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82 年米什金（Hyman.P.Mi nShy）在《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假说》一书中最先对金融脆弱性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解释，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系统内在脆弱性是金融业的本性，是由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的，就是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金融脆弱性。随着对金融脆弱性研究的深入，其概念逐渐微观到银行业系统风险的范畴。
沿着米什金的研究方向， J.A.kregal从银行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安全边界说”，指出银行不恰当的评估方法是信贷市场脆弱的主要原因。其他理论强调的是影响存款人信心的因素。 Diamond和Dybving （1983）在《Ban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 D模型，论述了在金融市场上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平衡。他们认为银行提供期限转换机制，借短贷长，这种独特的经营使得银行可能处于“挤提式”平衡之中。按照Diamond和Dybving的设想，这些平衡是所有客户都知晓的随机事件的函数，当客户觉得挤提的概率低时就会将资金存入银行，当观察到使挤提概率提高的负面事件时，挤提风潮就爆发了。该研究提出对银行的高度信心是银行部门稳定性的源泉，认为银行体系脆弱性主要源于存款者的流动性要求的不确定性以及银行的资产较之负债缺乏流动性。顺着这条思路， 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5）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明确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 Corton （1985）则研究了“噪声”指标是如何导致银行挤兑的。 Dowd （1992）继续这一研究，认为如果银行资本充足的话，公众没有理由害怕资本损失，不会参与挤兑。但是，多少资本充足率才能有效防止挤兑呢？目前没有科学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总体上强调的是影响存款人信心的因素，对银行体系脆弱性原因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罗健（2003）借鉴Demirguc- Kunt和Detragiaehe的模型对我国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作实证分析 ［50］ 。他认为，第一，在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年份里， GDP增长率要么处于低谷，要么处于高峰或附近。从世界银行危机的历史来看，经济衰退和泡沫经济都有可能和银行危机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不稳定性也是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第二，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年份往往是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变动趋势的转折点，而且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会出现巨幅的波动。作为经济波动的前瞻性指标，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在银行体系不稳定年份及前后的表现说明经济的波动有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第三，在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年份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普遍较高，说明在这样的年份里政府动用财力来维持银行体系稳定及经济稳定的代价比其他年份高。第四，资本形成率的变动趋势总体来说比较平缓，只是在 1993 年出现显著的上升，这大概能说明资本利用效率低的时候银行体系倾向于不稳定。
为了探究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稳定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毛伟、史晋川（2006）将Diamond and Dybving的银行挤兑模型嵌入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 ［51］ ，从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出发构造了新的银行危机模型。模型表明，经济基本面的健康程度决定危机是否会发生，而外部性冲击决定危机什么时候发生。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对经济增长和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度国外间接投资规模条件下，金融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银行系统稳定性；政府担保不会明显影响经济增长，但能够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根据模型，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金融开放和政府担保，而是国外间接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收益下降以及过度政府干预和无效率政府监管。
2009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在国际金融海啸深未见底的大背景下，防范各类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成为各国急切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钟嘉毅（2009）从宏观角度 ［52］ ，基于银监会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 1104 监管报表体系及CAMELS评级体系，选取代表资本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的银行业监管指标，结合 2001 ～ 2008 年银行监管统计主要指标及经济增长指标相关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及回归分析来探讨银行业系统风险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变动态势，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银行业系统风险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银行业系统风险的加剧将会导致实体经济增长的放缓，反之将会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因此，银行业监管部门应该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基础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加强对银行业系统风险的动态监测和监管。
每个经济中银行系统所处的竞争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基于这个问题，现在有许多文献主要通过两条主线研究银行部门的市场结构，第一条主线是Krasa、 Villamil （1992）研究的银行的最优规模、数量和资本总额 ［53］ 。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了银行结构，但主要还是研究风险存在时银行的最优规模。第二条主线则主要研究了银行结构对经济的特殊影响。他们假定了一个特殊的市场结构，既非竞争性银行结构也非垄断银行结构。 Mark.G.Guzman就是沿着第二条主线研究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 ［54］ 。在讨论银行结构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时，Mark.G.Guzman分为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来讨论，局部均衡模型解决的是关于银行和借款者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之间的基本问题，认为竞争性的银行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借款者，信息的不对称会诱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然而，在特殊情况下，一个垄断银行能够解决至少是减轻银行和借款者关系中固有的这种问题。一个垄断银行可以通过选择预期的借款者、通过对利率和信贷配给的选择或者依赖于发展长期关系来促进自我选择和更低风险的行为。垄断银行能有效地运用这些技术来解决不完全信息带来的问题。一般均衡模型的结论与局部均衡模型相反，一般均衡理论不仅考虑银行的信贷行为，而且考虑居民的储蓄行为，弥补了局部均衡模型中假定银行有足够资金进行信贷的缺陷，考虑了银行的存款来源，详细分析了特殊的银行结构对经济的全面影响，比如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垄断银行结构带来的成本很有可能超过它所带来的好处，认为可能对经济有害，最好的情况是分不清它对经济的影响。这表明银行部门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模型建立的完全程度是影响结论的关键因素。 Nicola Cetorelli和Michele Gambera （1999）研究支持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 ［55］ ，发现银行集中与经济增长一阶负相关，集中的银行也会对整体经济增长有压制作用，这会影响到所有的部门和企业。
Genevieve Boyreau-Debray （2003）分析了中国各省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用区域资本市场的分割证明了地方信贷渠道的存在。并用GMM系统分析中国 26 个省份 1990 到 1999 年的数据回归，估计了地方银行发展的各项指标与传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国有银行部门的信贷扩展与地方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且表明银行部门多元化的省份有着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 Luca Deidda和Bassam Fattouh （2002）引进了包括实际部门和银行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56］ ，说明银行集中对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专业化，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既定资本情况下银行投资的重复，这对经济有害，这两种影响的较量可能导致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 Luca Deidda和Bassam Fattouh利用跨国的收入和工业增长数据发现，只有在低收入国家，银行集中与单位资本收入的增长和工业增长负相关。这表明在低收入国家降低银行集中度要比在高收入国家更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Mark.G.Guzman的分析表明，在一些情况下，银行垄断与竞争性的银行体系相比会导致较低的长期资本存量，较慢的经济增长率。垄断的银行将会操纵贷款和存款利率以增强银行利润。然而他们没必要一直同时操纵存贷款利率。如果储蓄的利率弹性不是很强，垄断银行降低存款利率对资本形成没有负面影响，尽管这一做法确实使收入在银行存款者和银行所有者之间进行了再分配。然而，当垄断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会导致金融体系过多的监管，这对于资本形成和社会而言都是有害的。
在国内的文献中，则也大约可以分为两派，一部分认为银行集中不利于经济增长，即支持一般均衡模型的结论。张谊浩（2004）认为 ［57］ ，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比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能提供更低的贷款利率，这种较低的贷款利率会引致企业投资水平的增加，并能够降低企业因为破产而导致的信贷风险。钟子明、张宗益（2004）证明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垄断竞争银行结构是国家隐性补贴存在的基础性条件 ［58］ ，通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诱导出来的国家隐性补贴首先会成为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并最终成为中央政府的债务。这种投融资体制虽然可能短期内取得融资量的迅速增长，但长期看很可能是低效而不持续的。构建一个稳健的以市场原则运行的银行体系是保证金融和财政两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一般说来，集中度越高，少数企业的市场权力就越大，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陆益美（2005）对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率测算得出中国银行业无论在资产，还是存款、贷款和机构等主要指标的市场集中度都在 60％以上 ［59］ ，这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投资，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贺小海、刘修岩（2008）利用样本期为 1987 ～ 2004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 ［60］ 。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为负的影响，这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预测相一致。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与东部区域相比，中西部区域银行集中度降低的益处更大，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在非国有化进程较快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区，银行集中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林毅夫、孙希芳（2008）运用中国 28 个省区在1985 ～ 2002 年间的面板数据 ［61］ ，考察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对银行业结构的分析着眼于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度量指标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换言之，银行集中不利于经济增长。
另一部分则认为，银行集中有利于经济增长，即支持局部均衡模型的结论。刘金凤（2003）认为 ［62］ ，完善的国家银行体系应同时具有各种规模的银行，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但只有银行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行混业经营，在全球一体化的环境中，全能银行是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并用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些经济发达、金融体制较完善且银行又对本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国家，银行集中度一直较高。黄旭平，杨新松（2005）提出 ［63］ ，银行集中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是市场竞争，二是行政管制，他们运用七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市场竞争导致的银行集中，规模经济效应大于专业化经济效应，与银行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应进行银行准入制度改革，为民营银行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银行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化的银行集中，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绩效，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李琼，刘建军（2005）借鉴King＆Levine的研究方法建立回归方程 ［64］ ，在证明了中国资本市场相互分割之后，采用1999 年和 2000 年国家层面上的跨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各地区银行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显示：由于资金的跨地区流动受到限制，银行市场结构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