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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以笔者 2008 年 10 月 28 日在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以下略称为“本研究所”）读书会中所作报告为基础写成的。报告之后，“书籍之路”概念创始人王勇受笔者报告的影响，于本研究所读书会（11 月 17 日）发表了题为《从“丝绸之路”向“书籍之路”——东亚文明交流模范的构筑》的报告。12 月 16 日，王勇与笔者的公开讨论会在本研究所举行，会上王勇叙述了“书籍之路”概念成立至今的历程。来自与会者的诸多疑问与意见，也对笔者与王勇的讨论作出了几分订正。这场研讨会的情况预定于其他形式发表，故在本文中仅涉及笔者最初报告中的内容。另外，笔者不过是从“书籍之路”概念在日本如何被理解以及被应用的视角进行论述，所以在文中不讨论该概念在中国的展开等方面，因此文中所举论考仅限日语论著，这一点请读者理解。
首先必须说明笔者为何要对“书籍之路”概念进行再次讨论，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第一，“书籍之路”概念提出至今已十余年
，有必要让创立者王勇之外的人对这一概念进行整理和验证。我想这应该是积极提倡、普及本概念的本研究所之职责。
第二，讨论“书籍之路”是否有可能成为“（日本）文化学”的术语。关于这一点，恐怕需要稍加补足。笔者任职的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开设有硕士研究生（日本语言文学）课程，这一课程由于日本相关的“日本文学”、“日本历史”、“日本文化”以及“日语（语言）”四个研究方向构成。在这些研究方向中，最有意思的是名为“日本文化”的研究方向。其他三个方向，均是既定的带有“学”字的研究方向，而“日本文化学”还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方法论，所以并未被确立为一门学问的方向。“日本文化”方向的研究生今后被问及研究方向时会回答“日本文化”，但他们会不会加以任何说明地传达给别人呢？在这里笔者甚感疑问。因此，在此想讨论“书籍之路”概念成为“（日本）文化学”术语的可能性。
第三，笔者欲探讨“书籍之路”概念究竟是纯学术性概念还是政治立场的问题。
笔者心存上述三点思考，胸怀虔诚的学术探究意愿，下面对王勇提倡的“书籍之路”概念进行再讨论。
王勇曾发表过为数不少的含有“书籍之路”这一名称的论文，而使“书籍之路”概念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恐怕是下面列举的论文A
，此文全篇围绕“书籍之路”这一主题进行论述。在本节中，笔者欲以笔者的方式，以论文A为中心，辅以其他相关论文，整理导出王勇提倡的“何谓‘书籍之路’”。另外，笔者重点参考的论文是以下 5 篇：
A.《何谓“书籍之路”？》（王勇、久保木秀夫编：《奈良、平安期日中文化交流》，农山渔村文化协会 2001 年版）
B.《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亚洲游学》3，1999 年版）
C.《东亚的书籍之路——以〈三经义疏〉的流传为中心》（《文学》2 －3，2001 年）
D.《中日间的书籍之路——和刻本与华刻本》（《ユリイカ》35－7，2003 年）
E.《鉴真僧团与书籍之路》（《书籍之路与文化交流——日本汉文学的源流学术研讨会报告要旨》，2006 年）
首先，作为一个大前提，我们可以以确认①“书籍之路”是一个概念。王勇明确地指出“笔者为了抓住东亚文化交流的特质对应连接东西之间的丝绸之路，而提倡的概念”（A）。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在此先作列记。
其次，“书籍之路”是②相对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勇有着③“丝绸之路”＝物质文明这一意识。这两点王勇在各篇论文中必定涉及，这对于他的“书籍之路”是不可或缺的观点。下面举几个例子。例如“以书籍为媒介的书籍之路，其特征为呈现出与西洋所说丝绸之路不同的景观，含有比‘交易’更加深刻的意义。”（A）“如果说丝绸代表的是‘物质文明’，那么我想把书籍象征的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物质终将消耗殆尽而不能生产文明，而精神文明有着自我再生的机能”（A）。“如果将silk（丝绸）比作中华的物质文明，那么book（书籍）则正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物质文明随潮流流行过后终将湮灭，而蕴含着再生能力的精神文明却可以超越时空，给予受容者创造力。因此，大量消费丝绸的欧洲各国在大概 500 年间自己不能生产丝绸，而从书籍中学习知识的日本却创造出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文明”（C）由这些记述，我们可以导出“书籍之路”＝精神文明这一等式。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各篇论文中知道④判明“历史真相”、“史实”、“书籍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是王勇提倡“书籍之路”的动机和目的。“何谓书籍之路？现在虽不能明确地作出回答，但作为提出者，我的动机就是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通过讨论书籍的传播、流布、书写、翻刻、引用、翻案、改作等的具体情况，加之考察以书籍为原动力的文化之产生、继承、变貌以及创造的手法，判明东亚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真相。这也是书籍之路今后的目标”（C）；“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从‘书籍之路’的观点讨论与鉴真有关的史实，考察鉴真传播文化的路径与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书籍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意义。”（E）这些例子都是佐证。
另外，关于“书籍之路”的研究对象以及地域与时期，乃是王勇的研究方向⑤以古代东亚为中心。这一点可以从“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明显的差异，在考察中日文化交流时如果轻易导入反映中国与西域交易实态的‘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恐怕会迷失古代东亚世界间交通的本质。”（A）“我提倡‘书籍之路’这一用语的意图，是由于验证古代东亚各国间文化交流时，不用说内容和形式，就意义与影响这一点也与连接中国和西域的‘丝绸之路’有所不同”（E）等文章中被领会。
其他方面，从书籍之外的视角
和“书籍之路”的具体讨论，其用例载于诸文种，总结起来应该如下：
“书籍之路”是被设想为与“丝绸之路”相对应，以抓住古代东亚区域间文化交流之特质为目的提出的概念。不同于代表物质文明的“丝绸之路”，古代东亚区域间文化交流的特质在于精神文明，通过探求这一特质，究明“历史真相”、“史实”、“书籍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意义”。
通过上一节的整理，可知王勇提倡的“书籍之路”有数个关键点（即上一节①～⑤）。他在诸多论文中，也以上述数个关键点为线索论述着“书籍之路”。这些论文（包含前节列举 5 篇论文之外的文章）中既有包含了所有关键点的，也有仅组合几个关键点进行论述的。但是，这些论文对“书籍之路”的论述并非每篇都毫无偏差、尽善尽美。详细地讨论这些论文后可以发现王勇本人对“书籍之路”下定义时也有动摇之处。在本节中欲指出动摇及问题之所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确认“书籍之路”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各篇论文中发现数处将“书籍之路”实体化的地方。
“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中国南方与日本列岛之间以白济为中介，开通了一条‘书籍之路’”。（A）
“从明末到清代，由于日本进入了锁国时代，中国的贸易商人频繁来往于书籍之路上，将书籍作为商品的时代到来了”。（A）
“遣唐使时代通过‘书籍之路’流入朝鲜半岛、日本的一部分书籍，在五代之后经由同样的路径回流到中国”。（A）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众多中国人为了寻找书籍，通过‘书籍之路’去到日本，引发了一场找寻佚书的热潮”。（A）
“大约十年前，又换作日本的有识之士通过书籍之路来到中国，踏上了寻找佚书之旅”。（A）
诸如此类，能看到数处将“书籍之路”假设为实际上的“道路”，包含实体与概念两个方面的理解
。
“书籍之路”是作为“丝绸之路”的相对概念而成立的，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确认。“书籍之路”这一名称本来就对“丝绸之路”有着相当强的对立意识，如果没有“丝绸之路”，自然谈不上“书籍之路”概念的提出。换言之，“书籍之路”是建立在王勇对“丝绸之路”的理解这一基础之上提出的概念。在这里就不存在问题吗？特别是将“丝绸之路”等同于物质文明，将“书籍之路”等同于精神文明的对立图式真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吗？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对立图式中可以看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优劣观念。从前载文章的叙述方法——在说明“丝绸之路”时强调否定的侧面，在说明“书籍之路”时强调肯定的侧面中不难看出这一点。而且这样的做法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了提倡“书籍之路”，将自身立场正当化的言论。
另外，由于强调“书籍之路”就是精神文明，那么自然就包含了作为物质的“书籍”自身有消失之危险这一矛盾。也就是说，在“王勇说”中，作为物质而存在的“书籍”有被轻视的可能性。
王勇在涉及“丝绸之路”问题时，仅提及中国对西域的影响（而且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就西域对中国的影响只字不提。“丝绸之路”本来是以来往交流为基础的概念，只有讨论两个方面，才能称完全的考察。
还有，王勇否认以日本（奈良）为终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拒绝将中国看作为丝绸之路的中继点。
“王勇说”中，虽将研究对象地域、时期定位在“古代东亚”，但是像（1）中所举各篇文章那样，关于时期有将古代之外的近现代列入研究对象的说法。另外关于地域，也有诸如“因此我想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命名书籍之路”
这样将研究对象限定于中日之间使用的例子。还有，“东亚各国”这一说法，也有范围不甚明确的问题。
如上 4 点，提及了“王勇说”的动摇以及问题点，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王勇自己对“书籍之路”概念的动摇，我认为这一概念的定义已经变得暧昧。
上一节指出，“王勇学说”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只要“书籍之路”是作为“丝绸之路”的相对概念而存在的，那么一旦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出现问题，“书籍之路”的理论基础就动摇了。在本节中，欲讨论验证王勇对“丝绸之路”的理解（特别是“丝绸之路”＝物质文明的理解）是否妥当。
首先对“丝绸之路”进行简单说明
。“丝绸之路”是上古以来连接亚欧以及北非的东西交通路线的总称。具体包括穿越欧亚大陆的东西路以及南北的联络路。这一名称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 1905）使用“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为始，大致有草原路、绿洲路、“南海路”（海上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以及连接南北的五条交通路。
不过在日本的历史学界，1970 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被称为“丝绸之路史观争论”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以野间英二发表《中亚的历史——草原与绿洲的世界》（讲谈社现代新书，1977）为发端
。
野间利用中亚土生土长的当权者在 16 世纪书写的书《巴布尔传》、《拉施德史》等中国文献以外的书籍，主张对于中亚的人们，比起东西交通和与中国的关系（几乎没有此方面的记述），最关心的还是居住在中亚南部草原地带的自己与在北部草原地带活动的突厥系游牧民，在中亚史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对这一南北关系的论述。由此，拉开了“丝绸之路史观争论”的序幕。
对此，护雅夫（中亚史、亚洲内陆史）等人，以当地的史料没有书写并不能不代表东西交通不重要，必须考虑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错综复杂络合在一起的历史这一观点进行了反论。
两者的争论达到了一个共识点，即应该注意到无法还原为东向西交通“中继地”的中亚历史的独特性。另外，在无论其重要性如何，在认同可以用“丝绸之路”这一词汇表现的东西交涉的确存在的观点上，野间与护是一致的。
但就整体趋势来看，总体上来说“脱丝绸之路论”在事实上获得胜利，直到今天
。这一点从宇山胜彦“文化交流与交易是在人类社会的种种地域、时代都几乎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作为一个例子，对以中亚为舞台的交流、交易之论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东西而单独列举无疑是一种偏见，我认为作为历史研究这样的说法能达到的境界有限”的看法中可以被充分认识。
总之，从“丝绸之路史观论争”中可知，这一论争并非要否定东西交涉史，“丝绸之路”是一个史观，并且至少是在学术界，“丝绸之路”这一“大故事”已经走向崩溃。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丝绸之路”包含了 19 世纪的文明观与偏见（“文明”只在东西才有，“途中”之事“文明经过的地方”之类的印象）
。这一视角必定对讲述“东亚”的“书籍之路”造成影响。
接下来谈谈王勇没有提到的“西域→中国”的影响，通过这一点可以验证王勇的纲领——“丝绸之路”＝物质文明的认识以及“物质无法创造文明”观点是否妥当。
首先举“玉之路”进行说明。说到“丝绸之路”，往往仅注目于隋唐时代，但是在这之前中国也与西方有着交易和交流。其中，最古老的丝绸之路也被称为“玉之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中，玉是不可或缺的物质。但玉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多是从西方运至。特别是自殷周时代至唐宋时代坟墓中出土的大量的玉器，几乎都是从西域的和田地方进口的
。这不正是物质创造文明的一个例子吗。
接下来谈谈唐代的胡风。唐代是异国人频繁利用所谓的“丝绸之路”从西域来访的时代。其中带有“胡”（伊朗、波斯方面）这一词语的史料有很多留存至今。例如《旧唐书》卷四十五服制“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安禄山事迹》卷下“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席，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兆矣。”等史料，都表明胡风风靡一时。这也是“西域→中国”影响的一个例子吧
。
第三，不能无视中国去往天竺的求法僧。以法显、玄奘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求法僧，将大量佛典（可谓正是“书籍”本身）带回中国，给予了中国精神文明。这不正是王勇说的“书籍之路”吗？而他本人在论文上从未提及这一点。
接下来欲提及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天文书《天经或问》。《天经或问》是出身受耶稣会士影响下学门的游艺之著作，是包含了西洋宇宙观的中国风格解说天地之理的通俗读物。此书于日本再版，到了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成为作为向一般人普及天地宇宙之理的读物而普及
。这正是“西洋→中国→日本”的天文知识普及传播。实际上，日本的阴阳道家土御门家在江户时代中期之后利用本书写作勘文（有天文异变之时向天皇进奏的报告书）
。
从以上的这些点来看，“丝绸之路”绝非仅仅是物质文明的象征，另外，从西域导入的物质对中国的精神文明亦造成了影响。也就是说，王勇强调的纲领“‘丝绸之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书籍之路’”这一图式明显不成立。
如此，一旦“书籍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相对概念登场，无论喜欢与否，“书籍之路”都是“大故事”被假设的，而在关键的“丝绸之路”作为“大故事”走向崩溃的现在，可以明确的是“书籍之路”作为“大故事”是无法成立的。
那么，王勇为何要提倡“书籍之路”这一概念呢。我认为，王勇的目标在于通过提倡“书籍之路”来提倡一个讲述“东亚各国”文化形成与同质性的“大故事”。这一点从以下文字中可以看出。
“通过以书籍为媒介的交流， 东亚各国通过各自构筑了同质的文明， 从而共有了汉字文化圈。 到了这个地步，汉文书籍已经不受国家和民族的束缚，宛如活生生的生物一般跨越国境，在新天地生根发芽，最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C）
“东亚各国的汉文书籍，其大部分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诞生，通过书籍之路拓展生存空间，其意义与价值，潜在于广阔的东亚世界与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以往的以地域和时代为划分的书籍研究，不能不令人感到其具有的局限性”。（C）
但是王勇的“书籍之路”是建立在排除、否定的理论基础上的
。另外，在提及“东亚各国各自构筑了同质的文明”“广泛的东亚世界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时，不将目光放在考察“东亚”本身，即“东亚”这一概念诞生过程上，而将其归结于“同质文明”，而没有把目光放到“异质文明”上去。
关于西嶋定生提起的“东亚文化圈”（在以往，作为交流的手段，共有汉字，并以汉字为媒介接受儒教、律令、汉译佛教等在中国起源之文化的朝鲜、日本以及越南，和其起源为中国。这些的总称）及其问题点，在李成市著《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山川出版社，2000）中论述颇为详细。在这里李指出，西嶋的“东亚世界论”（“东亚文化圈”的基础构想）是以 1960 年代及其现实课题（对抗美帝国主义）为出发，强烈认识到中国、朝鲜、越南以及日本是具有有机关联的地域，从而想要探索“东亚”不仅是在现代的一个时期，而是自古代以来形成的具有历史依据的地域世界之观点。换言之，在提及“东亚”的时候，必须留意“东亚”这一词汇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它是使用的什么概念。
虽然此前一直在列举“书籍之路”存在的问题，但笔者绝非为了推翻“书籍之路”而写此文。毋宁说，这篇文章是为了让更多学者利用“书籍之路”而写成的，正是因此论文题目才定为“批判性继承”。“书籍之路”的特征和优点很多，我认为应当将之继承。
首先，王勇三番五次提到的是，“书籍之路”有超越时代的可能性。
“既有花费数十年数百年进行解读的，也有遣唐使等带回的，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被我们继续阅读的。我深深感到，一本优秀的书就像一粒文明的种子，比一个入唐僧或者一个渡来人更加广泛和持续地向更多人传播文明，并令文明之花盛开。”（A）
“可以明确地说，无论是写本还是版本，几百年几千年间流布于东亚之间的汉文书籍，已经无法从‘国籍’这一狭隘的视点来看待了”（D）
我认为这一视点是以往拘泥于时代、专业的历史研究的漏网之鱼，“书籍之路”可以促进人们认识这一点的作用
。
接下来是“环流”这个词语。这个词语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方向，而是包含了多个方向矢量的可能性，更蕴含了纠正以往仅以一国史观或两国在交流之研究的可能性。
接下来这点也很重要，即应该对王勇本人的实践活动作一评价。王勇通过罕见的行动能力以及实践能力，例如即便是作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联想，“书籍之路”这一用语不仅是在学界内部，而广为一般人接受，引起了对“书籍交流史”等名称没有概念的读者层的注意也是事实。在这里可见“书籍之路”这一名称和王勇个人拥有的魅力之一斑，如果无视这一点，则无法讲述“书籍之路”。
王勇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提倡的“书籍之路”这一概念，在学术性概念上难免有上述暧昧之处，但就王勇的目标——推进中日间友好关系这一层面上，“书籍之路”给予人们的印象不是很有效果吗？这一点，难道没有作为异于不同于以往历史学等学科的层次而是包含了研究与实践这一新的层次，成为“文化学”的术语吗？
但是，“书籍之路”要成为一个新的术语，如以往那样继续下去是很困难的。笔者从上述讨论中深感要将“书籍之路”作为“（日本）文化学”的术语使用，必须舍弃其与“丝绸之路”的二项对立图式。也就是说，不要将“书籍之路”作为一个“很大的故事”，而是作为有数的“小故事”中的一个来使用。应该保持除了“书籍之路”以外，还存在其他的“小故事”的意识。换言之，保持“书籍之路”并非作为一个能够完全解决东亚文化现象的概念，而是与各种各样“小故事”之间相互缠绕的存在这一意识尤为重要
。否则，“书籍之路”很有可能变质为过去日本鼓吹的“东亚”概念将中心由日本转移至中国而产生的其他亚种。
那么，具体怎么做才好呢。笔者认为不应像“丝绸之路”那样，提出种种论点，“书籍之路”应该论如其字，紧紧围绕“书籍”的传来、环流这个中心展开讨论。大庭修在“书籍之路的验证方法”一文中，也是紧紧围绕“书籍的移动”展开讨论的
。笔者认为，通过这样的讨论，“书籍之路”在给相互缠绕的其他“小故事”提供有益信息的同时，在这些“小故事”的相互缠绕中也产生了将对东亚的文化、历史的认识和讨论进行下去的可能性。另外，这也应该能够成为重新讨论东亚的契机。
不断地讨论个别问题，但是，为了不只讨论个别问题，将“书籍之路”的概念放在心上继续进行研究。虽然普通而平凡，但我认为这是现阶段最好的道路。不过，在研究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还有遗漏的东西，不要仅仅研究“同质”，还要将目光放到“异质”上面去。另外，不保持对其他“小故事”的留意，恐怕也是不行的。
翻译：董科（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编者注】水口干记于 2005 年就任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特聘副教授，现为日本立教大学教师。该文是他在中国工作期间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