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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在东亚“书籍之路”
上，《论语》是东亚思想世界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自从 17 世纪日本儒者伊藤仁斋推崇《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
以后，《论语》更是成为近三百年来中日韩思想发展中重大议题之所从出的兵器库，也是东亚思想变化的温度计。
但是，当代学术界有关《论语》的研究论著都集中在中国《论语》学
，直到最近学界才开始致力于开拓《论语》学研究的东亚视野
。所谓“东亚视野”兼摄二义：就消极义而言，“东亚论语学”研究应超越并扬弃 20 世纪以国族为中心的《论语》研究；就积极义而言，更应将《论语》作为东亚思想与文化的公分母，探讨这种作为东亚文明共同资产的《论语》学如何可能。本文写作旨趣在于探讨东亚“书籍之路”的重要经典《论语》的研究，提出新的研究视野。
“东亚论语学”的研究，可以采取两个方法论的新视野。第一，我们必须将《论语》学研究，置于广袤的东亚儒学脉络之中，比较《论语》学在中、日、韩、越等地发展之异同，既求其异，又求其同。这里所谓“东亚儒学”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解释。
“东亚儒学”相对于 20 世纪东亚各国学界以国家为中心的儒学研究如“中国儒学”、“朝鲜儒学”、“日本儒学”而言，蕴涵着一种比较哲学或比较思想史的新观点。“东亚儒学”作为一种学术领域的提法，展现某种跨国界、跨语文、跨学门、跨领域的视野，致力于探索儒学在东亚各国具体而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脉络中发展的同调及其异趣。正如笔者最近所说，“东亚儒学”的提法中蕴涵两项重要的理念： ［1］（pII ～III）
第一，所谓“东亚”这个概念，并不是存在于东亚各国的关系之上而具有宰制的抽象概念。相反地，所谓“东亚”这个概念，存在于东亚各国之间，在东亚各国具体而特殊的关系脉络与情境的互动之中。因此，所谓“东亚”并不是僵硬而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东亚”是在变动的东亚各国互动的脉络中，与时俱进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之下的“东亚”，是在东亚各国及其文化传统的互动交流之中，逐渐酝酿形成的概念。只有深入东亚各国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儒学思想及其互动关系之中，所谓“东亚儒学”的轮廓及其特质，才能被解读、被认知。因此，所谓“东亚儒学”的提法，实际上是以文化多元性作为基础，“东亚儒学”的研究也将充实东亚文化的多元性内涵。这种意义下的“东亚儒学”研究，必然是跨界的、多音的、对话的研究。
第二，所谓“东亚儒学”并不预设一个一元论的、僵硬的、相对于“边陲”而言的“中心”，如 20 世纪以前支配东亚世界的中华帝国、20 世纪上半叶侵略并支配东亚各国的日本帝国，以及战后冷战岁月中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相反地，在“东亚儒学”研究中，如果有所谓“中心”与“边陲”，那么，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是随着时间的流动以及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地推移，绝对不是僵硬局滞或一成不变。
这种意义下的“东亚儒学”研究，着重探讨的不仅是东亚各国儒学所分享的儒家价值的公分母，更重视儒学传统在各国发展出的多元多样的思想内涵。因此，“东亚儒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提法，必然蕴涵一种比较的观点与方法。
早在四十几年前就有前辈学者提倡这种东亚比较儒学史的研究，1966 年3 月，阿部吉雄（1905～）教授在东京大学文学院届临退职前的演说中，就曾呼吁日本学者挣脱日本民族中心论，以比较之观点研究中、日、韩儒学之发展
。1976 年余英时（1930～）亦尝呼吁学者从比较思想史之立场，注意儒学在日、韩、越等邻邦之发展。
［2］（p369
～ 376）
除了近年来在各地零星举行的有关儒学与东亚相关议题的研讨会之外，针对“东亚儒学”这个议题所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早的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从 1993 年 8 月起所推动的“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这项计划第二期以“儒家思想在近代东亚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为主题，由刘述先教授与李明辉教授共同主持，执行期间自 1996 年 8 月至 1999 年 7 月。在 1999 年 7 月 6 日至 8 日在中央研究院举办“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国际研讨会”，邀请各方学者就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地（包括台湾、中国大陆、日本、韩、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的现代发展，或者就现代儒学在整个东亚地区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发表论文。
［2］（p364
～ 371）
这项计划第二期研究成果，共出版《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问题与展望》、《现代儒家与东亚文明：地域与发展》、《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总论篇》、《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六本书，均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另外，台湾大学自 2000 年起所推动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 ～ 2004）、“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2002 ～2005）以及“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2005 年起），参与之教师与研究生更多，在这项研究计划的推动之下，中外学术界关于“东亚儒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日益活跃，台大已出版中文专书累计达 70 余册
。
如果从东亚儒学的视野来看，《论语》学研究显然不能局限在中国范围之内，而必须将台、日、韩、越各地域学者所撰有关《论语》的著作都纳入考虑，才能掌握东亚各地儒者如何推陈出新，赋古典以新义，共同建构一个同中有异并深具地域性特色的孔学思想世界。
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二个新视野是：将“东亚论语学”作为东亚“书籍之路”思想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作为思想发展的结果。所谓“作为思想发展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兼摄二义：
第一，分析《论语》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东亚各地域与时代之思想特质与思想倾向：以中国《论语》学发展过程而言，魏晋（265～ 317）正始时期的何晏总结两汉以来的注解，开启魏晋时代儒道融通之先河；皇侃（488～ 545）的《论语义疏》是六朝义疏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唯一完整存世的义疏之作，对于后世了解六朝义疏之学贡献极大；朱熹考释群注，以北宋理学家及程门弟子的诠释为基础，编成《国朝诸老先生论语精义》，再以《精义》为底本，提出自己的诠释，撰成《论语集注》，并自设问答，撰成《论语或问》，也在《朱子语类》中发挥未尽之意，从而对近八百年东亚思想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到了清代的刘宝楠，则吸收干嘉考据之学的研究成果，刘氏所撰《论语正义》可谓清代《论语》学的殿军。
再看日本《论语》学的发展，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论语》之解释著作数量甚多，自从 17 世纪古学派儒者伊藤仁斋以降，《论语》一书深契于日本儒者的心灵。近三百年来日本儒者对《论语》一书提出各种解释，其荦荦大者如 17 世纪伊藤仁斋对《论语》所进行的护教学的解读，与 18 世纪荻生徂徕的政治学解读，各自代表德川时代日本《论语》诠释学的两种典型。日本儒者对《论语》的重要篇章如“五十而知天命”、“吾道一以贯之”以及“学而时习之”等章的解释，其言论很具体地显示日本儒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及其思想倾向。从东亚比较儒学史的视野来看，日本儒者之所以必须重新解释《论语》，个别儒者各有不同的原因。例如从伊藤仁斋以降，德川儒者都在不同程度之内对朱子学展开凌厉的批判，他们透过重新解释经典而摧毁从 12 世纪以降程朱学派所建立的“理”的形而上学世界。他们也透过对经典的重新解释，而建构以“实学”为特色的日本儒学。
再看朝鲜时代朝鲜儒者解释《论语》的著作，不论数量与内容都极为可观。粗略言之，朝鲜儒者的《论语》学大致依循两种思想基础进行解释，第一是本《大学》解《论语》，第二是依循朱子的诠释典范。举例言之，第一个思想基础使多数朝鲜儒者将《论语·学而》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的“学”字，理解为《大学》的“明明德”的工夫。第二个思想基础则使许多朝鲜儒者常透过朱子的哲学系统诠释孔学，其中尤其以朱子所触及的“心与理之关系”最为关键。朝鲜《论语》学与朱子学之深入交涉，很能体现朝鲜儒学之地域性特征。
第二，我们也可以分析东亚各别儒者苦心孤诣重建《论语》思想世界的过程，其中最具指标性的大儒当推朱子。朱子《论语集注》之撰写，历经长远之学思历程，从早年述而不作编纂《精义》到《或问》、《语类》，到毕生理会《四书》，勒成《集注》，将《四书》溶熔于一炉而冶之，诚然得之不易。我们可以追溯朱子思考孔学的心路历程，重新描绘朱子《论语》的发展图谱。
而且，我们也可以运用新数据，探讨朱子的《论语》学在东亚扩散发展之过程。以中国《论语》学而言，中国虽有长远的经典诠释传统，但由于历史久远、幅员广阔，许多处于学术边陲之儒者的《论语》诠释著作多隐而不彰，或因其版本的珍稀，而为藏书家所秘，而无法为学者所知。近世虽因丛书编纂工作之兴盛，使学者较容易接触各种《论语》注释书籍，但仍有其限制。1983 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虽搜罗颇多《论语》注释著作，但因清廷禁毁而无法流传之书亦所在多有，而且其版本不佳，早为学者所知；而由严灵峰（1904～？）所辑，于 1966 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所出版的《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内容较《四库全书》丰富，版本亦较为精确，但其完整性仍有待扩充。大陆民间社会收藏的各种珍本古籍近半个世纪以来多被集中至各大图书馆，使学者得以窥见许多以往仅知其作者或书名，但无法得见内容的《论语》注释著作，而代表性的丛书即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存目丛书》搜罗了在《四库全书》中仅存其目而未见其书的各种著作，而且所收多属海内孤本，使当代学者所能掌握到有关历代《论语》注释的资源远较前代学者丰富。《存目丛书》于 1995 年由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学界尚未能广泛应用《存目丛书》中新刊行之古籍，我们如能研究有关《论语》的注释书籍，并与其它现存的《论语》诠释相结合，所能获得的诠释数据以及能够开发的《论语》学发展过程及其思想内涵，将远较此前学者丰富。
上述研究提案并不局限于诸如汉宋之争或义理考据之争的传统视野，而试图站在一个更开阔的东亚视野，针对东亚儒者的《论语》诠释方法进行分析，以厘定在不同地域、不同学派与时代儒者诠释脉络的异同及其蕴涵的观念史、思想史与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东亚“书籍之路”上《论语》研究的新方向，在于将《论语》学作为微观的各别儒者心路历程，或作为宏观的中、日、韩、越各地《论语》学动态发展的历程。在这种新的研究方向之下，中日韩各国大学的《论语》学材料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为我们展开新的视域。
这种作为过程的“东亚论语学”研究，与过去“作为结果的东亚论语学”研究相较，所着重的是动态的发展过程，与过去对某特定地域、时代或儒者的《论语》学所进行的、静态的、结构性的剖析，并不互相冲突。相反地，两者之互为补充，正是东亚《论语》学研究之所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
［1］黄俊杰：《序言》，收入黄俊杰：《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大出版中心 2005 年版。
［2］李明辉：《中央研究院“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概述》，载《汉学研究通讯》，2000 年第 11 期。
［3］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台大出版中心 200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