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实践

本书名为“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照理应该给汉语方言地理学下一个定义，可是我们认为：目前所能下的定义一定是比较抽象空洞的，并无太大意义；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丰富内涵应该由今后的实践活动一步步确定，当这门学科的发展日趋成熟时定义将只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下面罗列若干狭义“方言地理学”的解释作为参考：

（1）《语言学名词解释》（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60）“方言地理学”条：

方言地理学也叫语言地理学。它通过有计划的调查，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某些语言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在各地人民口语里相同或互异的分布情况，或者说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就是某些语言特点在各地演变或发展的现状和动态。……方言地理学同方言地图的绘制和解释是分不开的。这门学问同语言史的研究有互相启发和互相补充的作用。

（2）新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方言学”条：

…… 用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显示同时期内方言差异的地域分布 ， 对 研究历史方言学起辅助作用的 ， 是方言地理学 。

（3）《简明语言学词典》（刘伶、孙维张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方言地理学”条：

方言学的一个部门，也叫语言地理学，专门用绘制地图的方法反映方言的分布境界和说明方言间的差异。……方言地理学为研究语言的共时状况和异时状况都提供了可靠的记录。

（4）《社会科学大词典》（彭克宏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方言地理学”条：

通过实地调查，并用绘制方言地图的办法来研究语言地理变异的方言学专门领域之一，也称语言地理学。方言特征是按地理区域分布的。在地图上，在具有某个方言特征的地区和没有该特征的地区之间，可以大致划定一条分界线，这样的分界线称为同言线或同语线、等语线。一幅方言地图可以只记录一个方言特征，即只标出一条同言线，也可以记录下多种特征，在后一种情况下便能看出方言之间犬牙交错的情形。……

（5）贺登崧（1943 ／2003）对语言地理学主要特点的描述：

（1） 慎重遴选少量语音 、 词汇以及语言片断 （syntagm）， 到较多的地 点进行调查 ， 记录下其发音 。

（2） 每个调查项目制作成一张地图 。 这时 ， 对语言资料不作任何修 改 ， 以实际记录到的形式表示出来 。

（3） 把词及其所指对象联系起来 ， 也就是要研究词汇中所反映出来的 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现象 。

（4） 对地图进行解释 。 对于语言学者来说 ， 这是最重要的工作 ， 这是 要以上述三项工作为前提的 。 语言地图的作用是为语言 （ 方言 ） 间作比较 、 为语言演变的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由此，我们能够确定语言的和 文化的地理界线，也能够进而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

以上所列狭义方言地理学的解释并不相同，以它们来规定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内涵和外延也是不可取的。

尽管本书没有给“汉语方言地理学”下定义，但是以下两点却是可以明确的：

（1）汉语方言地理学和汉语描写方言学的关系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汉语方言地理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像西方一样成为地域方言研究的主体，这是由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传统所决定的。

（2）方言地图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必要内容，缺少方言地图的各类研究，即使蕴涵了地理分布的观念，也不应归入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范围（明确以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理论、方法探索为目标的著作不在此限）。

这里要特别澄清两种说法：a.汉语描写方言学只调查研究“字音”，而汉语方言地理学则调查研究“话音”；b.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应该从词汇的调查比较入手。

上述两种说法要做具体的分析。不排除有些时候、有些人具有调查研究“字音”的倾向，但这并不是汉语描写方言学成熟后的主流。且不说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早已进入语音、词汇、语法并重阶段，即就采用《方言调查字表》记音而言，规范的调查需要详细询问每一个字的本地用法（由此可得到白读音或训读音），然后还需要通过词汇调查补充白读音。贺登崧对中央研究院的方言调查研究工作曾有批评，并指“高本汉走的是一条偏路”，因为他们都只是局限于记录书面文字的方言音 ^[1] 。董同龢在《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史语所集刊 19 本 81—210，1948）的前言中说：

去年九月间本篇初稿将成之时 ， 赵元任先生从美国来信 ， 有云 ： “Monumenta Serica 上有一篇 W. A. Grostears 写的文章 ， 谈近年中国语言研 究 。 他批评咱们的工作像 Neo-grammarians， 就是说太以 Phonetic Law 为 主 。 我觉得他批评得对 。 不过我们的理由是 ， 如以 Phonetic Law 为主 ， 用 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 ”。 我看过之后就想 ： 我们已表现的工 作固然像 Neo-grammarians， 但是我们实在也没有忘记 Phonetic Law 以外 的事 。 本篇虽然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研究报告 ， 他的作法也可以作个事实 的表现吧 。

贺登崧当时的批评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赵元任认为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要用极少的时间去“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时至今日，如果仍批评汉语描写方言学只重视调查研究“字音”，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就具体的调查技术而言，为了不受汉字的影响固然可以采用从词汇直接入手的办法，而且找不识字的发音人，但这么做的结果未必就比找有文化的发音人、从记录《方言调查字表》入手，对整个音系有一个相当的了解后再进行词汇、语法的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更可靠。如果有兴趣，不妨尝试一下：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分别调查一种自己不懂的方言，看看效率如何、结果如何。

就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而言，语音、词汇、语法均可进入其观察范围，并不存在孰劣孰优的问题。而就具体的调查而言，汉语描写方言学那套从确定声韵调开始，进而调查系统的字音、语流音变、词汇和语法的程序显然是相当成熟和有效的，应当为汉语方言地理学所采用。就语音的研究而言，丁邦新（2003）已经说明：方言比较从词汇入手和从字音入手“在某些情形下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一般说来，个别词汇等于相关字音的总和；而从词汇入手研究语音反倒会发生材料无法对齐的情形，因为常常“难以找到可以比较的共同词汇”，而且“如果只看词汇，不参考《切韵》的字音，有时可能产生偏差”。所以说（丁邦新 2003）：

对传统字音的重视有它的道理，即使纯从词汇入手，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并无二致，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并发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我认为传统字音和方言词汇的研究可以并行不悖，不能完全扬弃《切韵》的功用。换句话说，不能完全离开“字”的比较。［本段话作者原有脚注：从另一方面说，词汇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可见词汇的研究要结合字音，一个字不同的读法可能显示方言的层次。……］

我们认为，贺登崧所倡导的汉语方言地理学是一种较为狭义的方言地理学；要获得对汉语方言全面深入的认识，用这种方法是很难奏效的——至少可以说，困难是很大的。21 世纪的汉语方言地理学虽然不排斥“慎重遴选少量语音、词汇以及语言片断”的做法，但它必定以调查和研究的系统性为其主要特点而跟早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学相区别。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用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方言地理学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来衡量，“扬雄《方言》完全有资格被看成是方言地理学最早的著作”（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30 页，巴蜀书社 2003），并以罗常培《方言校笺序》为证。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罗常培也只说“《方言》是中国的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杨雄所用的调查方言法“简直是现代语言工作者在田野调查时记录卡片和立刻排比整理的功夫”，并未说杨雄调查和研究方言的工作“非常接近于今天方言地理学的工作”。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方言》是完全可以的，中外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把《方言》归为方言地理学著作显然是不妥当的。

现在的问题是：不含地图解释的汉语方言地图绘制算不算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范畴？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

方言地理学要求对地图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分布情况进行解读。这是 很重要的作业，因为正是语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反映了其历史变化的过程。 如果画出的地图不能让我们得到历史考查的新结论的话 ， 那只能算是在 地图上列出的词汇对照表 。 光是罗列语言特征的分布情况 ， 而不加以历 史的解释 ， 并不是语言地理学 。（ 见贺登崧 《 汉语方言地理学 》 中译本后 记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这话似乎过于绝对了一些。被方言学家们经常引用的一些方言地图集并不一定都包含解释，但是其方言地理学的性质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以方言地图的两种类型（描写性地图和解释性地图）来说，描写性地图是基础性的，而解释性地图往往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二次研究，例如乔治·约克诺威兹根据吉叶龙的调查所进行的法国南北方言分界的研究，就是以吉叶龙的描写性地图为基础的。深入的研究使原始地图的价值得到了升华，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更离不开扎实的描写性地图。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从不含解释的地图绘制到以解释为主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方言地图，特别是原始数据地图，固然不是方言地理学的全部，但方言地理学必得从原始数据地图开始。也许从下面两个角度来理解什么是汉语方言地理学是有益的：

（1） 以方言地图为其最终表现形式的地域方言调查研究 ；

（2） 以方言地图为基础所进行的各项综合研究 。

当然这里头存在专门与附属、自觉与不自觉、系统和非系统的差别，特别是研究者的兴趣差别，例如有的学者绘制方言地图的目的在于研究语言形式的历史变化，而有的学者绘制方言地图的目的在于显示方言分类的趋势。似乎很难说服务于共时研究的方言地图绘制就不属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范畴。

下面介绍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一些实践情况，其中多数属于汉语方言地图绘制的实践。由于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发展史还缺乏专门的研究，这里的介绍完全是举例性的。其他章节已有介绍的不重复，只有方言分布或分区地图的著作原则上也不列入。

1927 年林语堂发表《前汉方音区域考》（《贡献》，本书据林语堂《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 1933），绘制了《前汉方言区域图》和《杨雄“方言”地名并引次数图》。后一图见图 1-01。

1931 年罗常培发表《〈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又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1—21 页，中华书局 1963），文中提供了一幅《六朝诗文用韵中所考见的鱼虞两韵方音分合趋势图》（见图 1-02）。

后藤朝太郎《中国入声之地理研究》，闻宥译，岭南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34 页，广州岭南大学 1931。第 29 页有一幅“入声-k，-t，-p分布现状图”（见图 1-03），是一种面状分布图（方言地图的形式见下文 2.1 的介绍），地图以交叉纹 “示入声之消灭，例如北平语”，以右斜纹 “示入声之现存，例如广州福州语及日韩之字音”。译者附记说：“这是后藤氏《中国古韵K，T，P之沿革与由来》中之一节，因行文的便利间有为译者增减的地方。”本书作者未见《中国古韵K，T，P之沿革与由来》原文，不知其详细的出版信息，但译文既发表在 1931 年，则原文的发表大概要早于 1931 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先后对以下地区的方言进行过调查：两广（1928—1929 年）；关中地区（1933 年）；皖南（1934 年）；江西（1935年）；湖南（1935 年）；湖北（1936 年）；云南（1940 年）；四川（1940 年）。在以上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若干部重要的方言调查报告，包含了相当篇幅的方言地图：

赵元任等 《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 商务印书馆 1948， 书写成于 1938），66 幅

白涤洲遗稿 、 喻世长整理 《 关中方音调查报告 》（ 语言学专刊第六 种 ， 中国科学院 1954），23 幅

杨时逢 《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 中研院史语所 1969），65 幅

杨时逢 《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 》（ 中研院史语所 1974），53 幅

杨时逢 《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 》（ 中研院史语所 1984），47 幅

本书从中选出 5 幅地图以见一斑（图 1-04-图 1-08）。

刘复在《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中已将“编成一部《方言地图》”作为将来工作的目标之一（参看前文 1.3）。1935 年是斯文赫定博士 70 寿辰 ，瑞典地理学会准备征文为祝。刘复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以著文加入这部纪念性学术论文集，遂于 1934 年 6 月 19 日带领弟子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以及一位工友，从北京西直门出发北行，进行民间方言、歌谣的调查采集，不料在田野工作期间染病，不得已赶回北京，等到确诊为回归热时已施救不及，竟于 7 月 14 日逝世，享年 43 岁。一篇本来可以预期的、带有方言地理学倾向的汉语方言声调论文就这样夭折了 。“哲人其萎”，信乎？

比利时神父贺登崧是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曾于1941—1942 年、1948 年调查大同、宣化等地的汉语方言，1945 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后创立方言地理研究室，曾发表多篇附有方言地图的论文。

1943：《 中国的语言地理学 ： 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 ， 第 1 部分 ： 语言地理学的方法 》，Monumenta Serica VIII，103—166， 含 4 幅方言地图 。

1945：《 中国的语言地理学 ， 第 2 部分 ： 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 》，Monumenta Serica X，389—426）， 含 4 幅方言地图 。

1946：《 汉语方言的语音差异 ： 大同方言语言演变举例 》，Monumenta Serica，XI，207—232， 含 2 幅方言地图 。

1958：Linguistic geography of the 宣化 Hsüan-hua region（ 察哈尔 Chahar Province ）（ 宣化地区的语言地理学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 》29 上 ， 含 10 幅方言地图 。

贺登崧自己认为 1943 和 1945“这两篇文章首次把语言地理学用于汉语研究”。上文 1.4（一）提到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主要就是根据贺氏的上述四篇论文编译的，图 1-09 和图 1-10 即选自此书。

据贺登崧（1998，3）， Franz Giet曾发表 Phonetics of North-China Dialects ： A Study of Their Diffusion （华北方言语音：它们的扩散研究）Monumenta Serica XI，1946。作者调查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的 462 个发音人，绘制了有关12 个语音特征的方言地图。

王辅世《宣化方言地图》，15 个项目，34 幅地图，64 个地点，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1994（北京辅仁大学 1950 年硕士论文），图 1-11 和图1-12 即选自此书。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12 幅地图，193 个地点，科学出版社 1960。

四川大学方言调查工作组《四川方言音系》，18 幅地图，《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60 年第三期。

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43 幅地图，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和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51 幅地图，1963（铅印讨论本，非正式出版品）。

潘茂鼎等《福建汉语方言分区略说》，21 幅地图，《中国语文》1963 年第六期。

1967 年钟露升发表《闽南语在台湾的分布》（国科会计划报告，手稿），调查的词目只有 27 项，调查的人数为 448 人，调查点平均分布于台湾各乡镇，每一个词汇都作了方言分布图。［据洪惟仁 2004］

顾百里《澎湖群岛方言调查》，1978 年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由分地报告和综合报告两部分组成。分地报告描写了澎湖的六种乡镇方言，在综合报告中进一步比较六种乡镇方言的字和词（有 500 个调查项，1—426 为字，427—500 为词），再加上另外 82 种村里方言的材料作为参考（有 50 个调查项），并提供了 12 幅澎湖方言地图，图 1-13 即为其中的第七图。此文曾摘要发表于JCL，Vol.14，No.2，1986，但只含 1 幅方言地图。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51 幅地图，包括苏州市区和吴县的 263 个地点，日本龙溪书舍 1981；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图 1-14 即选自此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颜逸明《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2 幅地图，《方言》1981 年第一期。

岩田礼《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方言调查》，15 幅地图（其中两幅为参考图），《均社论丛》11，12 连载，1982。《均社论丛》13 有此文的补充，含 1 幅方言地图，1983。

许宝华、游汝杰《苏南和上海吴语的内部差异》，2 幅地图，《方言》1984 年第一期。此文提出以综合判断的方法来决定苏南和上海吴语两大区的界线。

颜逸明、敖小平《南通金沙话的分类》，1 幅地图，《方言》1984 年第二期。

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山东诸城、五莲方言的声韵特点》，4 幅地图，《中国语文》1984 年第三期。他们在 2002 出版的《诸城方言志》（吉林人民出版社）中提供了 5 幅诸城方言地图，第 5 幅为新增，前 4 幅也有所调整。

颜逸明、严振洲、钱文俊《吴语在江西省境内的分布》，1 幅地图，《方言》1984 年第四期。

熊正辉《电子计算机绘制方言地图的试验》（《中国语文》1985 年第二期，又见《庆祝吕叔湘先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六十年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5）探索如何用计算机绘制方言地图，图 1-15 即为作者通过所编的GWBASIC程序输出的陕北方言地图。

李荣《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方言》1985 年第二期）第三节为“昌黎方言地图综合图及其说明”，2 幅地图（其中一幅为参考图，引自《昌黎方言志》；综合图见本书图 1-16）。此文对方言地图的设计以及同言线的分析都有一些精彩的文字，示范作用较强。

鲍明炜、颜景常《苏北江淮官话与北方话的分界》，11 幅地图，《方言》1985 年第二期。

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平度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别》，6 幅地图，《方言》1985 年第三期。

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山东方言的分区》，14 幅地图，《方言》1985年第四期。

周振鹤、游汝杰《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2 幅地图，《方言》1985 年第四期。

刘村汉《广西蒙山语言图说》，6 幅地图（第 1 图为蒙山县地图，其余 5幅亦不含有语言特征分布图），《方言》1985 年第四期。

钱乃荣《上海市郊音变的词扩散》，3 幅地图（有两幅为参考图），JCL，Vol.13，No.2，1985。

孙维张、路野、李丽君《吉林方言分区略说》，5 幅地图，《方言》1986年第一期。

侯精一《内蒙古晋语记略》，4 幅地图，《中国语文》1986 年第二期。

林焘《北京官话的分区》（《方言》1987 年第三期）以同言线确定北京官话的区域以及北京城区话的区域，提供了 4 幅方言地图（见图 1-17，1-18），是一篇具有示范意义的重要论文。

王群生《湖北方言的颤音》，2 幅地图，《语言研究》1987 年第二期。

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18 幅地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8，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42 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魏钢强《萍乡方言志》，8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0。

钱曾怡、罗福腾《长岛方言音系》，3 幅地图，《内陸ァジァ言語の研究》VI，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1990。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11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1。本书图 119 和图 2-32 即选自此书。

桥本万太郎《古代汉语声调调值构拟的尝试及其涵义》，20 幅地图（可惜未用大开插页，效果较差），《语言学论丛》第十六辑，商务印书馆 1991。

丁启阵《秦汉方言》，5 幅地图（第 5 幅是根据周祖谟校、吴晓铃编《方言校笺及通检》一书所附地图改制的方言地名简图），东方出版社 1991。

钱曾怡、罗福腾、曹志耘《山东肥城方言的语音特点》，6 幅地图，《方言》1991 年第三期。

赵日新、沈明、扈长举等《即墨方言志》，2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1。

太田斋《方言地理学研究二則》，神户外国語大学论丛 43-2，1992。［本书作者所见为正式发表前的打印稿，2 幅地图］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50 幅地图，33 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于克仁《平度方言志》，6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2。

张建民、吴必虎《历史移民对苏北地区方言景观形成的影响》，2 幅地图（一幅为人口迁移图，一幅为方言景观图，含吴语线、吴语痕迹线、入声线），《汉语研究论集》第一辑，语文出版社 1992。

钱曾怡、罗福腾《潍坊方言志》，9 幅地图（包含了语音、词汇和语法项目的点状分布图），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1992。虽然此书并非正式出版物，但作为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中的一种，仍应提到。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50 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3。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25 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许宝华、汤珍珠、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片》，12 幅地图（其中图一为上海市行政区划图，图二为上海市市区图，不是方言地图），《方言》1993 年第一期。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3 幅地图（其中图三、图四不是方言地图，图五为浙江省地名同名线略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李荣《禁忌字举例》，1 幅地图（山东省笔字的音的分布，据钱曾怡教授），《方言》1994 年第三期。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45 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4。

颜逸明《吴语概说》，6 幅地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63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7。

平山久雄《北部晋语声调调值的系谱分类》，1 幅地图，余霭芹、远藤光晓编《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内山书店 1997。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68 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

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55 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涂春景编著《苗栗卓兰客家方言词汇对照》（1998，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发行），13 幅地图。除一幅为方言点分布图外，都是词汇分布图，涉及卓兰镇的 13 个地点方言。

曹志耘《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1 幅地图，《语言研究》1998年第一期。

严修鸿《连城方言中古全浊声母今读的四种类型》，1 幅地图，《语言研究》1998 年第二期。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2 幅地图，语文出版社 1999。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36 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游汝杰《吴语里的反复问句》，2 幅地图，收于《游汝杰自选集》97—121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又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136—163 页（本书图 1-20 即选自此文），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此文作于 1991 年，但发表于《中国语文》1993 年第二期时做了删节，没有地图］

伍云姬《湖南方言中表处置和表被动的介词词源的研究》，3 幅地图，JCL Vol.27 No.2，1999。

伍云姬《语音要素在词汇语法化进程中所担任的角色：湖南方言实例剖析》，2 幅地图，伍云姬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岩田礼 The Jianghuai Area as a Core of Lex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 A Case of the Kinship Term “ ye 爷 ”，3 幅地图，《语言变化与汉语方言：李方桂先生纪念文集》179—196 页，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和美国华盛顿大学 2000。

Laurent Sagart Two Jiangxi Sound Changes in Spatial Perspective ： The Case of th- ＞ h- and tsh- ＞ th- ，2 幅地图，同上。Sagart在 On Distinguishing Hakka and Non-Hakka Dialects （JCL Vol.26 No.2，1998）一文中还指出“方言地理学是研究汉语方言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Geographical approaches to Chinese dialectology hold much promise）。

刘淑学《中古入声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读音研究》，7 幅地图（只有 3 幅为方言地图），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谭达人《涟源方言里的舌面前塞音声母》，1 幅地图，《语言学论辑》第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24 幅地图，限于语音，齐鲁书社 2001。

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66 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丁邦新《从特字看吴闽关系》，1 幅地图，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2。

秋谷裕幸《闽语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齐韵开口字》，1 幅地图，同上。

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8 幅地图（其中一幅为南部吴语地区图），商务印书馆 2002。

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化》，19 幅地图（第二幅为地理地形图，最后一幅为综合地图，提供了关中地区的 6 条同言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19 幅地图，中华书局 2003。

马静、吴永焕《临沂方言志》，13 幅地图，齐鲁书社 2003。

熊燕《客、赣方言蟹摄开口四等字今韵母的层次》，1 幅地图，《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七辑，商务印书馆 2003。

陈立中《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8 幅地图，刻画客家话在湘东、湘南的分布情况，岳麓书社 2003。

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5 幅地图（其中一幅为汾河流域地形地貌示意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曹延杰《宁津方言志》，4 幅地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项梦冰《客家话古非组字的今读》，7 幅地图，《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商务印书馆 2003。

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14 幅地图。第一幅为“西汉方言区划图”（分为 12 区），第二幅为“《方言》地名图”，其余各幅按 12区分别绘制，有次方言的划分，并标明方言扩散的方向和强度，巴蜀书社2003。此书是根据作者跟杨钢、华学诚合作的《扬雄方言研究》（巴蜀书社1992）一书中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部分补充、修订而成的。

张维佳《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1 幅地图，《语言研究》2004 年第二期。

项梦冰《连城客家话古宕摄合口三等非组字的今读》，3 幅地图，《闽西方言调查研究》第一辑，新星出版社 2004。

一些学位论文往往也包含若干方言地图，下面略举几例：

中西裕树《从调类分派看客赣两方言的关系》，1 幅地图（手工绘制），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86。

李倩《银吴片方言两字组连调研究》，3 幅地图（电脑绘制），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6。

严修鸿《连城方音研究》，12 幅地图（手工绘制），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1997。

熊燕《客赣方言若干音类的演变：兼论客赣方言之异同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10 幅地图（手工绘制），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

彭泽润《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90 幅地图，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本书作者未见原文］

熊燕《客赣方言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17 幅地图（第 1 幅为方言点分布图，电脑绘制），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日本学者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译介、探索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

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9 幅地图，210 多个地点，日本好文出版 1989。

岩田礼等《漢語方言地図集（稿）》，18 个项目，24 幅地图，日本平成1—3 年度科学研究费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 分册，1992。

平田昌司等《漢語方言地図集》，38 个项目，88 幅地图，日本平成 5—7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2 分册，1995。［本书作者未见原书］

O.I.Zavyalova ＆ E.B.Astrakhan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a （中国语言地理学），含 41 幅北方话方言地图，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1 分册，1998。［源自作者的《官话区内部的地理分界》（英文，日本 CAAAL 21 号，1983）和《中国的方言和普通话》（与人合著，Наука，1985，莫斯科）。］

遠藤光暁等《漢語方言学論文集》，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3 分册，1998。内有岩田礼等《捲舌音声母方言デ-タベ-ス（RTFL）の作成とその：コンセプト、仕樣、方言地図作成への応用》。

平田昌司等《中国の方言と地域文化》（4），日本平成 5—7 年度科学研究費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4 分册，1998。内有木津祐子的《W.A.グロ-タ-ス『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

松江崇《揚雄〈方言〉逐条地図集》，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4 分册，1999。

遠藤光暁等《漢語方言地図集（稿）》第 3 集，33 个项目，97 幅地图，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研究成果报告书第 5 分册，1999。

远藤光晓等《言語類型地理論シンポジゥム論文集》，日本平成 9—11 年度科学研究費基盤（A）研究成果報告書第 7 分册，2000。

图 1-21，图 1-22 即为日本学者绘制的汉语方言地图。

曹志耘主持的中国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目前正在进行中，属于中观尺度的布点（方言地图的布点参看下文 2.2），其最终成果将包含相当规模的汉语方言特征分布地图，所有的数据均来自最新的调查（课题组编制了专门的调查表格），这无疑是汉语方言地理学领域的一次盛举，人们将拭目以待。

[1] 贺登崧的这一批评影响很大，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 1959，143）、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就职演讲，香港中文大学1966 年出版，本书据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19）、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411）、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505）、Jerry Norman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189）等都曾提到这件事。 W/Qt+DAqTzcSHYwtI9WLejsCcOJmduN1J5aej95eKZSUM+OaLcRog0Wh5WPUNN7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