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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国际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特性使其可以并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身的大众化。它不断与当地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在发展中传播，在传播中发展，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由知识分子传播并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一实践主体中被认知、掌握和运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并逐步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制度形态与社会形态的统一。这一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后来者的努力下不断与时俱进、发展。
1.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大众化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特性是指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它的基础根源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已有的历史进程，主要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近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代表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奋斗目标，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服务。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其存在的根基和生命力。其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本源看，马克思学说来源于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一一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古典哲学中获得了批判的思想武器、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获得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基础、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获得了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它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是国际的产物。马克思说：“应该承认，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如同英国无产阶级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
恩格斯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其次，资本己经成为一种国际势力，资本主义的发展必将打破关税壁垒和民族壁垒。
各国资产阶级在剥削、压迫、反对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时，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常常联合在一起。因此，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这一阶段性的社会主义运动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
因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的，阶级敌人是国际的，解放条件也是国际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国际性的事业，国际主义是各国无产阶级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单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团结是不行的，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才具有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国际主义的。在世界历史转变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在不断克服民族主义、持续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机。
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俄国，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调和的历史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广泛传播，并逐渐与当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了当地的社会主义政权和思潮。就此，马克思主义从西欧走向全世界，并在后来者的实践中被不断丰富和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着眼于全人类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宗旨是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个人、集团或某个阶级的解放。而人类解放的基本内容是人类获得自由，《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政治理想和伟大抱负的主体，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为号召：“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因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并终将为一个“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
2.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以地域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为重心，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大众化主要有三次历史性突进。
第一次是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到1920年第一国际宣布停止活动，马克思义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广泛传播。
这个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同时，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欧洲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并逐渐走向国际联合。1864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旨在声援和支持各国工人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帮助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政党的第一国际成立。第一国际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巴黎“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
。巴黎公社的实践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发展完善和成熟的同时，也证明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列宁认为：在这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1848年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这些喧嚣一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形式以致命的打击。”到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一息”
。但是，巴黎公社没能冲破强大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围攻，至此，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就和工人运动一起陷入低迷。虽然后来成立第一国际，但是，当时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违背“非战”决议，帮助资产阶级去从事国际战争，于是列宁在得知1914年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消息后，就宣布第一国际已死。尽管如此，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工人阶级逐渐理解和掌握，各国工人党普遍建立，马克思主义己经成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指导思想。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第二次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和东欧的大众化传播和发展。
俄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始于19世纪40年代，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翻译成俄文，而且还出版个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其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
1881年，列宁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1888年，成为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并创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1919年，列宁领导创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在欧洲、美洲、亚洲帮助各国先进工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助他们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恩格斯1885年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就说：“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建立，诞生了列宁主义，并推动了苏联模式的形成和苏联的崛起。
无论是从理论到实践，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探索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内在规律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持续壮大。但僵化的苏联模式在东欧各国显得水土不服。早在1943年，波兰的哥穆尔卡就认为，战后的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新社会，但不一定照搬苏联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的主席哥特瓦尔也认为：“我们共和国正经历着特殊的发展，这不能套入任何公式。我们必须寻求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明确提出：“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不久，匈牙利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做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的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东欧各国积极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断。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东等国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陷入低潮。
第三次是从1917年至今，马克思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传播和实践。这个时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又可划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指导思想，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大洲。最令人鼓舞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的传播并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
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受其影响，在新独立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先后有过半数的国家宣布信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形成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拉美为例，至20世纪中叶，拉美的共产党员人数己达30 ～ 50万。而从1955 ～ 1988年，在93个民族独立国家中，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占民族独立国家总数的59％。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的有机统一。如20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列宁主义越南化的胡志明思想形成；而从1986开始的老挝“革新开放”政策，要求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于老挝的具体环境。秘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单亚特吉也提出，应把马克思主义同拉美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在拉美的现实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确实不想在美洲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它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性事业。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现实和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
但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党的数量“从180多个降为130多个；党员人数由9000多万减少为6000多万”
在亚非拉12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只有58个国家仍有共产党存在，而且其中大部分国家的党员人数有限，并且长期困顿。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权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陷于重创。
马克思主义世界范围内的三次历史性突进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的理论，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让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它迫切要求人们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发展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而当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迫切要求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客观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三大自然科学的发现，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在自身大众化进程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交互作用中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建立，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并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发展的学说，是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又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世界上三次历史性突进促进了原本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大众化进程，而每一次突进，都会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大飞跃和大发展。而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历程，及时进行理论、实践和经验总结，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很多基础理论和不同方面：“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当国家与革命的年代过去，暴力革命就失去了时代合理性，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历史的主题，经济建设很快就被推上了社会前进的正轨。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最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回顾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普及，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苏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
（1）翻译出版经典著作，确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本依据。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流传于苏联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不够系统、完善，甚至存在一些错讹疏漏。为了让大众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准确、系统地翻译过来。为此，苏联于1922年组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于1924年成立了列宁研究院。为了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综合研究，1930年，联共（布）中央决定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主义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并将其划归联共（布）宣传局领导，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共（布）中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决议，委托中央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迅速出版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之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选集》等著作。此后，联共（布）中央多次作出决议，对经典著作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指示，并进行改正。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证。
（2）编撰统一的教科书，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读本
1930 ～ 1950年代，在斯大林的亲自领导下，苏联学者将散见于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1933年，以共产主义学院哲学所集体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模式（即由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四部分组成的“一块整钢”）的形成。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则是苏共党史教科书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斯大林为其撰写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教材。斯大林在晚年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成为苏联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基本确立。
（3）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开拓规模化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
为了展开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尽快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从1920年代初开始，苏联各高校陆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规定为必修的政治理论课。20世纪30年代，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就苏联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大纲和教学制度以及教科书的编写问题发布了一系列决议。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学校教育，设立专门机构、配置专业人员，使用专门教材，比较系统地灌输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由局部地区拓展到全国各地，传播对象由部分知识分子学者转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形式由随意分散较为规范系统。
（4）两次哲学大论战奠定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20世纪20 ～ 30年代，苏联哲学史上发生了两次旷日持久、规模巨大的哲学论战。在第一次论战中，以德波林为首的“辩证法派”取得了对“机械论派”的胜利，从理论上捍卫了哲学存在的合法性。第二次论战是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以米丁为首的“正统派”对“德波林派”的批判，这次论战由官方宣布“正统派”最终获得胜利。在论战期间，学者们就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著书立说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推上了苏联国家和全民族唯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位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地位。
2.苏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
（1）动力机制：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与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相结合
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知识分子的主导性推广普及和人民大众的主体性选择接受双向互动的过程。知识分子既包括学术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也包括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他们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积极创造有利于大众化活动展开的环境，根据时代需求和民众的接受水平及特点，确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和内容，选取适合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展开理论学习活动和政治活动，将相关理论信息传递到民众的视域，供民众选择接受，以影响民众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从而收到成效，并根据活动结果的反馈来进一步对大众化进程予以调节、控制。
人民大众不是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灌输，盲目地遵从既定的结论，而是在知识分子的引导下，经过对不同理论派别的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自愿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将理论内容转化为主体性要求。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理论在主体身上映现、确证自身的过程，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但苏联民众并未满足于自身认识能力的提高，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和要求对象化到客体中去，最终实现了理论向“物质的力量”的转化。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在承认和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及主体人格的基础上，培养民众成为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实践主体的过程。
（2）基本原则：外在的科学灌输与独立自觉的内在认同相结合
“灌输论”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无法单独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强调的是将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理论从经济斗争、经济关系之外，即从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中灌输给工人，使工人运动由自发状态转化为自觉状态。
“灌输”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思想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具有社会控制性，这种控制性是依靠理论的征服力量，并通过感化、感染及说服来对人们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发挥导向作用。苏联注重从民众的内在需要出发，以启发他们尚未完全觉醒的阶级意识为目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利益需求和人生观相结合，从而内化为大众的理想信念，使大众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3）必要形式：规范系统的理论教育与通俗生动的大众宣传相结合
苏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全社会范围展开了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对青年学生实施课堂教育，对广大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扫盲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被纳入一个包括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活动、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要素的有机系统，形成了教学和科研、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社会实践和课堂教学、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系统规范的理论教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较好地完成了将国家意志转化为民众信念的历史重任。
为了真正吸引群众的注意力，苏联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理论传播层面拓展到面向社会、注重实践、贴近生活的大众宣传层面。首先，实现由学术语言向具有俄罗斯思维习惯和话语韵味的大众语言的转化。其次，利用具有时代气息的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如报刊、音乐、电影、小说和诗歌等来影响大众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通过循循善诱的引导，使人们在意识形态氛围中受到感染、浸润。
（4）有效途径：经典理论的时代创新与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相结合
苏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注意根据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丰富的理论和战略思考，赋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时代内涵，提升其思想内容，增强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版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具备贴近大众、掌握大众的强大力量。苏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有效地稳定了社会政治生活，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不仅在于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在于实现了理论成果的实践转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实践版本。
3.苏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1）国家行政干预过强，使马克思主义沦为政治的附庸。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家政权的干预力量过强。苏共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业务领导的任免权，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活动的控制，斯大林甚至直接介入或干预学术争论，致使自由正常的学术争论变成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干预理论研究与宣传活动的直接后果是严重打击和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热情，形成了一种不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传播的社会氛围。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政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从政治需要出发，规定理论研究课题，干涉研究方法，裁决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不是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科学论证，而是对其进行解释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科学性而变成政治的附庸。
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制干预促使我们深刻反思执政党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社会文化活动和人们的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有其一定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源头活水、动力、机制和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要求应该由理论家而不是国家政权机构或党的领导人来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价值在于其科学性，一旦失去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而沦为政治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现实生命力。
（2）对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观化
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个人崇拜盛行。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几乎在所有的出版物和宣传中都充满了对他个人的颂扬，斯大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阐释者和创新者，甚至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曲解，如阶级斗争扩大化、从生产关系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也被大加渲染和论证，而与他不一致的理论则被扣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罪名，遭到残酷无情的政治打击和迫害，领袖人物的个人思想取代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们必须历史、辩证地看待个人崇拜现象。从其产生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来看，这一崇拜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领袖人物的信赖和崇敬，调动起空前的信仰热情，有利于维护人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其带来的危害，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千万人的头脑，领袖人物垄断了理论的解释概括权而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威，知识分子和大众不敢也不可能进行独立思考而去盲目地追随一个人的思考，对领袖人物、经典作家的引证代替了理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这样的环境或机制一旦形成，一个社会就会变成思想停滞、观念僵化、暴政专制的社会。
（3）忽视了俄罗斯文化中的人学思想，导致了人学理论的扭曲发展
突出人的研究是俄罗斯哲学的主题，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恰恰将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俄罗斯传统丢掉了。苏联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内涵在于“本体论”、“认识论”，从一开始就忽略了“人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占据着哲学发展的主导地位。但是，俄罗斯的人学传统根深蒂固，作为一种民族意识被顽强地保存下来。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在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又开始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到1980年达到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使人学理论建立在抽象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西欧，置身于普鲁士深邃的哲学语境、英格兰缜密的思维习惯和法兰西激情狂放的奇思妙想之中。要使这种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理论之“蛹”在特定民族中羽化成蝶，必须把它放在民族文化的沃土里孵化。马克思主义只有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获得牢固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才能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
（4）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导致了实践的严重失误
苏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但也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他们既不强调经典作家某些理论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又不分析苏联历史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是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长期排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仅如此，苏联还将马克思主义在本国实现的这一个别模式当作一般原理去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一度被曲解，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无法正确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一直举步不前。
马克思主义既包括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原理，也包括经典作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得出的个别结论，我们要坚持的是它的基本精神和一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固守某些具体、个别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在坚持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自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将其视为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并且用之武装全党全民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使之中国化、大众化的努力也未曾放弃过，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艾思奇、李达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热潮，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我国经历了五四运动、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等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赋予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价值。这个过程大体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9 ～ 1949年；1949 ～ 1976年；1978年至现在。
1.1919 ～ 1949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家。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称赞“马克思所著的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孙中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1920年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此，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以《新青年》、《劳动界》等刊物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热潮。李大钊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
；而放弃留学法国机会的毛泽东在给周士钊的信中也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向旧中国社会‘实境’开火，尽管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他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化’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成熟，也远没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们毕竞掀起了这一历史的伟大开端，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序幕”。
如果说五四前后是一个启蒙的年代，那么，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就进入革命时期，该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和建立全国政权，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占据首要地位。“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要求，并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干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1942年初，中央宣传部编纂出版《宣传指南》一书，要求参加延安整风的同志学习。中央学习组组长毛泽东在干部学习会上作了认真宣讲，要求干部“多看几遍”，以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理念。《宣传指南》收录四篇文章：第一篇摘录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列宁怎样进行宣传工作的。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从政治上领导工人运动，列宁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熟悉情况、调查研究，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劳动状况、权利状况，进而提出工人的政治要求，教育工人群众如何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第二篇摘录的是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论宣传群众性的讲演。革命家要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因为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理论宣传家写东西，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相信你的号召，决心跟着你走。第三篇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形成新鲜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气派。第四篇是鲁迅写文章的八条规则。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的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等等。《宣传指南》的文章主题各有侧重，但编纂的意图是要根据中国特点，根据中国老百姓的需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它对形成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大众化的优良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多次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党内一些同志“言必称希腊，（这里的希腊指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把自己的祖宗忘记了；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他提议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942年2月1日，他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说，党所需要的理论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被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绩就越大。一周后，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开的党内外高级干部以及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这个“化”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而不是“少许”。他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这些经典论述是理论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宝贵则富，对培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有深远意义。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广大理论、思想政治工作者对不同时期党的理论宣传和普及作了不懈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不少成果，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和模范人物，其中艾思奇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楷模。他在二十四五岁时，即在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的一年里，针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思想深处产生的种种疑惑和问题，用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都作了通俗易懂的解说。这就是著名的《大众哲学》。艾思奇曾形象地把该书比作“干烧的大饼”，而非“装满美丽的西点”。人们不苛求它完美，因为它体现了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哲学与人民相结合的精神。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山之作，长期影响着我国人民大众及思想理论界，今天依然是榜样。
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深入大众心灵并茁壮成长，中国革命采取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2.1949 ～ 1976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这个过程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和普及过程中进行的。建国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由比较顺利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度曲折。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把这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划分以下三个阶段。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初步尝试阶段
建国之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新时期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还不能完全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状况。如：结合三年整风整党运动、没收官僚资本和三大改造工作，在党内外初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展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全民文化扫盲过程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陆续进行，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
（2）从1956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
这一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立足新时期的现实国情，向党员干部和各界民众宣传、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翻译与出版工作陆续进行，各大报纸和刊物发表了大量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和学习心得。
从1956年到1958年，编译局先后两次修改计划，最后决定到1959年10月1日，编译出版《列宁全集》38卷，在国庆十周年之际，全部38卷《列宁全集》便送到了读者手里。几年之后，又翻译了《列宁全集》补卷。这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出齐。《列宁全集》翻译速度之快令人惊奇，这在我国的编译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创举。
1960年，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央编译局以《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为基础，选编出版了《列宁选集》四卷本，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斯大林全集》共13卷，是共和国成立后马恩列斯全集中最早编译出版的一种，从1953开始，至1958年译完出齐。
早在建国之初，中央就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国内许多著名翻译家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不同文种、不同时期、不同卷次的翻译工作。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决定在中央编译局设立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后改为中央文献翻译部，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外文版的翻译工作。
这一时期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相伴随，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3）196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挫折阶段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逐渐变为“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运动。至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一度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控制和利用，他们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逐渐演变为对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推崇和对毛主席语录的机械背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行其道，“阶级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群众运动成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
“文化大革命”后半期虽然提出了开门办学、创建农民学习班、办好政治夜校、发挥电影和样板戏的作用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方法，但是，路线、方针和思想内容的错误，决定了再好的形式和方法，也不可能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遭遇重大挫折，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遇了无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应该看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17年中，我们也采取了一些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过激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做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普及工作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如：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相伴随，文化上也出现了“大跃进”，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后来又出现了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这就使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从而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留下了历史问题和遗憾。
3.1978年至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和全面推进阶段
粉碎“四人帮”以后，“左”的错误和影响短时间内不可能马上清除，拨乱反正的任务也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诸多错误认识的纠正和思想误区的澄清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这一时期还处在艰难前行的阶段。这一时期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和歪曲，为党和人民群众重新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逐步走向了正确的轨道。
20世纪中叶尤其是90年代前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所发生的程度不同的挫折，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经验教训，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大胆吸收和利用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样一种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的背景下，从改革开放到南方重要谈话，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掀起了新一轮高潮。进入新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历史的大发展相继产生。
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其基本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前后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主要任务是破除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阶段：从1982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文选》，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邓小平理论，开展“三讲”教育和反“法轮功”教育，主要任务是让人民大众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被误解的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第四阶段：党的十六大至十七大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让广大人民大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不断实践、并对其不断认同的历史。
第五阶段：2007年十七大召开至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全面推进阶段，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自觉时期的真正到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也有了更高的期待。此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逐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总之，在近60年的探索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三次突进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新发展必须与时代背景相融合，要能贴近大众心灵，符合大众需求，代表大众根本利益，获得大众认同，促进大众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
邓小平也指出：“学马列要精，要实用的。”
促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