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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嗣先墓志》记载了杜嗣先本人的生平活动以及《兔园策府》成书的时间。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八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其著作《兔园策府》撰写于七世纪中叶。《兔园策府》很可能在八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兔园策府》为唐代诞生的一部文字尔雅、专讲掌故的蒙书。内叙自然社会名物、人文仪礼、政事征讨等，自设问答，引经史为训注，训释相关问题。在唐代已流行甚广，播至域外。然南宋以后，已成亡佚之书。关于《兔园策府》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卷数历来为后人所论争。自上世纪初敦煌写本发现之后，罗振玉、王国维、周丕显、郭长城、王三庆、屈直敏以及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等先后对《兔园策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诸位先辈在撰文时均未提到《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以下略称《杜嗣先墓志》）。亲眼目睹《杜嗣先墓志》的台湾学者叶国良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提出新说，但未对《兔园策府》流播日本的情况进行分析。
如下，笔者结合《杜嗣先墓志》、敦煌文书以及日本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及流播日本等问题进行梳理，试以探讨中日“书籍之路”的轨迹。
据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记载，其曾于 1992 年在台北一家名为“寒舍”的古玩店所见《杜嗣先墓志》原石实物。该墓志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八字，遇“皇”、“制”、“恩”、“敕”等字则挪抬一字或二字。其中，第十八行第 20 字至 28 字载为：“其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笔”，第十九行第 1 字至第 7 字载为：“合廿卷见行于时”［1］（p128）。也就是说，《杜嗣先墓志》记载杜嗣先撰有“《兔园策府》及杂文笔合廿卷”，并“见行于时”。
近来，《杜嗣先墓志》伴随着唐代来华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发现而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井真成墓志》中载有“日本国号”四字，被认为是最早记载“日本”国号的实物资料，备受学界、媒体乃至一般民众的关注。但是，《杜嗣先墓志》第二十二行第 19 字至第二十四行第 1 字载为：“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也即，《杜嗣先墓志》记载杜嗣先本人曾经参与“日本来庭”之事。由于杜嗣先与夫人“袝葬”于先天二年（713）二月，比井真成埋葬的时间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早 21 年，故《杜嗣先墓志》自然而然地成为记载日本国号的最古资料。笔者已曾指出，《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
墓志文中的“永崇元年”之“崇”当为“隆”。永隆元年为 680 年，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于先天元年（712）八月，该墓志制作时李隆基已即位为帝，故为避唐玄宗李隆基之讳而改为“崇”。此外，墓志文中所载“明庆三年”当为显庆三年（658），改“显”为“明”为避中宗皇帝李显之讳。据墓志文可知，杜嗣先为唐高宗朝至武则天周朝人，乃著名文人杜预的裔孙，墓志所载其世次谱系：杜预——跻——胄——嶷——铨——振——遇——琳——歆——业——嗣先——维骥，与事实较为符合。叶国良指出，作为当时的文雅之士，杜嗣先本人也曾给别人撰写墓志文，如朝议郎行刑州钜鹿县丞王义墓志题有“朝散大夫苏州吴县令杜嗣先撰”。 ［1］（p129） 根据《杜嗣先墓志》记载可知，杜嗣先任苏州吴县令的时间在唐高宗永崇（隆）元年（680）和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之间。而撰写《王义墓志》为长寿二年（693），两者所载相符。
综上可知，《杜嗣先墓志》的记载与古代文献、金石文可以相互佐证，虽然目前尚无照片和拓本，且不知何人收藏，但其所载文字内容的真实性还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宋元之际已散逸的《兔园策府》之所以引起世人注目乃是由于上世纪初敦煌文书中发现了该书的残卷。残卷共有四份，先后为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所得，编号分别为斯六一四、一零八六、一七二二号和伯二五七三号（通称为s. 614、s. 1086、s. 1722 和p. 2573）。其中，s. 1722 和p. 2573 两卷可以缀合，是完整的“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存书名、第次、作者、序文。s.1722 以“一戎先动云雷之气”开始，末尾部为“兔园策府卷第二”，当是该书第二卷之始，惜未接着传抄，续抄者为“周南关雅诂训传卷第一，毛诗国凤”。s.614 起“精则桂林之响发”，迄“兔园策第一”，即起序文之第四句，至第一卷完。s.1722 写本卷末“兔园策府第二”之后续抄的是《毛诗·周南》11 篇 3936 个文字。p.2573 写本卷首载“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杜嗣先奉教撰”。卷背面写有“四月三日，内亲使、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高延德状上。”s.1086 起“推寻而罕就”，迄“圣上以飞天御历，括地开家”，即起该书第一卷第二章《正质数》第二句之末尾，至第四章《征东夷》之三分之二处。周丕显指出，此卷特点在于有注，双行小注，且系作者自注，更能反映《兔园策府》作者写作之宗旨，就理解《兔园策府》内容言，此卷更具价值。 ［2］（p18）
s.614 卷末所载“兔园策第一”之后，还有“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高门出贵子，好木不良才。易见不学问”等 29 字。此 29 字的笔迹拙劣无章，显然与上述《兔园策府》的抄写者不同。目前，我们不能判断“巳年”具体为何年、“学生索广翼”为何时之人。另在s.3466 《吉凶书仪残卷》的纸背写有：“金光明寺学师显须等金光明寺学郎索憨”。那波利贞指出，“金光明寺学郎索憨”是居住在金光明寺附近学习的学生，生活的年代为唐后期。 ［3］（p208） “学生索广翼”如果与学郎索憨的生活年代相同，那么此s.614 写本的抄写时间则为唐后期。s.1722 写本后续抄的是《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也不是正规的抄写本。另据《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记载可知，都头为军职名，唐后期都将的别称。可见，p.2573 抄写的时间也在唐后期，王国维断定其“虽仅存卷首，然犹贞观时写本” ［4］（p363） ，则明显有误。另外，抄有双行小注的s.1086 写本虽被认为“略窥著者的学识和该书原本的概貌” ［5］（p126） 、“更能反映《兔园策府》作者写作之宗旨”，但撰写于何时尚难断定。因此，在不能搞清写本的抄录时间，仅根据缺笔或避讳来推断《兔园策府》的撰写年代，存在一定的危险。
关于《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屈直敏撰文对文献所载以及前人的先行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推定《兔园策府》“撰写于高宗李治立为太子之前”，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之前。 ［5］（p128） 但是，贞观十七年（643），79岁卒于先天元年（712）九月的杜嗣先仅仅 10 岁，是不可能撰写出《兔园策府》的。叶国良结合《宋史·艺文志》和宋人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卷十四所载，并梳理罗振玉、郭长城等的先行研究之后指出：“杜嗣先为蒋王府典籖在显庆三年，时蒋王已离安州六、七年矣，是《兔园策府》之编纂虽不知在梁（州）在遂（州）在相（州），然不在安州必矣。……郭氏不知杜嗣先生卒年，所论之误，与罗氏略同。” ［1］（p131 ～ 132） 可知，杜嗣先撰写《兔园策府》“不知在梁（州）在遂（州）在相（州），然不在安州必矣”。笔者认为，从命名为“兔园策府”来看，应当在梁州。据郁贤皓考证，蒋王李恽任遂州刺史的时间为乾封年间（666～ 667）。 ［6］（p2660） 因此，杜嗣先撰写《兔园策府》当在此前。据《杜嗣先墓志》载：“明（显）庆三年，释褐蒋王府典籖。麟德元年，河南道大使、左相窦公旌节星移，州郡风靡，出轘辕之路，入许颖之郊，官僚之中，特加礼接。时即表荐，驰驿就征。遂于合璧宫引见，制试干元殿颂，即降恩旨，授昭文馆直学士、借马人。仍令于洛城门待制。寻授太子左率府仓曹参军。”可知，杜嗣先任蒋王僚佐的时间当在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之间，从杜嗣先的年龄来看，当时其在 25 岁至 31 岁之间。蒋王恽于永徽三年（652）被任命为梁州都督，对于“少好经史兼属文”的杜嗣先来说，此期间撰写并命名为“兔园策府”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能证明《兔园策府》流播日本的材料为《本朝见在书目录》。严绍璗考证指出，日本清和天皇贞观乙未（即 875 年）天皇御书所“冷然院”失火，翌年担任大学头的藤原佐世即奉敕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该书著录的汉籍有一千五百六十八部，共计一万七千二百零二卷。“这一被著录的典籍数字，如果与它稍前的中国大陆的《隋书·纪籍志》作比较，则为《隋志》全部著录的 50％（《隋志》著录为三千一百二十七种）；如果与它稍后的《唐书·经籍志》作比较，则为《唐志》全部著录的 51.2％（《唐志》著录为三千零六十种）。这一组数字表明，在九世纪后期，中国文献典籍的 50％，已经东传日本。” ［7］（p37） 《本朝见在书目录》收录的书籍目录是经历大火之后的所存书籍的目录，未遭火灾之前的书目无疑超过此数量。因此，在杜嗣先在世之前即已“见行于时”的《兔园策》被舶载至日本，也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其何时舶载到日本，在日本如何使用呢？
《兔园策府》乃仿应科目策而撰成，在杜嗣先在世之时，即已“见行于时”。唐人白居易的文集中即载有《兔园策府》，宋人孔傅指出：“《兔园册》者，乡校里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
也就是说，《兔园策府》从应对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转变为庶民普通教育的教材，而为“乡校”所使用，以至于“田夫牧子”即能随口诵读。《旧五代史·冯道传》载：“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策》。’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赞大愧焉。”可见，冯道认为《兔园策府》乃“名儒所集”，较当时流行的《文场秀句》优秀。另宋人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卷十九也载有：“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可知，《兔园策府》被作为教材，衍教儒童，甚至达到了“家藏一本”的普及程度。
另敦煌写本《杂抄》中载有《兔园策府》（括号内文字为双行小字）：
经史何人撰修制注？《史记》（司马迁修）《三国志》（陈寿修）《春秋》（孔子修、杜预注）《老子》（河上注）《三礼》（孔子修、郑玄注）《周礼》（王弼注）《离骚经》（屈原注）《流子》（刘协注）《尔雅》（郭璞注）《文场秀》（孟宪子作）《庄子》（郭象注）《切韵》（六法言作）《毛诗孝经论语》（孔子作、郑玄注）《急救章》（史猷撰）《文选》（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子相共撰，谓之文选）《汉书》（班固撰修）《典言》（李德林撰之）《尚书》（孔安国注）《尚书几家书》（虞夏商周作）《兔园策》（杜嗣先撰之）《开蒙要训》（马仁寿撰之）《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切韵》。
但正如敦煌写本《杂抄》又名为《珠玉抄》、《易智文》、《随身宝》那样，这些著作乃是面向庶民进行普通教育的通俗读物。周一良指出，《兔园策》与《开蒙要训》为当时流行供训蒙与獭祭之用。 ［8］（p219） 那波利贞也指出，与《开蒙要训》、《千字文》相比，《兔园策府》的程度稍高，是作为普通文官的考试即乡试的参考书而编撰的。 ［3］（p259） 因此，《兔园策府》与《文场秀句》一样，在当时是一部可与《史记》、《尔雅》等相提并论的庶民教育教材。
《兔园策府》载于《本朝见在书目录》的卷四十、“总集”类（括号内文字为双行小字）：
《文心雕龙》十（刘勰在杂家）《兔园策》九《注策林》廿《文选》卅（昭明太子撰）《文选》六十卷（李善注）《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钞》卅《文选音义》十（李善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释道淹撰）《文选音义》十三（曹宪撰）《文选抄韵》一《小文选》九《文馆词林千金轮万载集》五十一（一卷目录）……《秀句集》一、《杂文集》一…… ［9］ （p91 ～ 82）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兔园策》排列在《文心雕龙》之后，与《文选》、《文选钞》、《文选音义》等一起作为总集类之一而收录的。关于《文选》，《养老令》卷五《选叙令》“秀才进士”条载：
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行相副。 ［10］ （p277）
《养老令》卷五《考课令》“进士”条载：
凡进士，试时务策二条，帖所读。《文选》上七帖、《尔雅》三帖。其策文词顺序，义理慥当。并帖过者，为通。事义有滞、词句不伦，及帖不过者，为不。 ［10］ （p301）
也就是说，《文选》作为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大学寮的教材而使用的。《文心雕龙》、《文馆词林》对于备考“文词顺序，义理慥当”为主要内容的试策也大有裨益。《兔园策府》与《文选》、《文心雕龙》等一样，也当是时人看重的教材之一。因此可以说，流播至日的《兔园策府》也应是作为教材来使用的。正如那波利贞所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初学入门书在日本也是作为大学、地方国学以及缙绅贵族家的私学的入学书而备受重视的，这些在唐朝被作为普通教育的书籍，乃是自推古天皇时代开始至六条天皇时代被派遣赴唐的留学僧六十余人、留学生二十七八人陆续舶载而来的。至于何人携回何书，除为数极少的书籍之外至今已难以究明，但只要看一看《本朝见在书目录》即可明确有多少书籍流传至日。那些启蒙用的书籍在唐代也是极为普及的学习教材，在唐的日本留学生也对他们极为熟悉，他们会在归国之际带回，作为私学的教科书而被传抄诵读。 ［3］（p216 ～ 217）
由于《兔园策府》撰写于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之间，故《兔园策府》流播日本的时间无疑在此之后。《本朝见在书目录》编撰成书的时间即 876 年至 886 年之间，此也是《兔园策府》舶载至日本的下限。在此期间，赴唐的遣唐使共有十一次。但最有可能的有两次，即庆云年间和天平年间归国的遣唐使团。庆云年间归国的遣唐使分为两次，即庆云元年（704，周则天长安四年）七月、庆云四年（707 唐中宗景龙元年）三月，此次遣唐使于大宝元年（701，周则天长安元年）正月任命、翌年六月出发。据《杜嗣先墓志》载，杜嗣先本人受敕“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也就是说，杜嗣先曾经参与这次遣唐使的接待工作。由于《兔园策府》撰成不久，即“见行于时”，故杜嗣先把自己的著作馈赠日本遣唐使，或遣唐使购买此著作而后舶载至日，也是很有可能的。关于日本遣唐使在唐购求书籍之事，《旧唐书·日本国传》载：“所得锡赉，尽市文籍，返海而还。……（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据《日本书纪》卷二五《孝德纪》“白雉五年（654）七月”条也载有：“是月，褒美西海使等奉对唐国天子多得文书宝物。”
天平年间归国的遣唐使也分两次，即天平六年（734，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天平八年（736）八月。其中，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第一船于天平六年（734）十一月至多祢岛，翌年三月至京师。同行归国的有下道真备（即吉备真备）、僧玄昉、秦大麻吕、羽栗翼父子等，此外还有袁晋卿与李元瓌、金礼信等唐人。副使中臣名代第二船于天平八年（736）八月至日，同行归国者有大伴首名等人。随同至日者唐人三人，其中一人为皇甫东朝；唐僧一人即道璿。相比来说，《兔园策府》为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唐人袁晋卿携至日本的可能性较大。
先看吉备真备，《扶桑略记》卷六《圣武纪》“天平七年（735）四月”条载：
辛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乐书要录》十卷、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并种种书迹、要物等，不能具载。留学之间，历十九年。凡所传学，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暦道、天文、漏剋、汉音、书道、秘术、杂占一十三道。夫所受业，涉穷众艺。
《续日本纪》卷三三《光仁纪》“宝龟六年（775）十月”条载：
壬戌，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天平七年归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学助。高野天皇师之，受《礼记》及《汉书》。恩宠甚渥，赐姓吉备朝臣。
可见，在唐留学十九年且博涉众艺、归国之后任大学助（最高教育机构的第二负责人）的吉备真备很有可能把《兔园策府》携至日本，作为日本大学的启蒙教材。再看袁晋卿。《续日本纪》卷三五《光仁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条载：
庚寅，玄蕃头从五位上袁晋卿赐姓清村宿祢。晋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随我朝使归朝，时年十八九。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于后，历大学头、安房守。
其中，“学得《文选》《尔雅》音”且“为大学音博士”的袁晋卿携带《兔园策府》至日的可能性也当存在。倘若吉备真备和袁晋卿携至日本，则《兔园策府》很可能作为日本大学寮学生的启蒙教材而流播。
综上可知，杜嗣先曾于八世纪初参与招待日本使节，“共其语话”。其著作《兔园策府》也在九世纪之前即已漂洋过海，作为启蒙教材而流播日本。这一现象乃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中一道不可多见的亮丽风景
，很值得我们仔细分析。
【附记】此文作成之际，曾得到兰州大学屈直敏先生、关东学院大学田中史生先生的大力相助，不仅复印邮寄来有关《兔园策府》的研究文献，而且还给笔者诸多启发。恩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王勇教授也给予了诸多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1］叶国良：《石学续探》，大安出版社 1999 年版。
［2］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 2 期。
［3］［日］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 1974 年版。
［4］王国维：《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收入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5］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载《敦煌研究》，2001 年第3 期。
［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7］严绍璗：《〈本朝见在书目录〉的学术价值与问题的思考》，收入王勇主编：《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版。
［8］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9］［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名著刊行会 1996 年版。
［10］［日］井上光贞等：《律令》，岩波书店 200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