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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文件检验的起源
古代的文件检验由何时开始，这是文件检验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近年来，对于我国文件检验出现的起始时限问题，一些学者专门撰文进行了研究，各抒己见。山东公安专科学校高桂亭、刁玉堂在《华夏文检源流浅说》一文中提出了“源头说”，
湖北公安专科学校刘光明在《＜史记＞中的文件检验》中谈到了“萌芽说”，
河南公安专科学校宫毅认为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拓展学科领域，她在《关于文检史研究的思考》中提出：探讨文检史要把“书画鉴定学、版本学和考据学”纳入视野。
“源头说”指出，文件检验的“区间上限至伏羲氏‘造书契’之时”。其根据是《尚书》记载有“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以书契约其也。”《周礼·秋官·士师》记载：“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凡发现书契有疑问，便“合而考之”。据此，他认为秦以前我国已有了笔迹检验技术。
“萌芽说”以为“我国秦代至汉武帝之前，是文件检验的孕育阶段”。然后历经实践积累，于汉武帝时期步入“正式萌芽阶段”。“汉武帝统治时期，是我国文检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是我国文检技术的正式萌芽阶段。”“萌芽说”还提及笔迹检验的最早案例，是发生在公元前 119 年的汉武帝识别伪书“李少翁诈骗汉武帝案”。
两说——“源头说”、“萌芽说”，在时限上相去甚远。
周世昌《笔迹检验探源》着重论述我国笔迹检验出现的起始时限问题。作者首先从笔迹检验出现的根本动因——社会发展和文字演变、必备条件——不可缺少的书写工具、实例探讨——难能可贵的史料三个方面展开论说，然后提出论证推导：
在秦灭周之前的奴隶制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 年～前221 年）时期，伴随着社会种种矛盾而发生诸如“投书”、“刻石”类案件（事件）的时候，出于对策的需要，原始状态的笔迹检验技术，便在实践中顺乎自然地出现，进入社会政治领域。
我们认为，周文在探讨文件检验的起源问题时，颇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作者提到的第三个方面：实例探讨——难能可贵的史料的挖掘，更具有说服力。“历史资料上牵涉到可能运用笔迹检验的案件（事件）记载，则不但有时间上的界定，而且更具客观性和权威性，是研究笔迹检验源流时限尤应特别重视的。”
2. 先秦的文件检验
先秦时期的文件检验，大量运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地讼，以图正之。”郑氏注：“地讼，争疆界者。图，谓邦国本图。”贾公彦疏为：“言地讼争疆者，谓民于疆界之上横相侵削者也。图，谓邦国本图者，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时，即有地图于官府，于后民有讼者，则以本图正之。”就是说凡是民众发生土地疆界的纠纷，就根据地图来证断。
《周礼·天官·小宰》也记载：“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三曰听闾里以版图，四曰听称责以傅剂，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八曰听出入以要会。”意思是说，人们有争赋税使役的，则根据伍籍来听断；……闾里间有争讼的，根据户籍地图来听断；有债务纠纷的，根据契约借券来听断；有争禄位的，根据礼籍策命来听断；官民贷款有争执的，根据书契券书来听断；有买卖争执的，根据券书来听断；官府财物出入有争执的，根据会计簿书来听断。
先秦民事诉讼中文件检验的运用，又以债务、买卖、租赁活动中的契约最为常见，相关制度也较为完善，主要可以见之于周礼的借贷契约——傅别，买卖契约——约剂。从有关记载来看，这种契约在制作时是相当严谨的，保存也是相当严格的。郑玄说道：“傅，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贾公彦疏解释得更清楚：“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者，谓于券背上大作一手书字，札字中央破为二段别之。”虽然约剂也是“两书一札，同而别之者，谓前后作二券，中央破之，各得其一”，但约剂“皆无手书字异于傅别”。
可见，约剂与傅别制作的严谨程度又是有区别的：约剂是在札的同一面写两份文书，从中破开，各执一份。如《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的三十亩地，成约后，得写有契约内容的札从中破开，各得其一。”而傅别则是将两份契约分别写在札的正、背两面，并且在背面手书一大字，从中破开，双方各执一半，诉讼时，只有双方合契才得完整。合契作证，这是比约剂更高级的书证材料。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判领域，凡是涉及财货的，也是根据契约合同与券书来甄别，即“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
凡发现书契有疑问便“合而考之”。这里所说的“傅别”和“约剂”虽然都是民事诉讼的书证，但同样可以作为查明刑事案件事实真相或证实犯罪的“案券”之类证据。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蜂起，诸侯割据，局面分列，争战频仍。各国君主为了扩展疆土，保卫国家，演出了一幕幕与文书相关的故事。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郑桓公用间的故事。
据《韩非子·内储说下》记载：西周末年，郑桓公在进攻邻国前，先派侦查人员探知邻国的忠臣良将和智勇之士的姓名，然后将这些人的名字登记成册，将邻国的土地分赐在他们名下，并赐给官爵。伪造的“封赏册”搞好后，郑桓公派人埋在邻国城外的祭坛下面，以牲血祭之，又派人密告邻国君主，诱其上当。邻国君主得知后，派人掘出“封赏册”，以为名册上的人都是内奸，便一一捉拿，斩首示众。郑桓公以此除掉这些人后，便兴兵攻打，灭了邻国。
3. 秦代的文件检验
秦代文献中，反映文件检验在证实案件中的作用也比较明显。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记载：“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鞫审□之之谓矞（也）。”意思是说，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抓获投信人，应该将匿名信烧毁，不得拆开阅看；已抓获投信人，信不得烧毁，将投信者即行拘捕审讯。这说明，历史发展至秦代，不仅已经发生了“投书”一类的文字性案件，而且也采取相应的侦审对策：
一是“烧毁投书”——“投者不得，燔书，勿发”。燔，火烧。说明秦代对匿名报案方式的否定。二是“拘审投书者”——“投者得，书不燔，鞫审”。鞫，审问。实际上就是将匿名信作为匿名举告案成立的书证。不难看出，这些谋略措施显然是在总结前人实践经验之后的完善。
◎《睡虎地秦墓竹简》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记载有类似的一则案例：“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其石。”“逐问”，即逐个讯问。而在“逐问”之前、之中（乃至“之后”）有一个不可避免地对刻石即笔迹的分析研究和实际运用，也就是对“石旁居人”中可疑笔迹的直观比对。从记载看，御史查办的结果是“莫服”。当“莫服”之后，又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最后连刻石也不放过，“因燔其石”一火而焚之。此种手段，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中“投者不得，燔书，勿发”的对策，不但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秦始皇执政时期，除了“东郡刻石案”——利用文字作案外，还有伪造印章进行政治谋反的案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公元前 238 年，有人告发宦官嫪毐与太后通奸，秦王嬴政派人调查，弄清了全部过程。原来相国吕不韦为了讨好太后，将嫪毐收买，让他假行阉割，装成宦官服侍太后。嫪毐进宫后，长期在太后身边，并与太后生了两个儿子。嫪毐得知秦王派人调查时，知道末日来临，与同党商议反叛，他伪造了太后的印章，发兵攻打秦王住所。秦王带领卫兵还击，将嫪毐击败斩首，并杀掉了他与太后私生的两个儿子，将太后囚禁，将吕不韦赐死。
4. 汉魏六朝的文件检验
汉代有许多案件，是以文件检验定罪结案的。据《汉书·杨敞传》记载，杨恽被废官后，内心不满，后以“大逆无道”而处以死刑。该罪成立的证据，就是杨恽曾与孙会宗之间的一封私人通信，所谓“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与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要斩”。这是一起文件检验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事件。
汉代较早的笔迹检验案件发生于公元前 119 年。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这是汉武帝刘彻查验帛书笔迹，发现是少翁亲笔书写，从而识破骗局的案例。
这一时期另一典型的笔迹检验案例，发生在公元 213 年的三国时期。据《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国）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国）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收摄案问，具得情理。”
◎《三国志·魏书》
这里记述的是魏郡太守国渊运用笔迹检验，侦破辱骂曹操的匿名信案件的经过。国渊通过案情分析，断定是熟读过张衡所著《二京赋》者所为，遂以访贤求师为名寻找嫌疑人，并借故收取了该人的笔迹样本，国渊经过比对鉴别，“比方其书”认定了作案人。这里的“比方其书”，就是我们现行笔迹检验中的比较检验法。有学者认为，这是有检验过程和检验人的真正关于笔迹检验用于侦查破案的实例。
汉代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件检验除为政治、军事斗争服务外，还转向了经济领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货币检验和印章印文检验的案例。
货币检验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有的王公贵族利用封地内的铜山私自铸钱，以干扰中央财政。文帝、景帝多次派人调查，但因无法确定钱币真假，不能定案。致使吴王刘濞靠着铜山，私铸钱币，富比天子，最后终于造反。
到了汉武帝时期，私铸钱币愈演愈烈，于是朝廷专门设置机构，委任能“言利事、析秋毫”的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三人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他们一方面将铜钱加铸“防伪”图案，另一方面发行“白金钱”进行改革。但是，犯罪分子将白金钱熔化后加入比重较轻、价格低廉的铜和锡，再行铸造钱币。桑弘羊等人侦知这一伪造方法后，指令下属机关一律以重量来确定白金的真伪，有力地打击了伪造钱币的犯罪，维护了国家财政金融的稳定。现在看来，这种检验方法比较原始，但在当时却是行之有效的。
印章印文检验
古印章、印文的伪造是与印章本身的社会作用紧密相关的，印章是权力的象征，是真实性的一种凭证，正因如此，那些伪造印章印文的犯罪现象便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
《魏书》记载，三国时期，西魏大将魏孝宽说：模仿手迹制作假信，必须做得非常精细，不这样做就不能使人相信。现在铜仁贼首都是举人。应该出钱秘密购买他们的手迹、图章，以伪造反正书信，模仿手迹和刻图章。这说明：在我国古代伪造印章印文制作假文件，已成为在战争中离间敌人的一种手段，也说明了我国古代伪造印章印文的事实和伪造印章、印文的方法。
此外，汉代还出现了探讨笔迹与人心理关系的研究。西汉末年，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杨雄（公元前 58 年～公元 18 年）提出了“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雅正分焉”的观点。即通过一个人的笔迹，可以知道他品德的优劣和心地的善恶。而在欧洲，第一位提出笔迹学的学者是意大利人卡米洛·巴尔迪，他的专著《根据字迹判断人的性格和气质》发表于公元 1622 年，比杨雄要晚一千多年。
南北朝时期，作案人为了逃避打击，开始伪装笔迹进行犯罪活动，于是伪装笔迹的检验方法也应运而生。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伪装笔迹的案例出自何处？山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高桂亭在《历史绵延中的文件检验刍议》中认为：最早的伪装笔迹的案例是《北史·韦孝宽传》中，西魏大将韦孝宽令“善学书者”摹仿东魏扬州刺史牛道恒的笔迹，离间牛道恒与东魏另一将领段琛的关系这一史实。
对高文的观点，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刘光明曾专门对伪装笔迹进行研究，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伪装笔迹的案例并非高文所举之例，而是《周书·艺术》中的“冀隽仿诏”的观点。
据《周书·艺术》记载，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北朝大将宇文泰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企图消灭握有重兵，把守在甘肃、陕西一带的大将侯莫陈悦，宇文泰自知力量有限，只有联合另一大将费也头才能消灭侯莫陈悦。但费也头与宇文泰是同级武将，只有皇帝的诏书才能调动费也头的兵力。于是，宇文泰想出一妙计，他命令“特工模写”的“记室”冀隽摹写了一封孝武帝元修的敕书送给费也头，谎称侯莫陈悦心怀不轨，命令费也头率领人马帮助宇文泰讨伐侯莫陈悦。为了使费也头坚信不疑，冀隽除按孝武帝的旧敕口气摹写外，还模仿孝武帝身边的“舍人、主书”（相当于现代文件中的“执笔”、“审核”等人员）的笔迹签上姓名。这样，这份摹仿的伪造文件看起来就与真文件完全一样。费也头收到后“不以为疑”，于是派兵帮助宇文泰攻打侯莫陈悦。宇文泰通过这次伪造文件活动，消灭了侯莫陈悦，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为后来夺取政权打下了基础。
刘光明认为，“冀隽仿诏”一案发生在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 年），而高文所举的伪装笔迹案例发生在西魏大统三年（公元 537年）。从韦孝宽所用摹仿手段与冀隽仿诏一致且年代紧相连接，又都为宇文泰部下这几方面分析，韦孝宽的摹仿伪装方法很可能从“冀隽仿诏”一案中得到的启示。“冀隽仿诏”应是我国古代文检史上第一例伪装方法的摹仿笔迹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