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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属于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对银行体系和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考察，首先应该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出发。
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较早的要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1912 年，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强调金融因素通过刺激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明确指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具有积极的效应。金融机构要满足新兴企业的信贷要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好的银行应该能够甄别出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科技创新 ［1］ 。
在熊彼特之后，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 1960）则提出金融机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2］ ，他们特别强调金融中介在信用方面的作用，因而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而希克斯（ Hick S， 1969）在分析英国的产业革命时发现 ［3］ ，金融系统影响资本形成，从而对英国工业化起了关键的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在戈德·史密斯（Goldsmith， 1969）的先驱性研究中利用了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4］ ；休.T.帕特里克（ Hugh.T.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中“需求跟进”模式和“供给导向”模式 ［5］ ，麦金农（McKinnon， 1973）、肖（1973）证实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 ［6］ 。这些研究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还主要是从金融的某一项功能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以认识和考察的。比如，熊彼特主要强调金融的信用创造功能，格利和肖是注意到金融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功能，而希克斯则强调金融在提供流动性以分散风险方面的功能等，其结果当然是这些研究无法为现代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的金融现象和金融经济关系提供有效的系统而全面的解释。所以，可以看到的是，在主流经济学分析体系中，金融系统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常常被忽视了。
在这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和麦金农。帕特里克认为，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在“需求跟进”模式中，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的产生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部门经济主体（储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与“需求跟进”模式不同，“供给导向”模式更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尤其是金融的供给先于实体增长部门中的企业的需求。帕特里克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导向”的金融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一旦经济发展趋于成熟，“需求跟进”的金融发展就取代“供给导向”模式从而产生支配性作用了。实际上，“需求跟进”与“供给导向”两种模式在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但一般来说，两者有着先后顺序：在持续性的现代工业增长起步之前，“供给导向”的金融能够刺激包含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当实际增长过程一旦开始，这种“供给导向”模式的重要性就开始逐步减弱了，此时“需求跟进”的金融发展也慢慢取得支配地位。
1973 年，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同时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仅在于资本的稀缺，更重要的是，金融市场的扭曲造成了资本利用效率低下，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1973 年麦金农和肖同时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建立起了一套关于“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的理论。他们严密地论证了“金融深化”与储蓄、就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深刻地指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危害，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欠发达是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就是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干预，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以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这样，投资者就不得不考虑融资成本，充分权衡投资成本和预期收益，从而使资金配置效率大为提高。而且，高利率鼓励人们储蓄，从而提供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顺畅渠道。正如肖（1973）所说：“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的实质是放松利率，使之反映储蓄的稀缺性和刺激储蓄。”
20 世纪 80 年代内生增长模型的兴起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将内生增长和内生中介体或金融市场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对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突破性的研究。马科·帕加洛（Marco Pagano， 1993）用一个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 ［7］ ，揭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关于金融体系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和细化。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发展能显著的促进经济的增长”（金和列文King and Levine，1993 ［8］ ；列文，1991，1995，1998 ［9］ ；拉詹和金格尔斯G.Rajan andZingales， 1998 ［10］ ； Allen and Gale 2000，2001） ［11］ 。列文和兹罗斯（Levine and Zeros， 1998）的研究证实了，股票市场和银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互独立的。艾伦和盖尔（2000）则进一步论述道：“当代经济中，金融体系对资源配置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金融体系，家庭的储蓄流向企业部门。金融系统使家庭能够跨期平滑消费，企业能够跨期平滑支出。”对此列文（1997）总结性地论述道，“在金融发展和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体系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增长。”这个结论对于考察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意义在于，当其他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资本、人力、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于更加成熟、稳定、有效的金融系统制度的需求便变得强烈起来，而这正是构成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当然，也有学者对金融体系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提出了质疑。如J.Robinson （1952）认为，是经济发展带动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where enterprise leads， finance follows）； Lucas （1988）认为，“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对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方面较早的且有代表性的是金和列文（1993）的研究 ［12］［13］ 。他们提出了四个“金融中介”指标：金融深度指标；存款货币银行相对于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指标；非金融私人部门的信贷占信贷总量比率；非金融私人部门的信贷与GDP的比率。另外，他们还构造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物质资本积累率；国内总投资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经济效率增进。运用上述指标，金和列文对 80 个国家 1960 ～ 1989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金融中介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关系，而且金融中介可以通过提高物质资本积累率和增进经济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列文和兹罗斯（1998）注意到了金融发展自身的差别性和特征的多样性，将金融体系分为银行和股票市场两个部分。他们选择了四个经济增长指标：产出增长、资本存量增长、生产率增长和储蓄率。对于银行发展指标的设计，他们放弃了传统的金融深化指标，取而代之的是银行信用指标，即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银行对私人部门发放的贷款总值与GDP的比率。至于股票市场，他们设计了六个指标：规模指标、证券交易量指标、证券价值指标、波动性指标CAPM一体化指标和APT一体化指标。结果显示：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业发展水平也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银行业发展和股票市场指标两者独立地与经济增长发生关系。
近期的研究开始关注不同的金融结构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的金融结构各自有何作用。 Carlin和Mayer（2003）采用了 27 个国家 1970 ～ 1995 年的数据 ［14］ ，对金融结构与产业活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比起依靠股权融资的行业，依靠银行进行债务融资的行业的增长通常比较缓慢，对研发的投入也较少；相反，在那些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依赖于银行贷款的行业通常随着银行的发展而得到更快的增长。因此，他们建议：有关金融结构的政策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制定。具体说来，在早期阶段，应注重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之后，应致力于形成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其他有着相似经济发展历程的国家间的比较。康继军（2005）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s）对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有相似经济发展历程国家的银行体系发展、股市发展与GDP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实证结果支持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发展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且三国在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存在差异 ［15］ 。
二是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冉光和（2006）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对 1978 ～ 2002 年间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同时文章还提出了要促进中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6］ 。马瑞永（2006）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7］ ，得出东、中、西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均存在促进作用，但作用的大小不同，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作用的大小也是不同的。基于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冯欢、韦省民（2007）利用陕西省 1990 ～ 2005 年的统计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 ［18］ ，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理论。他们认为，陕西经济的发展主要靠资本投入驱动，然而资本形成总额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相应的提高 0.177 个百分点，这说明了虽然资本形成总额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然而转化比率较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体系不发达对于资本驱动经济的抑制。另外，衡量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变量为负，这表明了陕西省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制约作用，而且表现出很强的结构性特征。陕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资本形成不足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偏低。建立一个资本形成机制，必须依赖于一个完整高效的金融体系。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尽管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不足、金融结构扭曲，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流动性低等。
三是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深入地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梁琪（2005）采用多元VAR模型对 1991 ～ 2004 年间我国股市发展、银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9］ 。结论显示股市发展没有促进和导致经济增长，而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的双向因果关系。实证分析还显示了股市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之间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且相关关系为负，这说明股市中可能存在“过度”波动，对经济增长和银行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丁忠明、万光彩（2008）认为 ［20］ ，一个科技创新项目的顺利成长关键是能否得到很好的融资，而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在为科技创新项目的融资上具有比较优势。他们研究的结论表明：第一，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着联系，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将导致不同的增长方式。一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之相应的金融体系改革必须到位，否则，科技创新项目会因得不到资金的支持而夭折。第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依然非常有限。股票市场上，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债券市场的发展仍然相当滞后，规模小。我国这种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远远不能适应自主创新的要求，因而无法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短期内传统产业仍然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所以银行体系在传统产业融资中的优势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在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促进和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还要努力提高银行体系的融资效率，以支撑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传统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