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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代的文件检验
元、明、清各朝的文件检验、鉴定制度基本沿袭宋制，只是在检验、鉴定范围上进一步扩大，还在法规上将专门从事物证检验的技术人员称为“行人”。如《元典章·儒吏考试程式》中规定：“诸滥伪之物及伪造所用作仗，皆须行人辨验。穿窬、发冢、杀人之物亦同。”意思是说：各种怀疑为伪造的物质材料及伪造工具，都要经专门技术人员检验。对翻墙、盗墓、杀人时留下的痕迹物证，也一样要经过专门技术人员检验。这里的“行人”可以看成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活动中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
元代的文件检验，不但开始重视对物证的检验，而且有了专门检验伪金银、伪印鉴、伪钞及作案工具等物证的专业人员，使“行人”队伍不断扩大。其中检验印鉴，要求依印文字体进行比对，辨认是否伪造印鉴；检验伪钞，要求依钞票的纸色、字样、编号及所用印鉴等辨认是否伪造钞票。如搜查得到伪造模具，应辨认所用钞版的性质，合用的印模有几个及大小，所用印鉴有几颗，等等。
据贾静涛考证，杭州王库曾发生一起伪钞案件，因而被捕入狱者甚多。屡经御史审理均不得曲直，有人推荐王与能理此案。经王与审讯，很快就使为首者伏法，无罪得释者数百人。自是省城凡有疑狱，莫不请王与审理，摘奸发伏、抑强扶弱，多所平反。
然而，王与到底用何种办法鉴定真伪，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王与（1260 ～ 1346），字与之，元代刑事科学技术专家。少时好学，尤重法律，年方弱冠，任郡功曹，从事勤敏。所著《无冤录》是宋元检验三录中的第三部，其内容主要是法医学方面，兼及文件检验。
2. 明代的文件检验
明代的文检技术，在学习继承唐宋文检技术的基础上，又有了明显的进步。
笔迹检验
据《增广智囊补》载：明武宗正德年间，殷云霁（字近夫）作清江县知县时，有个叫朱铠的百姓被人杀死在孔庙对面的小屋里，此案一直久侦不破。知县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指出了杀死朱铠的凶手姓名。这个人恰与朱有仇，很多人信以为真。殷云霁笑说：是凶手嫁祸于人。殷问：衙门里谁与朱铠亲近。都说姓姚的胥吏与朱关系好。殷云霁叫衙门里所有的人各写一份文字，经比对笔迹，证明匿名信为姚明所写。经讯问，姚明交代因贪图其钱财杀死了朱铠。
纸张检验
《棠阴比事补编》载：明朝易贵，成化年间任辰州太守。一天，有个挑纸担的穷人在路旁歇息，因疲倦过度，竟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发现纸担已被人挑走。他无可奈何，只得到太守易贵堂前报案，易贵立即打发人到丢纸担之处抬来一块大石头，放在官府门前台阶下“审问”，这一举动引得过往的人群涌到衙门来看热闹，官署院内如同闹市。一会儿，易贵下令关上大门，看热闹的人都很可怜这个穷人，各自施舍了一些钱，帮助他解决燃眉之急。过后，易贵问他：“你的纸有何记号？”失主答道：“有。”于是，易贵让他到外面等候消息。过了几天，易贵发出了许多公文，说是官府要大量收购纸商的纸，等到纸商将纸送来了，易贵吩咐各自在纸上写清名字，然后让失主来认，失主果然认出了自己的纸，易贵照这个线索追查下去，很快查出了盗贼。
言语内容检验
冯梦龙著《智囊补》载：湖州的赵三和周生友好，两人约定前往南京做生意，赵三的妻子孙氏不想让丈夫走，已经闹了好几天了。到了约定的那天，黎明时刻，赵三先上船，因为太早，就在船上和衣小睡，船夫张潮贪图他的钱财，偷偷撑船到僻静之处将赵三杀死后沉入水中，而后又回到原来停船之处，假装酣睡。周生来了，只说赵三还未到，等了很久，便让张潮去催。张潮敲赵三家的门，喊：“三娘子！”并问“三官人为何此时还未赴约？”孙氏吃惊地说：“他出门已很久，难道还未上船吗？”张潮回来向周生报告，周生十分惊异，和孙氏分别到各处寻找，三天也未发现踪影。周生怕受连累，便以书面形式向县衙报案，县令怀疑是孙氏有外遇而谋害亲夫。此时，有一位姓杨的评事，仔细查阅了那份报案材料后说：“敲门便喊‘三娘子’，一定知道房里没有她的丈夫。”便以这条推理质问张潮，又叫来船上水手审问，水手交代了实情，张潮只得认罪。
从史料记载看，明代文件物证的作用主要见于民事诉讼活动。由于当时社会民事法律关系渐趋复杂，民事诉讼活动也日益增多，故对各种契约文书更加予以重视，如律例中强调告争家财田产，必须“验有宗族写立分书”；置买产业，必须立有典契、卖契；男女婚姻，要有婚书；继承财产，重视遗嘱；等等。在文书契约的制作方面，明代虽不设书铺，但当时的契约文书，包括遗嘱在内，不仅书写格式规范，而且内容也十分明确，很利于司法官采信，因而它的证据作用也愈来愈显得重要。
3. 清代的文件检验
清代与明代一样，文件物证被广泛运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而且作为文件物证的各种契约文书，司法机关也很重视鉴别其真伪。这在清代王植《牧令书·听断》中说得十分清楚：
“户田之讼，惟查印册。丈量有册，垦报有册，过户有册，实征有册。数册互参，核其年月；册皆有据，察其先后；土田淆混，核其四至；四至相类，核其形图；形图不符，勘其现田，此其法也。坟山之讼，问其户税；有官有私，阅其形图；相近相远，质之山邻；何时殡葬，经祭何人；就供问证，以图核词；勘其形势，以地核图……券约账簿，真伪间杂，字有旧新，纸有今昔，蛀痕可验，长短可比；如其伪契，数张同缴，年月远隔，纸张一色，必有赝契；如其伪账，数年完欠，一笔写成，字迹浓淡，亦恒相近，必有赝约；加以面试，当堂授笔，纵有伪捏，可辨笔姿，此其法也。非买言买，非借言借，非偿言偿，则当研审；立契何地，交银何色，成交何所，同见几人，隔别研讯，供必不符，再令同质，虚实难欺，此其法也。粤地婚媾，鲜用书启，庚帖所书，即云文定，媒证可问，爰问其详，隔别研讯，书帖何所，主婚何人，宴待何处，送礼何仆，如其伪者，必有参错，实情可得，罪有所归，此其法也。”
从表面上看，此处主要论述的是民事诉讼中的文件物证制度，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民混杂，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清代文件检验的技术水平，以及文件物证在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
笔迹检验
清代的笔迹检验技术较前朝又有了更大进步。据清凉道人所著《听雨轩笔记》载：广西梧州府司马李文，于乾隆二十三年兼理苍梧县令期间，在幕友的配合下，运用笔迹检验技巧，破获了一起诬告案。大意是：
余阿吕诉说丘以诚是康熙五十九年卖身于已故父亲的仆人，现在丘以诚富裕了，而自己却贫困潦倒、无以为生，因而要求其拿钱赎身，以使自己能借助于赎金生活。而丘以诚坚决不承认，说这是凭空捏造。李文因余阿吕声称卖身契是丘亲手书写，就叫丘以诚照着契约抄写几行，结果笔迹很相似。李文一时也不能裁决。
退堂后李文和幕友钟灵泉商议此案。钟灵泉沉思很久，取出《康熙字典》和黄历仔细查看后，对李文说：“这是一张假契约。理由是丘姓古时没有‘阝’旁，直到雍正年间，因为避孔圣人的讳，才加‘阝’旁成为邱。他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当时的‘丘’字还未加‘阝’偏旁，现在契约内直接写成邱字，可想而知是假造的。况且根据丘以诚的供称，今年四十八岁，追溯他出身的时间应当是康熙五十年。到康熙五十九年丘以诚才十岁，怎么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正楷字呢？”经严审，原告承认了诬告事实，并交代了模仿笔迹之人。
文字的时代特征进行鉴别
前一案例实际上是通过文字的时代特征进行鉴别的。又据《折狱龟鉴补》记载，广东嘉应李姓甲乙各呈族谱争讼。两份族谱俱系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修，彼此有所不同，明有一真一伪，经再三披阅，见甲族谱有‘丘’字，乙族谱有‘邱’字，于此发现弊窦。因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奉上谕为避圣讳，将‘丘’字加耳旁，此前并无‘邱’字，乙呈之族谱既万历二年所修，却用‘邱’字，显系伪造。乙语塞，案遂结。此案同样用的是‘丘’与‘邱’的时代特征断的案。
《折狱奇闻》记载，清代湖南清泉谢嗣音被告于官府，言其祖为尚书之仆，后窃资潜逃，并呈卖身之契为证。谢闻讯惧之。忽一老者请见，愿助谢解难。谢示以文契抄件。老者翻阅良久指出：“吾邑向属衡阳，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 1757 年）始分衡阳之半为清泉。今其所呈文契系雍正年间（公元 1723 ～ 1735 年）所书，则当称衡阳人，安得清泉县乎？一字之虚，通体即伪。”谢控于官，遂将原告定罪。此例是用了地名的时代特征揭示伪造事实。
文字的布局特征进行鉴别
据《清朝命案选》记载：清乾隆三十年七月，湖南益阳县刘廷畅与阳悦安因地产发生争执，阳带领十余人到刘家田中抢收稻谷酿成械斗，重创刘的头部，不久刘因伤势恶化死去。刘的儿子刘清海请讼棍丁朝佐写诉状控告阳家。殊知丁朝佐曾因诉讼败于王阳科，便借机将伤害罪嫁祸于王，在诉状中把王阳科之子王金鹏、王玉鹏列为打人凶手。王玉鹏因受不住县令朱某的严刑拷打，屈招自己打死了刘廷畅。
乾隆三十一年，李因培任湖南巡抚，亲自复审大案。王玉鹏向李巡府哭诉自己冤枉，发生械斗时自己不在现场，多次招供皆因酷刑所逼。李因培委任曾做过益阳知县的张焕复查此案。张焕阅卷时，发现刘廷畅的状词主要指控阳悦安，王玉鹏、王金鹏兄弟的名字仅列为抢谷人中，而这两个人的名字字迹与其他字迹排列不同。经鉴别判明是以后添写的。追问写状词的丁朝佐。丁见事已败露，只得供出实情。
印章印文的检验
清雍正年间，有一富家想吞并一批产业，但是产业多而出钱少，没有达成协议，三十年也没有说好。于是（欲买者）就找出了一张过去的纸，仿照旧时的真文契，依样伪造了一契据，笔墨的浓淡、颜色都和旧文契非常像，又找有描摹专长的人，描摹了旧契上的印文。到办这件事时，（欲买者）拿出伪造的契据，连师爷也没有办法分辨清真假了……此例说明了印章印文检验技术在当时的局限性。
《明清法官断案实录》记载：（重新）审理成璧雕刻印章骗取银子的案子。（成璧说）只是拿了空头白纸，事情是父亲干的，妄想假借父亲的死来使自己脱生。陈知府说：“空纸盖印，文字一定在印文的上面。”今检得文字的上面是印文，成璧怎么解释呢？黄推官说：“昌国所盖的印文，纹理弯曲并且稀疏。”系与真印文不符，很显然是黄蜡所刻，成璧又怎么解释呢？……
《明清法官断案实录》又载：房荣痛恨彭胜六曾经盗窃其舅舅的猪，想到彭家去抓来邀功，于是自己伪造了一张硃票，仍然写徐正差人的名字，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第二的位置。又用紫石雕刻了县令的印章盖上，拿着硃票去抓人，而彭胜六、胜七果然就擒。盗贼的亲属熊月七认为是伪造的假票，当即收了起来。后来，县令验明其确是伪票，于是将房荣监禁。
密写技术
密写技术自宋元兴起以来，到了清代已被犯罪活动广为使用，此时已有了揭露密写技术的案例出现。其中，最有名的案例是康熙年间的“矾书案”。
据《清史稿·理密亲王胤礽传》记载，康熙因太子胤礽企图抢班夺权而将其禁锢起来。胤礽被限制自由后，极力谋求复位。1715 年 4月，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出兵侵扰哈密，康熙命吏部尚书富宁安、将军席柱率兵征讨。胤礽知道后，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争取获释。当时有位姓贺的医生专为胤礽的福晋治病，经常出入府门。胤礽用重金将其收买，并用矾水写了一封密信，要求将其转交给正红旗满洲都统公普奇，希望公普奇保举自己为大将军，企图以此恢复自己的太子位。但是，这很快被辅国公阿布兰发现，于是出现了在清史上有名的“矾书案”，胤礽企图复位的阴谋也因密写被识破而告失败。
小结：我们从历代史籍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运用文件物证检验手段办理案件的实例记载。但是，由于受人类知识水平的限制，古代的文件检验研究，说到底只是凭个人的聪明才智，出于朴素的唯物思想指导，朴实地运用文件物证。因为，古人并不是把文件物证作为研究对象，使其成为一门学科的本体。古人应用文件物证现象主要是为案件处理的正确合理，受人称赞；目的在于“为人公正”、“做官清廉”。因此，古代文检技术研究只是停留在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自在”阶段，并没有上升到“自为”阶段，成为一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