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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学，是由北京大学的歌谣采集工作引发的。
北京大学从 1918 年起开始收集民间歌谣，同年还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在记录歌谣时遇到了语音记录和词义解释的问题，因此又引发了对方言研究的兴趣。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指出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功夫”，但“方言仍自有他应该被研究之独立的价值在”（《歌谣》纪念增刊，1923；本书据《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6，42 页）。
林语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1923，本书据林语堂《语言学论丛》239—243，上海开明书店 1933）也强调“方音研究应该有独立的身份与宗旨，不应该做附属于歌谣研究之下之一物”，林氏在第一个观察点“应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及观察方言畛域现象”说了如下三样事：
第一 ， 便是我们研究一方的音还是不足 ， 则须连带着研究与这一方邻 近的音 。 因为方音的变法是有层次的 ， 是渐渐的 ， 如单知道 A 方音与 C 方 音 ， 而 B 方音 （ 即 A C 当中的方音 ） 不研究 ， 我们还不能说实在懂得 A 或 C 方音的关系 。 我们懂得这变动连带的关系 ， 然后我们的研究法是活的研究 法 ， 不是死的研究法 。 死的研究法是取静的 （static） 见地 ； 活的研究法是取 动的 （dynamic） 见地 。 死描写一方言有何种音 ， 还不如描写此种各类音是 如何变化而来的 。 科学治事必求其故 ， 原因明白 ， 然后我们的事业可告完 毕 。 又此种音声在空间变化的痕迹 ， 就可当作声音在时间变化考察的材 料 。 换一句话说 ， 东西南北方音的递变 ，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古今语音历史 的递变 ， 方音研究材料可做古音学理论的事实的客观的佐证 。
还有一件 ， 就是区分方音界域问题 。 头一件 ， 我们中国到底有几种方 音 ， 连考定都未曾考定 。 福建一省有几种方音 ？ 直隶一省有几种方音 ？ 云 南贵州省里有几种方音 ？ 这都应该知道而尚未知道的 。 第二件方音的传 布区域形式是如何 ？ 应该是很有趣的研究 。 譬如广东福建省里的所谓 “ 客 家 ” 话的传布区域 ， 就是客家民族殖民区域的大概现象 。 客家殖民有无所 谓 “ 海岛式 ” 的 ， 即迁移的遗民已与本族断绝关系 。 我听说有浙江温州的渔 村是会说我们闽南话的 。
再方音有无界线 ， 是语言学一大争点 ， 大有趣的问题 。 方音界线如何 断定 ， 有没有明确的事实指示 ， 可使我们做凭借 ？ 山川险阻是不是便一定 是方音区域的界线 ？ 是政治文化区域影响大 ， 还是地势河道的影响大 ？ 据 我们推想总是名山大川必为方言的界线 ， 然而瑞士顶高的一个 Mont Blanc 峰岭 ， 据极详细的调查出来到完全与瑞士音变的界线全无关系 。（ C.Haag：Die Mundarten des oberen Neckar-und Donaulandes）。 研究方音有无 界线问题 ， 及方音界线与政治区域 ， 或是人种区域关系问题 （ 方音的划分是 不是便可算是种族的不同 ？） 有许多可供参考材料 ， 如 F.Wrade：Ethnographie und Dialektwissenschaft；L.Gauchat：Gibt es Mundartgrenzen；E.Tappolet：Ueber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geographie 等等 。
再考查方音递变 ， 须在地图上考定所谓 “ 同音圈线 ”（Isoglossen）。 凡一 音传布的区域用一颜色的 “ 同音圈线 ” 分别他 ， 某方音中的何一种特象 （ 无 论是用字上或是文法上的特象 ） 也用一色的 “ 同音圈线 ” 注明此特象所传达 到的区域 。 此种 “ 言语地理学 ”（Sprachgeographie） 的工夫是最要紧的 。 此 许多同音圈线必定互相交串 ， 互相出入 ， 呈错综复杂现象 ， 然也有同音圈线 相合并行的 ， 合许多同音圈线而成为一大 “ 同音带 ”（Isoglossenguürtel）， 这 常常可为方音界线的凭借 。
可以说，方言地理学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方法，以及方言地理学的一些常见的议题，都在上述短短的几段文字里有了一个交代。
在上述看法的影响下，北京大学在 1924 年成立了方言调查会，宣言书中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第一、二项即为“绘成方言地图”、“考定方言音声”。
1925 年刘复从法国学成回国，10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发表题为“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的演说
，其将来工作的第二项为：
打算用相当的方法 ， 调查各地的方音 ， 著成一部 《 方音字典 》； 如果调查 顺利 ， 作工的人也多 ， 还希望按照法国语言地图的办法 ， 编成一部 《 方言地 图 》。 我觉得中国的音韵学 ， 如果不改变方针 ， 向方言中去研究 ， 却只向古 书堆中去乱钻 ， 恐怕是无论如何用功夫 ， 结果总不能十分完满的 ， 所以在这 方言一件事上 ， 非努力作工不可 。［ 按 ： 标点符号有所调整 。］
刘复的“编成一部《方言地图》”跟方言调查会的“绘成方言地图”可谓“不谋而合”，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件事并未开花结果。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具体开展主要是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的事。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的若干年中，语言研究工作主要就是调查方言，但其结果并不是以大型方言地图集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大卷本的方言描写报告为主体，方言地图只是点缀。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工作所体现的以描写记录为主的做法从此大行其道，使得汉语方言学形成了跟西方迥异的学术传统——汉语方言学的主体是描写方言学，而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则只是它的一种补充。这种局面至今没有什么改变。例如许嘉璐等主编的《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汉语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部分（162—189 页）虽然谈到了方言分区和《中国语言地图集》，但是几乎没有方言地理学的地位。
曹志耘（2004a）指出：
在英语文献里 ，“dialectology” 与 “linguistic geography” 的使用次数之比 约为 1∶ 6； 在汉语文献里 ，“ 方言学 ” 与 “ 语言地理学 ” 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 15∶ 1。 如果把 “dialectology”、“ 方言学 ” 作为一类 ， 把其余的 “linguistic geography”、“ 语言地理学 ” 等含义更为相近的术语作为一类 ， 那么在英语文 献里 ， 二者的使用次数之比约为 1∶ 11， 在汉语文献里则约为 9∶ 1， 两个数 据几乎相反 。…… 这两种术语实际上已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 。
衡量这种不同的学术传统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即在通论性著作中出现方言地图的比例。下面是两本西方方言学著作和六本汉语方言学著作中方言地图出现频率的比较。
统计的 8 本著作分别为：
（1）Dialectology A： Dialectology ： An Introduction ，W.N.Francis，Longman 1983。
（2）Dialectology B： Dialectology ，J.K.Chambers ＆ P.Trudgi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1998（ 按 1998 的第二版统计 ）。
（3）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 李荣 ， 科学出版社 1957。
（4）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 詹伯慧主编 ，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2001。
（5） 汉语方言学 ： 李如龙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6） 汉语方言概要 ： 袁家骅等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0 ／1983。
（7） 现代汉语方言 ： 詹伯慧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8）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 侯精一主编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两本西方方言学著作方言地图的平均出现频率约为每 6 页 1 幅，6 本汉语方言学著作方言地图的平均出现频率约为每 52 页 1 幅。此外，从方言地图的种类来看，中外的差异也很明显：西方方言学著作中的方言地图种类多，形式灵活，以语言特征分布图和同言线图为主，而上述 6 本汉语方言学著作中的 16 幅方言地图有 12 幅属于方言分区或分布图，语言特征分布图和同言线图分别只有两幅。
从 1928 年赵元任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 4 种），汉语方言学已经走过了近 80 个年头。这期间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80 年代以后，汉语方言学更是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然而，汉语方言学要取得进一步的深入，开展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许多问题如果缺少方言地理学的视角是无法取得一个全面的认识的。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复杂，是开展方言地理学研究的极佳场所，而描写方言学在中国的充分发展也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的展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更是给汉语方言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可以预言：汉语方言地理学必将在中国得到令人振奋的发展，今后的汉语方言学将逐渐形成一个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社会方言学“四驾齐驱”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