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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文件检验研究，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步，已走过了 60 多年的光辉历程。文检技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件检验技术体系。与实践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较，我国文件检验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显得薄弱些，尤其是文件检验历史的研究更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从事该项研究的人员数量不多，在一些问题上投入少，注意不够，进展不大。
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件检验方面的著作和教材，没有一部是专门探讨文件检验史研究的。在一些书籍中，只是某些章节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如 1985 年中国刑警学院教材《文件检验》（上册）“文件检验概述：第六节文件检验的历史沿革”，撰写者贾玉文教授集多年文件检验研究的深厚功底，对古代的文件检验、近代的文件检验、现代的文件检验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其后，许多公安院校编著的本、专科系列教材，在讲授这一内容时，对贾教授的论述多有借鉴。
进入新时期，文检工作者开始关注这一主题，撰写了一批论文，分别发表在国家或地方有关的刊物上。如吴知、邹明理的《笔迹检验在我国古代办案中的运用》（《侦查》1985 第 4 期），作者认为，我国的文检技术开始于三国时代，并收选了几组案例来反映我国古代的文检技术水平；何义成的《古代的印章与印章印文检验》（《公安论坛》1987年第 4 期），作者探讨了我国印章的历史沿革、古代印章的演变规律及古印章的作用、古代伪造印章印文的犯罪、古代伪造印章印文的检验方法等问题；高桂亭的《历史绵延中的文件检验刍议》（《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作者首先考查了文件检验的起源问题，认为文件检验源于伏羲氏“造书契”之时，“合而考之”即是一种原始的文检行为，其后对历朝历代的文件案例进行了史料挖掘和整理；刘光明的《最早的伪装笔迹案例之我见》（《中国刑警学院学报》1991 年第 1期），作者针对高桂亭《刍议》一文中认为最早的伪装笔迹案例是公元537 年西魏大将韦孝宽令“善学书者”摹仿东魏扬州刺史牛道恒的笔迹这一史实，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最早的伪装笔迹的案例应是公元534 年《周书·艺术》中的“冀隽仿诏”。
值得一提的是，1991 年在中国刑警学院召开的全国公安院校首届刑事侦察、刑事技术学术讨论会上，山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高桂亭与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刘光明就文件检验起源的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商榷，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和重视，对文件检验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两位学者在本届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分别为：《华夏文检源流浅说》（高桂亭、刁玉堂）、《＜史记＞中的文件检验》（刘光明）。
前文提出了“源头说”，认为文件检验的“区间上限至伏羲氏‘造书契’之时”；后文提出了“萌芽说”，认为“我国秦代至汉武帝之前，是文件检验的孕育阶段”，然后历经实践积累，于汉武帝时期步入“正式萌芽阶段”。在本届学术讨论会上，值得注意的还有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宫毅的《关于文检史研究的思考》，作者认为，对文检史的研究要拓展学科领域，并提出要把“书画鉴定学、版本学和考据学”纳入此问题的视野。
此后，文件检验史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曹洪勋的《略述古代笔迹检验发展史》（《刑事技术》1996 年第 5 期），作者就我国古代笔迹检验的发展过程、状况进行了专门论述，文章分三个部分：我国古代的笔迹检验、我国古代对笔迹与人心理关系及笔相学的研究、我国古代笔迹检验技术的地位；周世昌的《笔迹检验探源》（《中国文件检验专业建设 40 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 年），作者对我国笔迹检验出现的起始时限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春秋战国（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时期，原始状态的笔迹检验技术便在实践中出现；刘光明的《文件检验与政治稳定渊源简论》（《第四届全国文检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2003年），收集了古代关于文件检验与政治稳定的众多案例，表明文件检验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渊源深远，并强调文件检验作为一种技术手段要古为今用；陈中兵的《概述宋代文件检验技术》（《第七届全国文件检验学术交流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专门探讨了我国宋代文件检验技术的发展概况，内容涉及宋代文件检验的断案实例、文件检验与宋代版本学、文件检验与宋代书画鉴定学等问题。
从有关文件检验史的研究现状来看，相对而言，资料性成果多，研究性成果少；相关性成果多，专门著作和专题论文少。可以说，文件检验史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后应加强文件检验断代史研究、专人专书研究，以及研究综述、成果评介、学术前沿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