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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东西文化交流，一般人会联想到“丝绸之路”，专业人士或许会提到“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等。如果范围缩小到“东亚”，尤其是海上交通，许多人依然会套用“丝绸之路”，不过通行的说法叫“海上丝路”。
“东西”和“东亚”虽只一字之差，但涉及不同的地域，涵盖迥异的文明，“丝路”是否可畅通无阻，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普鲁士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 ～ 1905）首创，他在 1877 年出版的《中国》
一书中，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继李希霍芬之后，赫尔曼（Albert. Herrman）、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等西方学者通过文献考证和实地勘查，进一步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古、最高”
的东西交通路线。
1903 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 ～ 1918），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绸之路有“海陆两途”
，欧洲汉学家的探险目光，第一次从沙漠转向海洋。
自 1968 年，日本陶瓷史专家三杉隆敏（Misugi Takatosi）出版一系列探讨“海上丝路”的著作，虽然他把“丝绸”置换成“陶瓷”，但对文物流通与海上交通的关系、机制、历史等，摹画出更加清晰的构图。
从 1980 年开始，北京大学教授陈炎（Chen Yan）发表多篇论文，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追踪“海上丝路”，这些论文后来汇编成《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画报出版公司，1989）、《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等，是目前为止有关“海上丝路”研究的集大成者。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从 1987 年至1997 年，实施了大规模的“丝绸之路考察”（Silk Road Expedition），重点放在海上交通，从而将“海上丝路”的概念推向全球。
日本拘囿于海隅，自古憧憬富有浪漫色彩的西域，自司马辽太郎、陈舜臣等所谓的“西域物语”的问世，尤其以NHK播放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为契机，“海上丝路”可谓家喻户晓。奈良市更以“海上丝路终点站”自居，成立了“丝绸之路研究所”，每两年召开一次“海上丝路”国际研讨会，国宝级文物荟萃的正仓院也打出“海上丝路博物馆”的招牌。然而，我对“海上丝路”的质疑，正是由正仓院引发的。
2001 年 10 月，第 53 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某日传出一个惊人信息，赫然出现在各家报刊的头版：展品唐写本《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其时，我正在出席奈良市主办的“往返丝绸之路的遣隋使·遣唐使”国际会议，即与几位同行前去核实。
《成唯识论》10 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担任笔受（记录）。卷末墨书文字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原是东大寺的校仓，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把玩的“国家珍宝”600 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 4 次捐物。
在琳琅满目的正仓院宝藏中，汉文典籍尤为珍贵，仅特藏“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 22 卷、唐代写经 221 卷，总数达 4960 卷之多。前述《成唯识论》只是其中一卷而已。近 10 余年来，笔者多次赴正仓院探秘寻宝，“海上丝路博物馆”并没有让我对丝绸残片产生兴趣，反而触发了我从书籍的角度来考察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这次经历诱发我思考：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并且能够生产丝绸了。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持续性、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甚至不及陶瓷。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遣唐使的入唐使命，学界有各种揣摩，一般比较偏重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贸易的论述。然而，笔者倡导的“书籍之路”的一个重要基础，便认为从遣隋使开始，购求书籍一直是日本朝廷的国策。首先看《经籍后传记》的记载：
以小治田朝（今按推古天皇）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用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
从这则史料可得到某些重要信息，如推古十二年（604）的遣隋使，其他文献均未见记载，这是与“始用历日”——即遵奉“正朔”联动的举措，起因是“国家书籍未多”，目的是“买求书籍”，而“聘隋天子”的政治外交行为仅为“兼业”而已。接下来再看一则早期遣唐使的史料，《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54）七月是月条载：
褒美西海使等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授小山上大使吉士长丹以小华下，赐封二百户，赐姓为吴氏。
遣唐大使吉士长丹因为“多得文书宝物”而受褒奖，包括授阶、封戸、赐姓。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列在“宝物”之前，这绝不会是随意的排列，反映出日本朝廷的价值取向。
遣隋唐使肩负求书之使命，我们通过中国文献也能得到印证。开元五年（717）多治比真人县守领衔的遣唐使入华，随行人员中不仅包括著名的阿倍仲麻吕及井真成，还有日后携带《开元藏》回国的玄昉、携带《唐礼》一百三十卷回国的吉备真备等。《旧唐书·日本传》记载：
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遣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遣唐使一行抵达长安后，请求“儒士授经”，玄宗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授业。赵玄默为学官，乃国子祭酒阳峤所荐，时与尹知章、范行恭等齐名，号为“名儒”。这位被玄宗誉为“才比丘明，学兼儒墨”（《赐赞褒美》）的名儒赵玄默，究竟向遣唐使讲授了什么内容呢？《太平寰宇记》卷一《倭国》记载“表请儒者讲《论语》”，或有所据。
上述史料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是“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所谓“锡赉”者，应为唐朝赐予各国贡使的褒奖之物，当时布帛具有国际货币功能，所以推测为丝绸之类。西域各国的使者正是为此而来，因而促成丝绸之路的繁盛。然而，日本遣唐使却不为所动，尽数换购“文籍”而还。这充分说明，日本朝廷对书籍的憧憬，远远超过对丝绸的渴求，所以我假设中日之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
距第一次遣隋使（600）百余年，日本进入奈良时代（710～ 794），书籍的储量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以佛教书籍为例，651 年开始读诵一切经，673年抄写一切经；进入奈良时代，各大寺院纷纷设立“写经所”、“写一切经所”等，朝廷主持的写经、校经、读经的记载，更是频频见于史料。
在上述写经、读经活动的背后，自然不能忽视遣唐使渡海求书的努力。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归国的玄昉，《续日本纪》说他“赍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他带回的无疑就是总数达 5048 卷的《开元藏》。值得关注的是，玄昉赍归《开元藏》仅隔 4 年，日本就开始着手抄写。
据石田茂作统计，奈良时代传抄的一切经，数量甚至超过同时代唐朝的佛经目录，如天平宝字五年（761）《奉写一切经所解》，称“合奉写大小乘经律论贤圣集别生疑伪并目录外经总五千三百卅卷”。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大概与日本保存原有经书的同时，不断从唐朝求取新译、新撰的佛教书籍，收录的范围或许比中国更广有关。
以上概述了奈良时代佛经流传日本的情况，奈良时代佛教趋于鼎盛，实与大量书籍东传并被积极传抄密切相关。然而，与佛教书籍有稽可考相比，儒学书籍的传播情况却不太清楚。由于相关数据匮乏，论者也多语焉不详。
纵观遣隋唐使的历史，日本派往中国学习佛教的留学僧，与学习儒学及其他学问的留学生，数量大致是等量齐观的。按常理考虑，留学生与留学僧应该肩负同样的使命，那么他们带回的书籍必定也非常之多。
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宽平三年（891）编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分“易家”“尚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等四十家，辑入书籍约当《隋书·经籍志》一半、《旧唐书·经籍志》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化为灰烬（875 年）之后网罗的残存书目，那么唐代传入日本的佛教以外的书籍也是非常惊人的。
已故大庭修先生专事“唐船持渡书”研究，廓清了清代中日书籍流通的脉络。不过明末至清代，书籍已经作为商品在中日间流通，这与古代——尤其在 9 世纪海上贸易出现之前的情况是大为不同的。
8 世纪以前，由于航海、造船技术落后，往来东海风险极大，据统计遣唐使的死亡率约达三分之一，632 年礼送第一批遣唐使赴日的唐使高表仁，在回国后的述职报告中说：“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
如上所述，8 世纪以前书籍倘若作为商品流通，无论如何是利不抵本，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亏本生意。那么，隋唐时代中日书籍交流，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在何种模式下运作的呢？日本正仓院保存的一份天平宝字五年（761）《奉写一切经所解》，也许为我们揭开疑窦提供线索。
②原文作“千卷”，根据总目及子目推断，“千”系“十”之误。
①原文作“集古今佛道衡”，“衡”前疑漏“论”字。全书凡四卷，唐代道宣撰。兹据《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补正书名。
②《摄大乘论释》为无著所造《摄大乘论》之注释书，汉译本有三：（1）陈真谛译，凡十二卷（一说十五卷；（2）隋笈多等译，凡十卷；（3）唐玄奘译，凡十卷。《奉写一切经所解》作11 卷，一种推测是玄奘译本而目录别为一卷。
①《大日本古文书》四卷。
这通文书所列的 24 部一百余卷佛教典籍，其中 7 部非完卷（带☆或★号者），即（06）《大庄严法门经》仅上卷，缺下卷；（08）《宝雨经》仅 1、3、4、6、7 卷，缺其他 5 卷；（13）《阿育王经》仅 9 卷，缺第七卷；（16）《金七十论》仅 2 卷，缺第一卷；（18）《集古今佛道论衡》仅第一卷，缺余下 3卷；（20）《摄大乘论释》为 9 卷，缺第十卷和第十一卷。据石田茂作考证，《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阿育王经》等均非初传佛经，只是日本已有的佛经残缺不全，由遣唐使带回缺损的卷帙而已。
然而，查考奈良时代的写经目录等，上述 7 部非完帙的佛经，并不是都在此前已传入日本，尤其是带“★”的 4 部均为新传入的佛经，遣唐使为何不把全帙带回日本呢？我们注意到，这4 部佛经均标注“欠”字，而带“☆”的其他 3 部没有标注“欠”字。笔者推断，带“☆”的 3 部是补足日本已有佛经的缺卷，而带“★”的 4 部购求不到全书，只能先带回残卷。如果情况确如所测，那么遣唐使出国前一定备有《求书目录》之类的书单，日本已有的不重复购求，只带回缺损的部分；日本没有的全力搜寻，无法带回全书的，注明“欠”某某卷，以待下次遣唐使购求。
与江户时代中日图书贸易相比，江户时代的所谓“唐船持渡书”，商船动辄从中国载运数十本甚至数百本同样的图书至日本，以应公私需求；而奈良时代原则上不输入书籍复本，犹如把中国书籍作为“种子”，在日本抄写繁衍，故笔者暂且称之为“种本”，这是一种罕见而高效的文化输入形式。
倡导“书籍之路”，并非意味着否定“丝绸之路”的存在。隋唐时代，中日之间确实存在丝绸流通，但奇怪的是，如果限定在 8 世纪的奈良时代，迄今我们未能发现中国丝绸大规模传入日本的事例，连可能性最大的唐朝的赏赐，日本遣唐使也是“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同一时期却有大量丝绸从日本传入中国。
比如《延喜式》（大藏省·赐蕃客例·大唐皇），记载遣唐使带往中国的贡品，丝绸占了重头：
大唐皇：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疋，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
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陁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
再比如，《延喜式》（大藏省·诸使给法·入诸蕃使给法），记载朝廷颁发给遣唐使成员的盤
，几乎全部是丝绸、布帛之属：
入唐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疋，布一百五十端；
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疋，布一百端；
判官：各絁十疋，绵六十疋，布四十端；
录事：各絁六疋，绵四十疋，布二十端；
知乘船事、译语、请教生、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各絁五疋，绵四十疋，布十六端；
史生、射生、船师、音声长、新罗奄美等译语、卜部、留学生学问生傔从：各絁四疋，绵二十疋，布十三端；
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细工生、船匠、柁师：各絁三疋，绵十五疋，布八端；
傔人、挟杪：各絁二疋，绵十二疋，布四端；
留学生、学问僧：各絁四十疋，绵一百疋，布八十端；
还学僧：絁二十疋，绵六十疋，布四十端。（已上布各三分之一给上总布）
水手长：絁一疋，绵四疋，布二端；
水手：各绵四屯，布二端。
不唯中日之间如此，日本与新罗、渤海等交往时，也未见大量进口丝绸的记录，反而每次均以丝绸作为回报。考其原因，日本从弥生时代已从朝鲜半岛传入植桑养蚕技术，古坟时代从中国江南引进纺织高手，飞鸟时代以后丝绸产量和质量迅猛提升，至奈良时代随着律令制度的趋于完善，全国的丝绸作为“调”汇集于朝廷，已经不需要从外国进口丝绸。另一方面，丝绸作为 8 世纪东亚的通行货币，随着日本积极开展国际交流而开始流出国外。总之，整个 8 世纪，日本通过“丝路”输出物质，通过“书路”汲取文化，在东亚世界扮演全新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