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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部门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最早仍可以追溯到熊彼特（1934）与戈德·史密斯（1969）。之后，这类研究一直都是经济学的重要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量文献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详尽的实证分析，且检验结果大都认为一国（地区）银行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例如， Rajan与Zingales （1998）采用跨国数据验证了在一个以外源融资为主的国家里，银行效率越高，企业的发展越迅速。
在实证检验中，大部分文献往往以银行体系规模的大小或融通资金的数量对一国（地区）银行体系的发展情况进行度量。具体的指标包括银行系统的流动负债占一国（地区） GDP的比重（King与Levine，1993） ［12］ ，银行业分支机构的数目与地区人口总数的比例（ Ferri与Mattesini， 1997），以及一国信贷资金总额占GDP的比重（Rajan与Zingales， 1998）等 ［10］ 。但在刻画银行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这些指标仅仅强调了银行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自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理论表明，商业银行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甄别最佳借款人，缓解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促进资金的最优配置，推动经济的增长（Diamond， 1984； Stiglitz与Weiss， 1988） ［21］ 。而现有文献很少从实证角度探讨银行体系促进信贷最优配置的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evine （1997）认为，在银行体系的度量上，只有一个指标试图刻画银行在信贷配置方面的作用，即银行向私营部门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重。这主要基于私营部门比公营部门效率更高的假定。但该假定本身并不一定成立，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公营部门的信贷数量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往往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并非商业银行自主决策的结果。因而在考虑了政策因素之后，这一指标也不能充分刻画银行的信贷配置能力或效率。
La Porta et al （1998）用了另一种方法来衡量金融中介发展 ［22］ ，他们研究了世界各国银行的国家所有权程度。由于国有银行在金融服务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作者认为国家所有权程度越高，银行发展水平越低；国有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越慢。 Levine、 Loayza和Beek （2000）的研究则考虑金融中介给私人部门的信贷与GDP的比值（Private Crcdit）这一变量，这一衡量指标将给私人部门的信贷与给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企业的信贷区分开来，而且也考虑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信贷部分。研究也证实金融中介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Riccardo等（2001）建议从单个银行的微观效率入手构建一个银行体系的效率指标，然后探讨该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某地区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则其在甄别高质量借款人，进而促进信贷资源最优配置方面的能力也越高，通过分析一国（地区）银行体系的效率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识别银行在优化信贷配置方面能力的变化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1999 ）、王国松（2001 ）、饶华春（2001）等都从实证角度证明了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23］ 。迟国泰、孙秀峰、芦丹（2005）基于随机前沿法原理，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评估了中国 14 家主要商业银行在 1998 ～ 2003 年间的成本效率情况，并按考虑贷款产出质量的 2003 年成本效率情况对各银行排序。实证研究结论为：（1）中国商业银行总体的成本效率并不太差；（2）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处于上升趋势，股份制商业银行则保持波动攀升趋势；（3）贷款产出质量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在考虑产出质量时，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明显落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林毅夫等（2006）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发展战略、银行业结构以及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 ［24］ ，认为：银行业结构以及银行业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匹配程度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银行集中度的降低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张军（2006）以全部银行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考察指标 ［25］ ，引入Granger因果分析得出结论：虽然地区经济增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增长与信贷水平之间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是财政现象而不是金融现象。
田贤亮（2006）利用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 ［26］ ，从地区单个银行的成本效率出发，构建了一个反映地区银行体系信贷配置效率的指标，然后将其纳入增长方程式进行回归，从而分析了地区银行体系效率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田贤亮假定银行体系的效率能在较大程度上刻画银行系统在甄别借款人、促进资本的最优配置方面的作用，因而本书的研究实际上检验了我国银行体系优化信贷配置能力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的结论是，我国的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中不仅具有资本积累效应，而且具有信贷配置效应。杨文进（2006）则从银行体系的性质讨论了银行体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7］ 。他认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因此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货币供给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的一般关系看，货币供给增长率就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由于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往往与一个社会银行体系的性质有关，因此才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快的社会都是那些建立在银行预算软约束基础上的国家，但它最终也一定会导致这些社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健全的金融体系与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社会的两难选择。刘剑锋（2007）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28］ ：在 1980 ～ 2004年期间，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是这种影响是低效率的，即商业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效率较低，同时资本市场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本次实证的结果来看，在此期间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在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信息化的新的市场条件下，我国金融行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张宇英（2009）采用 1997 ～ 2008 年的GDP与银行业季度数据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研究银行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 ［29］ ，以GDP数据反映经济增长，以银行规模与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的相对重要性数据反映银行业的发展，通过近十年的GDP数据与银行业发展规模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得出结论，银行业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推动与促进作用，银行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重要性的提高有利于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银行业整体的发展，使得其在国内信贷分配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传统货币理论中，多倍存款乘数的创造过程简化了银行的行为，这导致了与此相关的银行体系市场结构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研究很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何亮（2009）在延续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30］ ，探讨了完全垄断商业银行体系下的存款乘数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货币政策效果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市场结构对存款乘数和货币政策效果有重大影响；银行业越倾向于完全竞争的情形，存款乘数越小，同等力度的货币政策所能达到的货币扩张或收缩效果也越不明显。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民族结构复杂、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大国，各地区经济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都存在很大差异，银行信贷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存在显著的不同。王小平、贾锐等（2003）对甘肃省信贷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个案研究 ［31］ ，得出结论：西部萎缩的信贷增长严重削弱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信贷的时滞影响将严重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张军（2005）对山东省银行信贷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做协整分析后得出 ［32］ ，1978 年以来山东省信贷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信贷扩张则区域经济繁荣，信贷紧缩则经济萎缩，信贷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陈锋、袁晋华、徐峻等（2006）通过对江西省 1978 ～2005 年的贷款余额和GDP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后发现 ［33］ ，贷款余额和GDP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江西省的贷款余额对GDP的弹性系数为 1.17，信贷规模的扩张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重大而直接的促进作用；杨庆祥、赵杉（2006）利用陕西省 1978 ～ 2005 年的相关数据，以银行信贷与GDP的长期协整关系为基础构造向量自回归模型 ［34］ ，研究发现：陕西省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信贷扩张是经济增长加速的Granger原因，而且信贷增长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变弱。
陶为群、张兴军等（2007）基于安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35］ ，信贷投放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信贷投放差异不但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陈述云（2007）的研究发现 ［36］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彼此间没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贵州的银行与经济关系中，经济增长对银行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银行发展对投资边际产出率的显著负面影响抵消了其对储蓄和投资的正面影响，使得贵州银行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影响关系。
闫章秀（2008）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信贷规模建立相关回归模型 ［37］ ，分区域对经济发展促进信贷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会导致区域金融发展也存在差异。靳军会、邱长溶（2008）以西安市为例 ［38］ ，通过运用现代计量分析工具——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预测方差分解，对银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安银行业发展效率，而非银行业发展规模是西安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另外，就西安市经济增长的预测误差方差来说，银行业发展效率的解释能力要明显高于银行业发展规模。唐娟娟（2008）基于 1978 ～ 2006 年的青海省数据 ［39］ ，选取银行信贷总额、中长期信贷、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变量，以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银行信贷总额、中长期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关系和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青海省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其他省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差距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强调信贷要加大对地方优势产业的投入力度，通过信贷管理区域化、改善金融环境等方式，促进青海省经济快速、协调发展。杨松、王平（2009）等以西藏地区为视角 ［40］ ，他们的研究发现，西藏地区银行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值为1.2170，说明整个西藏地区金融贷款对各行业GDP都有较好的贡献率。此外，西藏地区银行的金融效率与西藏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表明金融效率是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但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够大。
在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非仅是个人经济理性思考的结果，现实的约束条件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它必然渗透着社会文化、人的情感、生活习惯及政治权力的运作。那么只有以权力运作为核心，研究投资者之间权利的冲突与协调，研究权力规则生成环境、权力规则演进与变化对金融领域这些方面的影响，才能对投资者之间的秩序如何形成、金融产品的设计及进入市场的内在根据、金融机构如何设立及运作、金融市场交易何以进行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进行监管等问题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这就要求把对政治和法律研究引入进来，如拉波尔塔、德西拉内斯、施莱弗、维什尼（ La Porta，Lopez de Silanes， Shleiger和Vishny， 1999）认为以银行为中心和以市场为中心来区别金融系统的差异不是特别有用 ［41］ ，认为从投资者保护角度来解释金融系统差异更为有用。通过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差异的分析就可以不仅从概念上，更可以从经验上解释各类金融体系的形成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在对 49 个国家流行的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主要法规的比较和研究后，他们就发现在普通法系下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要强于罗马法体系，而这与经济发展程度是无关的。而贝克、索斯顿和列文（Beck， Thorsten， and Levine， 1999），则通过对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资源禀赋的实证分析 ［42］ ，认为政治体制的不同起源和不同发展，法律体系的起源对金融系统发展的影响重要。对于制度的动态过程，具有较强变通和适应能力的法律体系有助于金融系统的发展，如德国与法国的法律体系起源相同，他们适应变化的能力不同，因此他们各自的金融系统的发展也就不同。
此外，通过回顾美国的金融发展史，可以看到美国的银行发展史与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的不同，而这归因于美国的政治历史。而日本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政策对经济环境变化适应的非效率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官民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下各利益主体的博弈结果（科斯特和莫里斯，Coast and Morris， 1995）。波波夫（Vladimir Popov， 2000）在《俄罗斯与其他转轨经济中金融系统的比较：英美和德日—两种模式的对照》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银行系统的极端分散性、1992 ～ 1995 年削弱了银行的融资能力而且实际上破坏了长期银行信贷的高通货膨胀经历，俄罗斯似乎正在趋向于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系统。这实际上指出了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进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43］ 。而拉詹和金格尔斯（2000）则从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金融系统的差异。就 20 世纪的金融发展而言，尽管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发展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金和列文，1993，1997；列文和兹罗斯，1996；拉詹和金格尔斯，1998），但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发达的市场和竞争性的机构，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在赞同金融发展问题上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一致性，这样危机往往就成为了政治上采取反市场力量的根源，从而使金融系统的发展倒退。
在国内最新的文献中，罗杰（2006）认为 ［44］ ，强制性制度变迁催生鼓励“分配性努力”的制度结构，分利方的讨价还价和制度设计者的激励相容考虑共同导致了“分配性努力”的自我强化，使强制性制度变迁目标的实现在结果上以鼓励“分配性努力”的制度结构为代价。他认为，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沉淀的不良资产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各分利方“分配性努力”所达成的行为均衡，作为租值消散在该领域的累积，其数量可以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成本的最小估算值。郑祖玄，周晔（2006）认为 ［45］ ，发达国家之间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显著差别。而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在完成利率自由化改革之后，也存在着银行体系选择的问题。他们通过构建一个多家银行博弈模型，对那些影响银行体系选择的基本因素加以解释。结论是：银行业的集中度越高、直接融资市场越不发达、银行监管企业的信息成本越低，就越有可能发展以关系银行业务为特色的主办银行制度。中国的利率自由化改革之后，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模式应当更倾向于日本模式，银行间的竞争程度依然会较低。而银企关系的建立对于未来中国利率自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赫国胜、徐明威（2006）认为 ［46］ ，经济转轨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银行体系进行了重构。各国中央银行基本上脱胎于原国家主体银行，并以法律为依据建立，其对经济的调节逐渐由直接管制转向间接调控。在商业银行重构中，各国采用了康复式和新进入式两种模式。目前经济转轨国家都已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二级银行体系，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显增强，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多元化，治理结构日趋完善，经营业绩有所提高。
邓宁、王华（2007）基于Hotelling模型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造中的有关贷款配置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释 ［47］ 。研究表明，银行之间的过度竞争会导致坏账增多，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准入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市场中存在一定量的充满活力的银行，实现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双赢”格局。同时，该文还认为，现阶段银行体系的改造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改制行为，其实质就是银行竞争的外部效应性，这种效应最终会影响到企业决策者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倪信琦、谌坤、李烜（2008）回顾了我国三十年来银行体系走过的历程 ［48］ ，并提出了银行体系的再造。他们认为，我国银行体系的再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构建宏观体系框架，然后再造微观机制，注入活力。文章对体系再造的绩效从收益和成本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收益方面表现为预期目标的实现，成本方面主要表现为金融脆化的可能性。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和重新认识。这些问题包括：（一）银行实力的不断壮大和银行市场走向萎缩的矛盾；（二）中资银行对外资的开放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冲突；（三）银行追求风险溢价和放弃基础风险管理的矛盾。
窦菲菲（2008）把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银行改革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和宏观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 ［49］ ，在借鉴EBRD转型报告和CAMEL指标框架的基础上，对影响中东欧和独联体转型国家银行改革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她认为，宏观经济表现、银行改革方式的选择、银行所有权结构的安排和政府行为的差异是造成这两类国家银行改革绩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对于小国开放经济，最优的策略应该是将国有银行出售给战略投资者；对于大国经济，核心银行控制在国家手中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同时，私有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充分参与也促进了银行体系的竞争和整体效率的提升。她还以外资银行进入为研究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其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正向效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实证结果显示，从短期看，外资银行数目比重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外资银行资产比重增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从长期看，外资银行进入（无论是数目还是资产比重变化）对经济增长均有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