直岐生活与工作之所，在此开启“龙编”，是为太子菟道稚郎子启蒙。“龙编”一般指龙宫的经藏，多用于佛教经书。如唐人王勃《梓州通泉县惠普寺碑》：“彩帙瑶箱，龙编月久。”蒋清翊注云：“经有出于龙宫者，故曰龙编，犹今言龙藏矣。”也有指其他书籍的，如唐人司空图《复安南碑》：“中权令峻，按虎节以风生；上将策奇，指龙编而天落。”此处当作兵书解。
阿直岐用以启蒙太子菟道稚郎子的“龙编”，与《日本书纪》中的“经典”应该同义，主要包括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典籍。朝鲜史书《海东绎史》（韩致奫，1823 年），列出一个具体书目：
应神十五年秋十月丁卯，百济王遣使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二匹。阿直岐能通经典。
这是后人的揣测，不足为信史。然而，阿直岐既为太子之师，又被崇为“史”（专事文书工作）之祖，随身携带并习得一些儒教经典，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阿直岐其人其事的虚实真伪，学术界一直有很大争议，如笠井倭人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载应神天皇治世来自百济的阿直岐、王仁等，皆系编者为附和神功征三韩传说而编撰，不能视为确定他们赴倭时间的可信史料。
反之，也有人认为阿直岐不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就是入倭为质的百济太子腆支王。
阿直岐抵达倭国的次年，即《日本书纪》应神十六年是岁条，有如下记载：“百济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谓之曰：‘汝返于国以嗣位。’仍且赐东韩之地而遣之。”上述记事系于“乙巳”，按《日本书纪》纪年为 285 年。查朝鲜史书《三国史记》，百济阿莘王十四年（405）载“秋九月，王薨”，其年亦当“乙巳”，两者干支相同，恰好相差两个甲子。《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阿莘王元年条说“阿莘王（或云阿芳）”，《三国史记》（年表）云“莘”为“华”之讹，阿莘王十四年当东晋义熙元年（405）。由此可以认定，《日本书纪》的“阿花王”即《三国史记》的阿莘王，其薨于乙巳年（405），则阿直岐、王仁赴日的年次皆可考定。
前面提到，百济阿莘王（即阿花王）六年（397），为抗高句丽而结好倭国，遂“以太子腆支为质”。查《日本书纪》应神八年（推定 397 年）三月条，果真载有“百济人来朝”，又引《百济记》云：“阿花王立无礼于贵国，故夺我枕弥多礼及岘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修先王之好也。”直支王归国时，天皇“赐东韩之地”，即为回应太子入质时所请。
综合朝鲜和日本史料，腆支王与应神天皇十六年“返于国以嗣位”的直支王，当为同一人物。《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载腆支王本纪，说腆支亦云“直支”，《梁书》称作“映”，阿莘王死后，由倭兵百人护送，渡海回国继位。
“腆支”即为“直支”，还有一个旁证。《三国遗事》（王历第一）载：“腆支王，一作真攴王，名映，阿莘子。乙巳立，治十五年。”此处的“真”、“攴”，恐为“直”、“支”形讹，则“直支王”即“腆支王”可成定论。《三国遗事》说腆支王“名映”，《三国史记》举《梁书》为证，其实《宋书》（百济国传）即已出现。
韩国学者柳承国，不仅注意到腆支王与直支王为同一人，而且还大胆推断阿直岐即是直支王：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条记云：“是岁，百济阿华王薨，天皇召有支王（即腆支王）谓之曰：‘汝返于国以嗣位。’”将此天皇十六年（公元二八五年）之史实推后一二〇年，则腆支王即是直支王，阿直岐即是直支王可知。
柳承国仅以“岐”、“支”均发音ki、且二字通用为据，回避了其他需要解释的问题，如阿直岐的“阿”代表何义？直支王比阿直岐早 7 年赴倭如何说明？《日本书纪》并未明确记载阿直岐于应神十六年回国，这又作何解释？
笔者以为，阿直岐其人其事，最好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加以宏观展望，不宜拘泥细节。他既然被奉为“史”族群的始祖，不免出现杂糅群贤、夸大失真的情况。比如《古事记》（应神记）记载：“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疋、牝马壹疋付阿知吉师以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不仅年代有异，名字也不同。
此“阿知吉师”与应神二十年（推定 410 年）赴倭的汉族移民“阿知使主”似有关联，《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等称阿知使主为“阿智王”
，则似乎又有百济太子直支王的投影。
我们回到《怀风藻》的“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如果阿直岐系虚构人物，那他身上必定融入直支王的部分事迹，很难想象一位太子入质倭国皇室 7 年，史书竟然对他没有任何记载。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便是包括太子在内的许多人物，被拼合成某个族群的始祖，而应神天皇治世赴倭百济人的最大功勋，大概就是“启龙编于马厩”。
《日本书纪》应神十五年八月六日条，即阿直岐朝贡记事的后半段，即紧接着“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之后，天皇和阿直岐有如下一段对话：
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天皇问“胜汝博士”，可以理解为太子已尽得阿直岐所传，所以需要更高明的学者；阿直岐举荐王仁，或许跟回国在即、找人接替有关，这使人联想到次年百济太子直支王回国继位事。不管怎样，天皇派专使前往百济“征王仁”，其结果在《日本书纪》应神十六年（推定 406）二月条中有交待：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为师，即《怀风藻》所云“王仁始导蒙于轻岛”。应神天皇居住的皇宫称“轻岛丰明宫”，王仁在此教授太子，所以说“导蒙于轻岛”。太子随王仁“习诸典籍”，而且“莫不通达”。一个“诸”字挑明典籍不是少数，但未明是什么书籍。然而，《古事记》则记载稍详：
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
《古事记》不仅明示书名，而且标出卷数，这条记载遂成为后世学者确定汉字及汉籍东传的重要依据。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写道：
西土文字东传之嚆矢，《古事记》作应神天皇御代百济遣和迩吉师贡《论语》和《千字文》，当为是时。且《怀风藻·序》等亦见其旨，奈良时代必如此传闻。在此之前，尽管也有外国人……迁来，然书籍并未传来。
“王仁献书说”，大致反映了五世纪初儒学书籍东传的某些史实，但《古事记》的这条记载，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目为事实。举例说，《千字文》作者周兴嗣卒于梁普通二年（521），如果信从《日本书纪》与《古事记》的记载，这部书在著者去世前百余年就已传到东邻，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王仁被奉为“书首等之始祖”，作为一个拥有高度文化知识的族群领袖，他也同样吸纳了同时代精英的众多事迹，被塑造成近乎超人的形象。《续日本纪》延暦九年（790）七月十七日条，载百济王仁贞等所上表文，叙述王辰尔家谱传说：
降及近肖古王，遥慕圣化，始聘贵国，是则神功皇后摄政之年也。其后轻岛丰明朝御宇应神天皇，命上毛野氏远祖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主贵须王恭奉使旨，择采宗族，遣其孙辰孙王〈一名智宗王〉随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加宠命，以为皇太子之师矣。于是始传书籍，大阐儒风；文教之兴，诚在于此。
这里的辰孙王（智宗王）为百济贵须王孙，应神天皇遣荒田别赴百济“征王仁”，事见前引应神十五年八月六日条；王仁为太子师，见应神十六年二月条。然而，在这篇表文中，辰孙王与王仁几乎合为一体，共享“始传书籍，大阐儒风”之功劳。
应神天皇治世，以移民为主体的知识精英族群有三个，其一为西文首，以王仁为始祖；其二为东文直，尊阿知使主为始祖；其三为船史（连），奉王辰尔为始祖。王辰尔为辰孙王四世孙，敏达天皇元年（572）五月十五日因破译高句丽表疏而名声大振。兹从《日本书纪》引录如下：
天皇执高丽表疏授予大臣，召聚诸史令读解之。是时诸史于三日内皆不能读。爰有船史祖王辰尔，能奉读释。由是天皇与大臣倶为讃美曰：“勤乎辰尔，懿哉辰尔。汝若不爱于学，谁能读解？宜从今始，近侍殿中。”既而诏东西诸史曰：“汝等所习之业，何故不就？汝等虽众，不及辰尔。”
我们从7 世纪中叶的《船氏王后墓志》推断，王辰尔亦称“王智仁”，历史上实有其人，他能够超越东西文众人，原因是窥破了高句丽表疏的诀窍：“高丽上表疏，书于乌羽。字随羽黒，既无识者。辰尔乃蒸羽于饭气，以帛印羽，悉冩其字。朝庭悉之异。”这就是《怀风藻》所说的“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辰尔活跃于敏达天皇治世，“译田”乃敏达天皇都城，所以有“终敷教于译田”之说。
本文限于篇幅和时间，有些观点无法完全展开。尤其是关于六朝文化与书籍之路的关联，原本是论文的一个重点，现在这能在结语中提纲挈领简述要义，留待其他机会再作详论求教大方。
书籍之路开启之初，并非从中国直达日本，而是从中国东晋传入百济，再从百济传入倭国。从中国长江流域经百济而至日本的书籍流播主流，在隋唐之前（虽然有“倭五王”朝贡南朝）这一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六朝文化对百济、倭国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日本史籍（如《日本书纪》）多以“吴”指称隋唐以前的中国，在地域上限定在江南一带，时间上大致与六朝叠合。这一时期影响日本的六朝文化，如使用《元嘉历》，流行谈玄风，喜好骈俪文等等。
倭国融入汉字文化圈大家庭，其契机当是 4 世纪中叶，以“神功征坎”为象征的朝鲜经略。倭人在掠夺战争中，有两项意外收获，一是领教了高句丽骑兵的利害，5 世纪初迅速从百济引进马匹，改变作战方式；二是明白了从书籍汲取知识的重要性，苦于国内缺乏识字阶层，5 世纪前后从百济招聘文化人才，并在此后形成轮代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精神文明程度。如果神功皇后征三韩，与“图籍文书”只是偶然邂逅的话，聘请阿直岐为太子师体现了求学热情，而应神天皇遣使赴百济“征王仁”则属于主动出击。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索求，标志着书籍之路的真正开启。
关于《古事记》所载王仁携带的《千字文》，学术界争议颇多。有人以《千字文》东传比周兴嗣去世早了上百年，因而否定《古事记》此条记事的真实性；也有人指出中国古代同名《千字文》的识字本不止周兴嗣一种，《古事记》所指《千字文》很可能是现已失传的别本，如魏钟繇的《千字文》或汉章帝的《千字文残卷》等；还有人绝对信任《古事记》的记载，不过以周兴嗣卒年为依据，认为王仁赴日当在 521 年之后。笔者以为，书籍东传始于“神功征坎”，《日本书纪》未标明具体书名，或许说明书籍从各个渠道传入，皇室无非是为了要读懂这些书籍延聘阿直岐、王仁为师的。阿直岐、王仁用以启蒙太子的课本，绝不可能是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但必定是《千字文》之类的童蒙读本，也有可能是五世纪之前的别本《千字文》，或者是开启蒙读本先河的《仓颉篇》、《急就篇》之类。因为日本人要学习汉籍，必先掌握汉字，故此，以识字为目的编纂的各种童蒙读本，无疑是最先影响日本文化的中国典籍。
倭国太子菟道稚郎子，先后师承阿直岐、王仁，学习“经典”、“典籍”，达到“莫不通达”的境界，可以看作“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的典型。我们举两个例子，看看这位被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是如何学以致用的。其一，应神天皇二十八年（推定 417 年）九月，高句丽上表云“高丽王教日本国”，太子怒责“表状无礼，则破其表”。（《日本书纪》）这个事例说明太子不仅精通汉文，而且熟悉外交规范，恪守儒教礼数。其二，应神天皇四十年（429），立菟道稚郎子为嗣，次年天皇驾崩，菟道稚郎子执意让位于兄大鹪鹩（仁德天皇），而其兄也坚辞不受，相互推让 3 年，最终菟道稚郎子自杀明志，大鹪鹩登基而为仁德天皇。这个事例说明菟道稚郎子模仿儒教的禅让故事，有太伯、许由遗风，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
我们以《怀风藻》序言为线索，稽考了神功皇后、应神天皇、阿知岐（直支王、阿知使主）、王仁（辰孙王、王辰尔）、菟道稚郎子等人的事迹，在 5 世纪前后的时空中，描摹出一条发自六朝建康、途径朝鲜半岛百济，蜿蜒通达倭国的书籍之路。进入 5 世纪“倭五王”时代，这条书籍通道得到加强；随着遣隋唐使往返东海，书籍之路的源头由南而北，追溯到中原地区。这是后话，兹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