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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所表达的那样，现在“东亚”这一词汇已经被研究人员广泛接受，已无过去那样的不和谐感。而且关于“文化交流”，也不是指其作为现代社会外交的一部分的国际交流，而被广泛认知为历史性研究课题之一。再者，“文化交流”也未必就是相互对称的，而可能是单方面的现象（藤田高夫）。
东亚这一物理性空间，当然自古就存在，但作为地域概念却非天生的。虽然现在东亚诸国的学术研究中，其作为词汇而渐被认知，但东亚这一地域概念到底有何种程度的普遍有效性，却仍有很多不稳定的部分。东亚这一地域的一体性，并非先验自明的东西，而必须具有在历史的推移中得到检验的东西，还必须客观地承认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关系，一体性的解散、否定的进程是如何表面化的。再者，多数研究人员大概也发觉，如果在一体性与各文化的固有性之间的关系上不明晰，则有时可能引起“感情上的排斥”。
在日本，东亚经历了与东洋或东亚这一概念的接合与乖离，因而一直以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但是，即便如此，东亚这一地域概念内在地固定下来，却决非很早。据荒野泰典研究，我们现在所用意思的东亚，在日本是指于 17世纪末至 18 世纪所“发现”的地域（荒野泰典 2005）。东亚不是固定的框架，其含义与实际随着时代而变化。
把东亚作为历史性实体来把握的尝试，是日本的历史学界重要举措之一，而且提倡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与视角，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本报告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与视角，进行若干的探讨，以期进而探讨，作为把握东亚的视角之一的东亚“共时性”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我们关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原有的东西学术研究所基础上，自 2005 年设立“东亚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来，开展了以“东亚文化信息的发送与受容”为题的研究项目。项目由语言文化、思想仪礼、历史等为主轴的 3 大支柱构成。其中的交流环境研究班，以“阐明规范决定东亚诸地域文化交流内容与形态的历史性条件”为重点课题。今年正是项目的最后一年，但该课题的进展，还有很多未完成的部分。虽然关西大学在 2007 年被选定为文部科学省全球COE项目人文学部门据点，肩负着进一步推进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使命，但在作为其支柱之一的历史学领域中，“历史的环境”的设定，一直是重要而困难的研究课题。
关于历史的环境从研究之初，就以很强的政治框架意识，忽略时代的差异为前提，主要在探索与中国交流的具体现象上进行了一些研究的积累。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未从正面论及最初前提的时代差异，研究多集中在文化交流事象丰富的近世、近代，而对更加历史性的方向论证不足。但是，在总结至今为止的研究发表和讨论过程中，作为一个被寻求解决探明“历史的环境”，尤其是解读古代、中世情况的方法，“东亚的共时性”就可能成为一个关键词。本报告的宗旨就在于探讨对于古代、中世“共时性检验”的可能性。
前田直典
是认识到东亚历史具有一种共时性的先驱之一。众所周知，前田的“东亚古代的终结”（前田直典 1948a），因二战后在日本掀起了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划分论争而声名大噪。
这个论证的目的就是为把握东亚历史而提供新的视角，其实主要是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尤其是宇都宫清吉等所谓京都学派的时代划分论进行批判。就像反复指出的那样，包含了很多和具体实证相关且未完成的部分，这也就成为了 1950 年代日本产生关于“中国史时代划分”的一个原因
。
前田的时代划分，也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基本上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发展阶段论，例如根据土地所有形式对“古代”和“中世”的划分（具体的古代史采用“公田制”为土地所有制，以“奴隶制”为劳动力形式）等，今天让我们完全接受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此提倡的近世划法还包含了值得我们审视和继承的东西。有关东亚这个舞台的历史关联性，前田做过如下的描述：
在普遍性的世界史成立之前的近代东洋，中国是一个世界，印度又可称为另一个世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世界可以被当做东亚世界而包含满洲、朝鲜、安南等而成立，且一直被这样认为。我们一边对把日本放入这个世界还有若干的犹豫，同时也考虑有大致的可能性。但这怎么说也只是文化史方面的，日本当然了，即是朝鲜、满洲等的社会内部是否具有发展的关联性，抑或是平行性也尚不清楚。我们知道在欧洲世界中，如英国的发达与欧洲大陆具有平行性，相关性。而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这样的情况，除了近代史领域以外，至今为止可能都是未解开的，或是未涉猎的问题。研究认为，日本从古代发展到中世、近世的社会基础构造和大陆是完全隔开的。我们有必要尝试对此进行自我反省。
日本德川时代的农村工业和小手工业发展程度和明末以后的中国有相同之处，我们很难考虑到近代资本主义入侵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基础有几个世纪的差异。也就是在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平行性。但是在中国和日本到达这个平行性之前是怎样的呢。我想以朝鲜为媒介考察此事。并且，想从东亚史的角度搞清中国和朝鲜的古代及中世思想。
在前田的论述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东亚世界的清楚地推测，且加上“从文化史角度来看”的限定，以及“平行性”（毋庸说应该定为并行性）得出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在此前田所讲的平行性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平行性，是追求“世界史的基本法则”的当时历史学要求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认识的从古代到中世的转换，东亚全体都具有平行性的时代划分论就展开了。前田所说的中国史的时代划分论，导入了要把握“古代”及“中世”东亚史甚至是世界史的普遍性东西的立场，这也就产生了后来的（中国式奴隶制）和佃户（农奴、小作人）的论争（谷川道雄 1993）。
前田的时代划分论的详细情况并不是本报告的目的，在此不做细论。只论述概略，近代在东亚大概都是同时开始的，古代的开始各个地域不同，都是始于统一国家的形成时期，因此中国和日本就有 7、8 个世纪的间隔。问题在于古代的终结期，与日本及朝鲜半岛大致在 11～ 13 世纪相对的是，京都学派认为中国的古代在 3 ～4 世纪，二者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如把中国的古代末期推到唐末的话，这个差距就会大大的缩小。
前田论述中另一个值得言说的是，这个时代划分论的背景。前田的目标是打破亚洲历史停滞说，也就是亚洲各国从古代至今代都与像“棒子一样”只拥有历史的进步、发展无任何关系学说的批判。这个以从同时期的他的演讲中（前田直典 1948b）获得更清晰地了解。而且强调的平行性是舍弃与其他地域的交往，单独捕捉日本历史的历史观，也就是为了打破皇国史观。简而言之，他的时代划分论是对从战前日本历史学思想的深刻反省和危机状况中重生，是应 1940 年代后半的日本史学界最大的时代需要而作的一个尝试。
在历史学中，如大家所知，清楚地意识到“东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并把其规定为“东亚世界”且把握其具体的实态和构造是西岛定生从 1960 年代开始的功绩。（西岛定生 1962）（西岛定生 1970a）（西岛定生 1975 ～1976）。
西岛把东亚世界文化的共通项——汉字、律令制、佛教、儒教等列举出来，把东亚的世界范围圈定为中国（包含河西走廊，但不包括蒙古和西藏
）、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等。更加重要的是指出不仅文化事象在这些地域自然地（也就是据文化自身的价值）传播、扩大，中国王朝同周边势力通过接受官爵的册封而成为一种政治结合的媒介。这种政治结合的“册封体制”，是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局的形式，东亚的国际秩序正是把这种体制作为媒介而形成，文化的波及也随着这种体制进行。
对册封体制论来说就远离了东亚的“平行性”，中国王朝政治的向心力就出现在面前。从古代的汉王朝一直到近代的甲午中日战争，册封在中国王朝和东亚诸国被当做政治关系反复地进行，可以用册封体制的消长来描述东亚诸国的关系史。被西岛当做具体分析对象的是始于汉
，完成于唐的被当做国际秩序的册封体制。册封怎么说都是政治关系的表露，在其外缘伴随着“朝贡”行为，有关册封未必举行的时代、地域扩大论述也成为可能，因此也就成为了把东亚当做一个历史性的地域概念来考虑的基础。
对于西岛的册封体制论，马上就有几个批判。如，册封只不过是一个制度形式，他自身不可能推动国际关系。所以，册封体制论忽略了规定国际关系的国家间相互的力量对比，也就变成了轻视周边国家的主体性。但是西岛的着力点在东亚的国际关系是通过册封来表现，上述批判就难说是得当的。
不如说问题在于，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框架，有超过现实的、过分的强调中国政治势力的存在的危险性。且册封体制是与所谓“华夷有别”这种特殊的中国式意识形态不可分的体制，适合于把国家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我们必须给从这里面脱离的交流、交涉等的周边存在以定位。村井章介等日本中世史的研究者认为的国家控制化无法进行的各种交流、交涉，在西岛的册封体制论中不是能很顺利的定位吗？（村井章介 1988）
但是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最初的事实是，册封体制论是从在东亚史甚至在世界史中应该如何定位日本史这一问题意识中诞生的。象征性的是，把册封体制论的开端（西岛定生 1962）作为《日本历史》的一章来写。像李成市明确指出的那样，西岛的册封体制论是在和如何面对东亚，如何在东亚史中定位日本史的研究主题意识的密切关连中诞生的。（李成市 2000）（李成市 2007）。也就是说与前田直典相同，西岛的册封体制论的目的也是对日本历史学界固有课题的回答，也是研究者所生活的时代状况的产物。
虽不是把东亚作为直接的对象，但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应该记住两位巨人。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本报告不涉及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的所谓“世界体系论”是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主题的，乍一看和前近代的东亚没什么联系，“中心”、“周边”、“半周边”等世界体系的等级制度，在东亚世界的历史中也经常被引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这个概念也具有与沃勒斯坦的想法相近的特点。
在此我们向沃勒斯坦举目并不是要把体系论投射到东亚。而是对从“世界体系论”中看到的规则深感兴趣。也就是，“世界体系论”的规则本来是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模式，现在把它当做非欧洲世界的流入装置来使用。
就像近代化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化”变得清晰明白那样，近代和资本主义是表里一体的。正因为如此，不能自生资本主义的非欧洲世界对“近代”的把握，是与如何在各个世界中定位西欧带来的冲击的议论是密不可分的，由此导出的近代化这条路上所说的先进和后进，不是建设性的视角。例如，在 19 世纪的加勒比海和印度，是很难找到立足于“近代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地域很难达成近代。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化论”。
但是毋庸置疑 19 世纪的牙买加和印度都是构成近代世界的地域。也就是说，殖民地化或从属化不是近代的挫折，而是该地域的近代的形式。换句话说，这个地域也共有“近代”。从该地域无法发现“近代”，如果至今为止还只能评价未达成“近代”的话，那难道不是我们无法设想西欧式的近代以外的近代的形式吗？当然把这个适用于前近代的东亚，确实很勉强。但是，作为融解“先进和后进”、“文明和未开”的固定框架的想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并且，有可能把较早就拥有高度成熟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国和很晚才开始探索国家形式的东亚诸国，诸地区放在共有可能的平台上探讨。
这里所说的“共时性”，是指广义的同时性，也就是字典上说的“二个以上的事情同时发生，看起来意思有一定关联的，因果关系不明确现象”的原理之意
。但，虽因果关系不明，但并不一定没有因果关系。例如，汉王朝倒塌后的欧亚大陆东半和罗马帝国解体时期的欧亚大陆西半分别发生的“共时性”虽谁都明白，但我们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理解说明。近年来，虽有以欧亚大陆中央的游牧民的活动为媒介尝试理解这两者关系的，目前尚未得出结论。
历史学以把事情放到时间轴上去考虑为本质。所以，把“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导入进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杀行为。但是，考虑到东亚的情况，我们注意到通过“共时性”检出的东西实在丰富。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冲击和“近代化”的大状况俨然存在，“共时性”意识就很淡薄。可以说正是由于太丰富了，反而研究者缺乏这种意识。如果东亚所有共通的情况都了解明白的话，在几个地域或国家同时发生的现象，处理大状况带来的东西就成为可能。
与此相对，东亚前近代的事例检出本来就可以成为课题。现在瞬间就可以据记忆列举出，佛教的受容和国家的礼仪，律令体制的构建，朱子学和政治精英层的形成及朱子学对立面的出现，国家贸易统治和非国家的交易等。想举其中一例，有关册封赐予称号问题。此外，关于此问题甘怀真氏已取得很大的成绩（甘怀真 2009），本报告将从共时性的视角进行论述。
众所周知，日本的政治势力最早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事例是后汉建武中元二年（AD57 年）的“汉倭（委）奴国王”，接着是三国魏的景初三年（239年）的“亲魏倭王”。这些成为对国内诸王的封号，拥有对“外臣”的形式。
可是，5 世纪即所说的“倭五王”时期，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
（1）宋永初二年（421）册封倭王讃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2）元嘉十五年（438）倭王珍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册封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3）元嘉二十年（443）册封倭王济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4）元嘉二十八年（451）加封倭王济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5）大明六年（462）册封倭王兴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倭王武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6）升明二年（478）册封倭王武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关于“倭五王”时代的倭政权和东晋、南朝的外交关系，已经有大量的先行研究，有关国家形成和册封号等也提出了重要见解（铃木靖民 1985）。如同甘怀真论文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册封号是中国王朝内部常用的授位形式，即同“某某将军、都督，某某州诸军事，某某刺史”是同系统的，重要的是内臣和外臣的形式上的区别消失了。甘氏论述的是将军拥有的“开府”的权能，也就是由于军府的开设独自官制形成的意义，在此想强调的是，这种形式不是南朝和倭特有的。同样和南朝保持外交关系的百济，或是同五胡政权、北朝有关系的高句丽也同被赐予同样的册封号，所以这种功能封号的意思是共通的。还有，对内臣来说，都督号自动表示军事影响范围，刺史表示行政影响范围，对外臣的都督号和王号大概也拥有同样的意思吧。
这种现象为中国王朝内部的组织原理被拿到外部的解释是正确的，作为合适的背景，也可能可以想象中国和外臣诸国拥有共同的历史状况。
4 世纪以来分裂时期的中国王朝，主要是采用军事手段支配领域。地方长官全部带有上述官号，更有后来的西魏王朝采用“都督中外诸军事”为府兵制的最高职位，这种在事实上是王朝的最高者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分散在地方的军事实力构成组成国家规模，成为国家构成的骨干。另一方面，调整拥有一定领域的古代国家形式的“外臣”诸国首长，在对内部军事压制或编制的同时，也有根据同他国关系造成的军事影响范围而调整的情况。
从国家形成的“阶段”、“成熟度”的观点来看，中国和其他诸国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仅限于与其他势力的军事紧张的一面，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这种“共时性”拥有“都督某某诸军事、某某刺史（或是某某王）”等称号在中外都使用的背景。
这种共同的情况，怎么说也只是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即使是部分情况，一种共时性也有可能打开全体情况的不同地域间的回路。
在古代和中世，设想贯穿东亚的共同的大状况是不容易的。并且从诸地域的历史展开中导出这种的必然性现在也是很困难的。但是，目前摆脱因果关系，检出所说的共有状况意思的“共时性”，是今后我们在把握“历史世界”的东亚的基础上应该追求的东西。据此，就有可能把诸国，诸民族的固有性、独自性与东亚的关联性一起纳入我们考虑的视野。
［1］［日］荒野泰典（2005）：《近世日本东亚的发现》，收入贵志俊彦、荒野泰典、小风秀雅编：《“东亚”的时代性》，溪水社。
［2］甘怀真（2009）：《东亚古代册封体制下的将军号》，收入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东亚文化交流与经典诠释》。
［3］［日］铃木靖民（1985）：《倭五王的外交与内政——府官职秩序的形成》，收入林睦郎先生花甲纪念会编《日本古代的政治与制度》。之后收于小笠原好彦、吉村武彦编：《展望日本历史 4：大和政权》，东京堂 2000 年版。
［4］［日］谷川道雄（1993）：《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教育文化研究所。
［5］［日］西岛定生（1962）：《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6 ～8 世纪的东亚》，收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二卷（古代 2）。之后收于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版。
［6］［日］西岛定生（1970a）：《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收入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四卷（古代 4）。后收于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版。
［7］［日］西岛定生（1975～ 1976）：《东亚世界与日本史》，载《历史公论》创刊号——第二卷第十一号，1975 年 12 月～ 1976 年 11 月。之后收于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3 年版。
［8］［日］藤田高夫（2005）：《中日文化交涉史研究的未来——日中学术交流史与比较中国学》，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 38 辑。
［9］［日］崛敏一（2008）：《东亚世界的历史》，讲谈社学术文库。
［10］［日］前田直典（1948a）：《东亚古代的终结》，载《历史》第 1 卷四 4 号。之后分别被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划分》（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7 年版）及前田直典的《元朝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3 年版）所收。
［11］［日］村井章介（1988）：《亚洲中的中世日本》，校仓书房。
［12］李成市（2007）：《古代东亚世界论再考》，载《历史评论》，2007年 11 月号（通号 691）。
［13］李成市（2000）：《解说》，收入西岛定生：《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岩波现代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