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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展开，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与工人运动结合而产生，并在指导工人运动过程中不断被工人理解和掌握从而走向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普及过程中，不断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为中国的广大群众所理解、掌握，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个过程就是大众化的过程。
关于大众化的含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1996年修订版，对“大众化”的释义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
《辞海》中的“大众化”是指“群众化”
。
近年来，大众化一词不断被人们提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常与教育、文化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不同的学者根据其研究领域的需要，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我国不少学者最早是从文艺大众化的相关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相继在传播媒介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提出了大众化的问题。如文艺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等。
在教育领域，大众化主要指的是受教育人数多少的问题，而且有一定量的标准。如：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要达到15％─50％。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则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他认为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时，高等教育就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在文化领域，大众化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应当保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由此形成的“大众文化”，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大众化，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要和“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二是特指文化的后现代特征。即文化大众化特指后现代以来，在工业化背景下文化的复制性、消费性、娱乐性等特征。对于第二种含义上的文化大众化，是全球范围的，中国也不例外。学术界对文化的这种大众化特征，褒贬不一，更多的是持批判的态度。
“大众化”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左翼革命文化运动。革命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先后提出“文艺的大众化”、“社会科学的大众化”、“自然科学的大众化”，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
文艺的大众化理论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步文化界所进行的文化大众化讨论和实践。对这种讨论的渊源分析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运动。五四时期一批有开拓思想的知识分子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茅盾等试图把文学改造成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化形式，提出“平民文学”“国民文学”“民众文学”等口号，如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指出：“平民文学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平民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平民是世界普通的男女”。
茅盾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中指出，这种文学堪称“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
。为此，他们从文学形式、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平民文学”运动旨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贵族化的格局，使之在内容、形式、语言、服务对象等方面贴近社会大众，这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一次初试，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初次启动。虽然这种平民文学并没有真正成为大众文学，没有最终催生中国文学、文化的大众化，但它开启了中国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讨论拉开了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的帷幕。当时以陈西滢、梁实秋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化人和以鲁迅、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人，围绕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文学是否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相关、是否和无产阶级大众相关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或大多数的文学……是不能成立的名词。”
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在理论渊源上和尼采的贵族文化观有一定的关联。梁实秋的论点一提出就遭到了鲁迅、冯乃超等人的反驳，如鲁迅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冯乃超的《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等文，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由此开始。
1930年左联的成立推动了文艺大众化的全面展开。在左联成立伊始文艺大众化就成为它的一个主要工作，建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后来还出版了《大众文化》刊物。在左联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2年9月成立了致力于诗歌大众化的中国诗歌会，它号召诗人们“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诗词，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的一个。”
与此同时，大力从事大众化戏剧运动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这一时期，主张文艺大众化的进步文化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大众化问题：一是主张文艺必须和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适应，致力于开展一场争取文化平等、反对文化专制的斗争；二是力图解决革命文化活动中理想读者和实际读者不一致的状况，使文化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文艺大众化运动超出了一般的文化争论，开始和具体的现实的大众抗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大众化从一种文化活动上升为抗日救国的政治性活动。1935年12月，北京文化界人士结合抗日形势，提出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民族的生存而提出救亡的主题，力争通过文化活动直接介入抗日斗争，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随之，一大批与民众抗日活动相关的大众化文学刊物相继创办，如《大众》、《大众文化》、《大众生活》等。1936年，周扬等文艺界共产党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把文艺大众化运动和群众抗日活动直接结合。在国防文学口号的推动下，文艺界演出了许多大众化的戏剧、歌曲，如“打回老家去”、“少放下你的鞭子”、“大路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1936年9月，由陈伯达等文化界共产党人掀起新启蒙运动，反对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以要求人们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服从法西斯统治为宗旨的权威主义教育，这种新启蒙运动使得大众化运动进一步推广开来。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使文艺大众化讨论进入到更深刻的层面，围绕着文艺服务方向这个核心问题，文化界致力于分析如何实现文学对大众的教育、动员、服务，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大众的文化素质状况，关于文化在普及和提高大众文化素质中的作用、旧形式的利用、创建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因为旧形式和大众非常接近。
概括起来，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为了真正实现文艺大众化，文学家等必须深入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中去，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斗争实践、情感追求、文化意向等等，如1938年3月，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号召文艺家下乡、入伍，推动和组织作家深入战地和农村。而在延安的文化界人士更是直接长期地和农民、士兵生活、战斗在一起。
二是文艺作品本身的大众化。提倡文艺作品反映大众的真实生活状况、斗争状况，贴近社会大众并使他们能够在文艺作品中体验反观自己的生活，而作品的形式则应该是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例如，当时的诗歌界作家们打破了诗歌形式的束缚，采用了民歌的形式，创作了大量的民间诗歌，使诗歌和民众的生活结合起来。在抗日中心的延安，诗歌创作在工厂、农村、部队等等得到了普遍和深入的展开。
三是读者对象的大众化。也就是说把社会大众作为真实的读者，使作家的理想读者和实际读者合二为一，使文化的服务对象切实集中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为此，作家不仅要创作一定品位的文艺作品，而且必须在普及大众文化知识、提高大众文化素质方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是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即号召广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使用大众所能够理解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而反对生僻的、不适应人民群众理解能力的艰深语言。
总之，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围绕着文化服务方向和对象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
受大众化潮流的影响，初出茅庐的艾思奇大胆进行哲学大众化的尝试。1934年，艾思奇在李公朴主办的“量才业余学校”讲授哲学，并将讲稿陆续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之后整理结集成《哲学讲话》出版（1935年），第二年改名《大众哲学》。《大众哲学》一出版，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之先河。艾思奇也成为当时思想界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1937年10月，艾思奇和周扬等同志一起由上海奔赴延安，著文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可能性、必要性和实现的途径。
《大众哲学》最大特点和优点是用最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解出来。艾思奇从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讲起，说明在日常生活里可以找到哲学的踪迹，哲学并不神秘，破除了人们对哲学的神秘感，在阐述哲学道理时密切联系社会，注重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生动的、为大家关注和熟悉的事例。如在“卓别林和希特勒”的文章中，用滑稽大王、电影明星卓别林与德国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外表的相似与本质的不同，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矛盾；用孙悟空“七十二”变说明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用杭州西湖畔“雷峰塔倒塌”说明量变引起质变等等。他以“一块招牌上的花样”、“牛角尖旅行记”、“天晓得！”、“笑里藏刀”、“在劫者难逃”、“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大众熟悉的、风趣的语言作题目，吸引读者的兴趣，进而生动活泼地阐述某一哲理。
《大众哲学》的另一特点是强调哲学理论的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联系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叶青的经验主义等错误哲学思想，注意解决人们认识上和思想上普遍存在的困惑和疑难，引导读者认识社会，认识生活，树立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投身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中去。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读完《大众哲学》后，称赞是“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并把它推荐给延安的干部。他的《实践论》吸取了《大众哲学》的优点。《实践论》在结束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总规律的论述时，就借鉴了《大众哲学》关于认识论的有关表述。
在艾思奇提出“大众哲学”这个时期，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尝试经济学的“大众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结合日常生活来介绍经济学知识的文章。限于当时的环境，这些普及性的宣传虽然形式上没有直接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意思己经包含在里面。
1939年，毛泽东揭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向全党提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1963年，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这里所说的“群众化”与“大众化”是同义的。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实践中，大力普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和全国开展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活动，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可以概括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能将其应用于实践。从理论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含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第二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向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第三个层面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生产、生活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三个层面是层层推进、不断深入的，有着密切联系。第二个层面是指马克思主义普及程度的提高；第一个层面是第二个层面的前提和实现条件，是提高马克思主义普及程度的途径；第三个层面是最终目的，而第二个层面是第三个层面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思想武器，对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通过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人们能够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更好地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如果只有少数人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和广大民众联系起来，就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因而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局限于领导干部、公务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青年学生等少数群体，马克思主义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转变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才能将理论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真正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理解和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很多理论比较深奥抽象，广大民众由于科学文化素质或专业水平所限难以理解这些抽象的理论，让每个人都去学习专业知识和攻读原著也不现实。邓小平曾指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使抽象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会受到群众欢迎，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才能使广大民众真正理解和掌握，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大众间的认知程度和普及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行动的指南，进而指导实践。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
。他撰写过许多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加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让广大的人民群众掌握了强大的理论武器。所以说，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仅停留在接受和理解的层面，而是要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联系实践，用理论指导实践。如果不能联系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实现向现实的转化，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将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自觉行动，用以指导生产和生活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落到实处，成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力量。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生产、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民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还受民众的价值观、文化素质、认知水平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到马克思主义被广泛接受和理解，再到广大民众自觉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如果不能把握这一逻辑，就容易产生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浅尝辄止，停留在第一或第二个层面，不能深入和贯彻到底，这种倾向的后果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落到实处；二是急于求成，不顾现实条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考虑通俗化而强行向广大民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在民众还未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要求民众在实践中教条式地搬用。这种倾向则容易引起民众的逆反心理。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此，在这一进程中必须把握好这一逻辑，才能循序渐进地贯彻到底，避免两种倾向的产生。
从动态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映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认同、信仰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推广普及过程。从静态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的程度和人民群众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所呈现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它以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话语体系为表达形式，以提升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同、信仰程度为基本目标。换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只有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才可能被广大人民群所接受、所践行。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可以将大众化理解成一种过程与机制，即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等；二是可以将大众化理解为一种结果，即马克思主义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及日常话语的一部分。
2.认为“大众化”是相对于精英化而言，即马克思主义由抽象理性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辩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所理解和掌握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使它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3.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理论通俗化，在语言形式上符合群众的习惯，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二是理论具体化，在思想内容上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把理论原则转化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三是理论民族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融入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血脉中去，与民族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资源相结合。
4.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其实质是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升人民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
5.“理论掌握群众”说。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就是理论掌握群众”，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6.“群众掌握理论”说。有学者认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当代青年，能够普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普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修养”。
7.“理论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理论”兼有说。有学者指出：“理论通过它提出的理想、目标、纲领、政策、口号，通过它阐明的实际利益，让群众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从而为利益和理想奋斗，这就掌握了群众。至于群众掌握理论，那是需要较高条件的，没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知识积累、抽象思维能力，是谈不上掌握理论的”。
8.“理论联系实际”说。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本质上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一个群众性的实践活动”，“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中，成为共同的思想基础”。
9.“质、量”说。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有质和量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质的规定性包含“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大众的实践”、“用大众的实践经验以及被升华的新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量的规定性指“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辐射范围宽广，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等界限”。
10.“过程结果”说。有的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过程与机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等等”。作为一种结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表现为“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包括态度和行动的支持；其次表现为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生活秩序的内在规则”、“建立意义系统的内在根据”；再次表现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的一部分”，成为民众介入或参与程度的标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来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党内普及走向社会普及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来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高深理论走向通俗理论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维系力量来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