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工程指标
——测量和度量

Gunnar Westholm

本书总结了主要国际机构对“科学与技术”人员，特别是工程师的国际可比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公布过程中所开发和使用的方法以及其中遇到的问题。它描述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使用这些方法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主要国际机构的作用（UNESCO、OECD、Eurostat、ILO等）。

本节特别介绍了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对研究和发展资源的测量、OECD／Eurostat的《堪培拉手册》对科学和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和流动的测量，以及OECD／UNESCO／Eurostat关于博士学位获得者职业生涯的项目。介绍了国际教育及就业的分类（ISCED，ISCO）。简要介绍和讨论了大量关于工程教育和就业（招生、毕业生、性别等）的统计表。

本节将探讨科学和技术（S＆T）指标的历史问题及其理论定义和实际应用，将涉及人类总体的科技资源，适当的时候还将特别介绍工程和工程师，本书还将讨论（UNESCO、OECD、Eurostat、ILO等）主要国际组织在制定国际分类和数据收集中的作用。少数国家科学技术政策机构（特别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经验和程序也将被提及，希望能够对其他国家或机构提供借鉴。

一些地方或区域的数据在本报告的其他部分有所涉及，所以本节试图提出国际层面合理、可比的统计数据（其中大部分来自上述国际机构的数据库，主要涉及工程教育）。大多数工业化经济体的数据相对比较完整（特别是OECD或欧盟的正式成员），而其他地区的数据完整性不足（虽然基础较低，但UNESCO统计中心正在努力收集数据，数据的覆盖率正在迅速提高）。

4.1.1 对科技数据和指标的需求

能力和竞争力是成熟的科技政策的核心，工程和工程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广义的工程师有时会首先与“大科学”（高科技、航空航天、核、国防等）联系起来。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建、运行、维护和改善（工业、能源、交通、通信、农业、健康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中，也许还包括对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方面（如可再生能源技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等）创造新的、重要的认识。

据报道，缺乏合格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目前许多工业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创新型企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这份报告会突出工程和工程师的重要性及其角色的意义。然而，决策者并不一定总是能够知道或获得定量和定性数据。

无论如何定义科学家和工程师，从最早的统计开始，他们的数据就已经列入传统的国家统计框架内，比如在人口、劳动力、教育调查或全国人口普查中。由于政策领域（如科学和技术政策）对这些数据的兴趣出现的较晚，因此造成现有数据的不足，在许多情况下难以满足新的要求。因此，各方已采取许多举措在国家和国际的层面收集数据，以满足这些新的要求。在所有问题中，政策制定者最关注的是：科学和工程劳动力老龄化、对普遍或特定水平的高素质人才（以及他们适应和创新的能力等）的供需、性别、人才流失和人才引进（为移民政策提供参考）、年轻人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兴趣水平等。

4.1.2 统计的困境：什么是工程，谁是工程师

工程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经济活动，有很多教育和政策性建议对工程师的特点进行了界定，并用不同的方式满足国内和国际对可比数据和指标的需求。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信息的有效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特别是在工业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反过来，这是因为教育和培训工程师的组织类型与国家的数量一样众多（当然多于培训科学家的组织数量）。

此外，对“工程”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或对劳动力中谁是真正的工程师，没有明确的定义使国际比较成为可能。工程师也许是从不同水平的工程教育（一种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毕业的个人，或者是一名注册工程师或从事工程师的工作（一种成员或职业模式）。对工程技师的定义存在同样的问题。从最初的统计和指标开始，工程、技术和工程师的领域就与科学合在一起，这一事实当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通常会将“科学技术”或“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统计项）。

4.1.3 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研究和开发资源的测量

基本定义

20 世纪 60 年代初，OECD最早提出对国家科学和技术（S＆T）的支出和劳动力进行系统测量的建议，成就了《弗拉斯卡蒂手册》。该手册得名于在意大利弗拉斯卡蒂举行的会议，最新的版本是 2002 年发行的第六版。

即使 1962 年的第一稿大纲讨论了对一个国家的年度科技资源进行评估，但他们很快就减少到只测量研究和开发（R＆D）的支出和人员。研发仅代表一国科技活动总量的极小一部分（在以下UNESCO中有更详细的讨论），而且研发和其他相关活动之间的界限很难界定。《弗拉斯卡蒂手册》的所有后续版本对界限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同时涉及了研发中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国际研发数据的收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需要新的概念、定义和探索指南。《弗拉斯卡蒂手册》对研发的定义如下：

“研究和试验开发（研发）包括在一个以增加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储备，并使用知识储备开发新的以应用为目的的系统基础上进行的创造性工作。”

——2002 年《弗拉斯卡蒂手册》第 63 段

手册对研发人员的基本统计范围定义为：

“所有直接受雇于研发工作以及那些提供直接服务的个人，如研发经理、行政人员和职员，都应该被统计。”

——2002 年《弗拉斯卡蒂手册》第 294 段

上述对研发的定义非常理论化，涵盖了“基础研究”或“基本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然而，尽管有许多反对声音，这个定义一直在使用。需要注意的是，OECD在 1983 年以前使用《弗拉斯卡蒂手册》收集的数据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之后才增加了“……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的定语，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中的研发包含进来（与UNESCO的做法保持一致）。

衡量人力资源的问题

在研发人员的测量中有一个具体的难题。在许多情况下，研发不是一个全职的活动，例如在一些企业或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职活动。因此，通过“人头数”的方式把以任何形式参与研发的所有人统计在内，会使人力资源投入严重膨胀。由于当时对统计的兴趣集中在全部真实的研发资源，在一开始就有人建议将人头统计变成（即减少成）全职当量（FTE）或“年／人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唯一推荐的方法。

很久之后，各种按人员数量（如工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女性科学家占科学家总数的比例等）统计的数据集强化了指标工作，对人头数的兴趣又重新出现了。因此，在《弗拉斯卡蒂手册》2002 年版本中，全职当量和“人头数”是同等重要的。

从研究和开发统计到科学和技术指标

当时，OECD的研发统计服务与国家中央统计局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些类似：收集数据（通过对国家主管部门的调查）、处理和公布统计结果。对资料的分析还不是重点的工作。

然而，渐渐地，OECD成为自己的研发统计的主要客户，这些统计数据被用在不断增加的政策研究中。数据分析的动力帮助识别了理论指南中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后续版本的《弗拉斯卡蒂手册》中得到修正。类似的，OECD研发／科技指标系列开始推出，这主要是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经验的启发。

主要的国际标准分类

所有《弗拉斯卡蒂手册》的建议从一开始就参考了国际通用的标准分类，包括联合国国民核算体系（SNA）、国际标准教育分类（ISCED）、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和所有工业活动国际标准分类（ISIC）。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类已被多次修订（进一步的修改仍在进行中），因此，OECD的指南也必须遵循这些分类标准。参考教育或职业分类，对研发人力资源系列有很大的影响。

多年来，《弗拉斯卡蒂手册》必须对新的政治重点或最新的科技政策热点做出回应，从战后“大科学”的目标（航空航天、核、国防等）到更多社会导向的目标（社会政策、环境、卫生、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等）。

《弗拉斯卡蒂手册》建议国家经济体制按研发的支出和就业（人事）分为四个广泛的部门：商业企业、政府、高等教育和私人非营利部门。除了政府部门，《弗拉斯卡蒂手册》对各部门提出了更详细的分类。对于商业企业部门，按照ISIC划分了详细的工业分支；对高等教育和私人非营利部门，参考ISCED分为六个广泛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分别为“自然科学”、“医学”、“农业科学”，加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本报告特别关注的“工程和技术”。

不言而喻，从未有过按上述详细分类的国际工程数据。唯一可获得的（通常仍然相当稀缺）信息是高等教育和私人非营利部门的研发支出和人员数据。不过下文讨论了一些新的科学领域（指一些人力资源的统计表，主要是为本报告编制的教育统计）。

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的具体分类

为了分析研发人员系列（以及其他科技人员系列），《弗拉斯卡蒂手册》采取了两种平行的方法。第一种是按照职业，第二种是按正式的学历水平。这些都是根据国际劳工局（ILO）《1990 年国际职业标准分类（ISCO）》以及UNESCO《1997 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所定义的。

在按职业分类的方法中，《弗拉斯卡蒂手册》界定了三大类研发人员：

·研究员：“……从事构思或创造新的知识、产品、工艺、方法和系统，以及有关项目管理的工作。”

·技术员和类似人员：“……完成其主要任务需要掌握一个或多个工程、物理和生命科学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技术知识和经验。他们通常在研究员的指导下，完成相关概念应用和操作方法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参与研发。其他类似人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员指导下参与相应的研发工作”。

·其他辅助人员：“……包括参与研发项目或直接与这些项目相关的熟练和非熟练技工、秘书及文书人员。”

“研究员”的类别也经常被称为“科学家和工程师”（RSEs），是与本报告关系最密切的类别。

按正式学历水平的分类方法，研发人员根据学习水平（一般而言与学习期限有关）被分为六大类（ISCED 1997 年），无论所获的科学和技术最高学位的具体学科：

·ISCED 6 级：大学博士水平的学位获得者（最高的子分类是高等教育第二阶段，毕业者可获得高级研究资格）。

·ISCED 5A级：博士以下水平的基本大学学位获得者。

·ISCED 5B级：其他高等教育文凭的获得者。

·ISCED 4 级：其他中学后非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

·ISCED 3 级：中等教育文凭获得者。

·其他资格。

与ISCED1976 年以来的版本相比，最新的 1997 年ISCED在教育统计系列上也有所突破，特别是正式学历水平的分布。对最近（2004 年）OECD／UNESCO／Eurostat发起的对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职业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国际流动性的研究来说，新的高等教育水平的子类“毕业者可获得高级研究资格”（可以理解成为博士学位而准备）在关于招生的教育统计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

ISCED首先是一个按照学习水平分类的教育目录，它同时也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学习领域的记录，经常作为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分类参考列表，而不仅仅是教育分类，例如机构、科学项目、报告和文章的分类等。

从国际上看，不管如何定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它都是很具国家特色的。从各种中级资格水平的期限来看更是如此（不论是否具有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实习训练或学徒培训）。在一些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多科性理工学校逐渐升级到大学的地位（护士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培训也有同样的趋势）。

4.1.4 UNESCO关于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统计与指标

与OECD几乎同一时期，UNESCO发起了其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第一份国际调查。他们原计划涵盖一个国家的所有科技活动，但是实际上，像OECD的调查一样，只集中在研发的测量上。UNESCO的临时调查准则必须考虑到其会员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分为“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已是OECD成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UNESCO必须为科技和研发资源的共同报告制定一个特殊的机构部门分类。尽管这两种资源都是根据联合国SNA分类，但与OECD的资源是非常不同的（事实上，只有高等教育界的分类是一样的）。

UNESCO对全球经济中科技总支出和人员的系统化测量的主要理论贡献可以追溯到 1978 年，它们雄心勃勃出版的《关于科学和技术统计的国际标准的建议》和其他相关实用原则。

《关于科学和技术统计的国际标准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完整而详细的关于衡量“科学和技术活动”（STA）的目录：

·研究与试验发展（研发），与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的定义类似。

·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的科学和技术教育和培训（STET）。

·科学和技术服务（STS）。

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而言，STS类别的覆盖面是完备的，但如今已过时，急需修订。例如，它没有包括新出现的学科，如空间科学、信息和通信服务、创新、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因此急需重新修订。

很难对OECD和UNESCO的数据进行比较，尤其是科技和研发支出。当时，OECD是以美元为单位对支出进行国际评估的。考虑到其成员国相对同质化，它还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方法。然而，UNESCO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以本国货币为单位公布支出数据，不利于国际分析。在购买力平价（PPPs）公布之后，货币转换的问题已逐渐被克服，现在已系统应用于大多数财务数据的国际比较。

鉴于对支出统计的技术问题，人们期望进行人员数据的国际比较更加容易。但是，在UNESCO的指南中，职业和教育标准之间存在混淆，所以人员的比较也有阻碍。而且，由于UNESCO的人员数据通常是按照人头数统计（而OECD使用的是全职当量）广义的科技活动中的人员（而OECD的数据仅集中在研发活动人员上），这就使比较更加困难。

换言之，与OECD成员国的相应数据对比时，来自UNESCO成员国的（支出和人员）数据要高得多。在“冷战”时期，这表现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在科技资源上的明显优势（与军事紧密相关的资源），使西方变得担忧（西方的数据分析能力也许还没有达到最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UNESCO的许多成员国退出后（其中美国是UNESCO主要的经济贡献国），预算大幅削减，统计工作受到阻碍。直到 1999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成立了全新独立的UNESCO统计研究所UIS（替代了以前的统计部），UNESCO对教育和扫盲、科技、文化和通信的统计活动才得到恢复。这就需要加强数据收集、传播和方法论发展的内部工作以及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以及更多的自身或外包的分析工作。

4.1.5 OECD／Eurostat《堪培拉手册》关于科技人力的储备和流动的测量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非常担心劳动力市场上很快会发生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匹配。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大量人员的离开：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在战后首次大科学时期进入科技事业的大量人员即将退休。其他因素强化了这些担忧，如人口趋势、国家经济日益增强的技术密集型性质（例如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令人不安的青年人对科技事业的兴趣下降等迹象。然而，与此同时，有人还担心其他的问题，比如一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防工业的缩小可能在实际上导致高技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盈余。

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发生。与其他专业相比，科技研究专业的在读人数的绝对值持续增长（尽管相对值下降）。“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例如已在过去获得的科技能力但并未从事该部门工作的妇女和少数民族（“漏管现象”），加入了科技劳动力中。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无论是通过训练有素的专家移民的方式，还是通过大量留学生毕业后留在东道国的方式，所谓的“人才获得”一直存在。

毫无疑问，许多担心与其说是有坚实的数据基础，还不如说是基于传闻。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机构能够向决策者提供相关的信息和统计数据。这带动了OECD与Eurostat密切合作，在 1989 年开发了另一套评估国家高素质人员的储备和流动的指南和指标。新的指南与其他衡量科技活动的手册类似，但远远超出《弗拉斯卡蒂手册》仅仅覆盖研发的统计面。在新指标的说明中，它明确宣布不启动新的数据调查。相反，只调用和检查已有的数据集（如教育和劳动力统计数据），尽管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些数据并没有被设计作为具体科技分析的基础。OECD其他后续的科技活动测量手册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见下栏）。

经过几年的紧张工作和讨论，一个新的手册于 1994 年在澳大利亚的专家会议上得到批准。为感谢国家机构的支持，它被命名为《堪培拉手册》。

为了这本手册，一个新的名词“科技人力资源（HRST）”诞生了。《堪培拉手册》所提出的所有指导方针与国际标准保持高度一致，尽可能考虑高技能人才的供应（教育，就学历而言）和需求（职业，就工作或职位而言）的各个方面，以满足两者交叉出现的分类。优先考虑两个标准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这两种功能必须为科技人力资源所利用（根据ISCED-1976 和ISCO-1988 的交叉分类）。

广义的科技人力资源定义如下：

“科技人力资源是符合下列条件中任一个的人群：成功地完成了科技研究专业第三个层次的教育；或者不完全符合以上资格，但受雇于通常需要以上学历的科技职业。”

——1995 年《堪培拉手册》第 49 段

当然，这种描述仍然相当模糊，因此它常有许多补充标准。“储备”表现了科技人力资源在特定时间点的情况，而“流动”是指一段时期里（一般为一年）储备的流出或流入。

针对这些变量，《堪培拉手册》提出以下定义：

· 科技人力资源的储备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满足科技人力资源的定义的人的数目。”（1995 年《堪培拉手册》第 107 段）。例如，在一个特定日期，在一个国家和部门工作的物理学博士。

· 科技人力资源的流动 ：“……在一个时间段开始时不满足上述科技人力资源任何条件，但在期间获得至少一个条件（流入），以及在一个时间段开始时满足科技人力资源定义的任一条件，但在期间内不再满足这些条件（流出）的人的数量。”（1995 年《堪培拉手册》第 109 段）。例如，某一年从国家的大学毕业的电子工程师的数量就是流入。

· 内部流动 ：“……科技人力资源储备的一部分，在一段时间内，其中的一些特征产生变化但并未失去科技人力资源的本质特征的人的数量。”（1995 年《堪培拉手册》第 112段）。例如，改变了就业部门或获得了一个更高的ISCED学历的人的数量。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几乎每个具有相关学历或受聘于某些相关活动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科技人力资源。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某些资格或职业比其他的更让具体的科学和技术政策感兴趣。因此，科技人力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大学水平的科技人力资源和技术员水平的科技人力资源（此外，还有人可能从许多不同的专业毕业，但我们的科技劳动力分析并不是对所有的专业都有同样的兴趣）。

不同的文凭又被分为小类，最高层次是“核心覆盖”高等教育中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医学科学、农业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最高学历。其他类别（“延伸覆盖”和“完全覆盖”）是指人文科学等其他专业或不太相关的低层次培训。

如同《弗拉斯卡蒂手册》，《堪培拉手册》还回顾了许多技术问题，如：分类单位（报告与统计单位）；人头数与全职当量；科技人力资源劳动力的人口统计（年龄分布、性别、民族、种族）；以及定量和定性结合的问题，包括失业、培训和再培训、工资、退休年龄、公众对科学和技术的态度等。

还有一个针对科技人力资源储备和流动目录的国际和国家数据来源的评价记录，主要是OECD，Eurostat和UNESCO教育和研发统计，联合国国际劳工局（ILO）和全国人口普查的劳动力统计。所有这些基本数据都是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给国际组织的，国家统计局有比公布的综合数据更详尽的数据库（公布的国际数据按照最低的一致特点）。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业化国家（如北欧国家）也保持了详细的科技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国家记录，就像许多专业机构一样（此处特指国际和国家工程协会）。虽然人口普查间隔几年才进行（有时是 5～10 年），但是通常他们的覆盖面超过（每年甚至每季度的）家庭或就业／劳动力调查。通常这些调查仅基于采样，这意味着很多科技人力资源要求的详细信息会消失（如性别层面的数字）。

正如已经提到的，《堪培拉手册》虽在理论上颇有建树，也尝试一些重要的方法和分析（特别是Eurostat），但很难在实践中进行协调的比较。这些问题基本上是由推荐的数据源不足产生的。ISCED在 1997 年进行了修订，许多层次和学科的数据不再被覆盖（如前所示），但是《堪培拉手册》尚未进行修订。但如今《堪培拉手册》关于科技人力资源的概念和定义已获得全球公认，成为大多数科学技术劳动力分析研究的主要参考。

4.1.6 博士学位获得者职业的国际研究

最近——当然也是最有价值的——正在进行的国际科技人力资源项目勾勒出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生涯（CDH）和他们的流动性，再次由OECD，UNESCO统计研究所和Eurostat合作。这个项目需要另外的指南，新的指南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的实践，而不是《弗拉斯卡蒂手册》或《堪培拉手册》。

CDH项目的目的是收集关于科技人才中这一重要类别的许多定量和定性的变量信息，不仅是绝对或相对的数字（有关人口、劳动力或其他特性），还有关于他们的其他信息，比如：

·人口特征（性别、年龄等）；

·教育特征（受教育程度、获博士生学位的年份、年龄、博士学位的专业、毕业年龄、博士学位持续的月数，博士经费的主要来源）；

·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和特点（闲置率和失业率、全职与兼职、就业合同类型），工资（研究者的平均年薪，按性别、就业部门和就业领域区分）；

·国家来源、流动性（国际的、国家的、工作流动性、流动性的意图）；

·就业满意度；

·成果（文章、书籍、专利、商业化产品或流程等）。

第一轮CDH试点调查仅选择了七个志愿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葡萄牙、瑞士和美国），于 2005 年启动，2007 年公布了第一次初步结果。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启动了第二次调查。到 2008 年中期，OECD收到了至少 25 个国家的回复，其中有一些是新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

这种参与广泛和迅速的调查清楚地体现了新的CDH方法在评估科技人力资源中对国际和国家政策的兴趣。此外，它与公众和私人对创新的关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对服务部门的关注，服务部门的研发投资比制造业增长的更快。

这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关于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工作环境的统计，虽然他们尚未系统地出版。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的一个子集——所有参与国都共有的——被分离出来，构成一个目标群体：70 岁以下，在 1990 年至 2006 年内获得文凭。

2005 年CDH调查的国家覆盖并不全面，也不能代表全球经济，更不是以工程为导向的（第二次调查也是如此）。然而，首次实践经验由第二次调查的结果所证实，回应了当今科技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大多数顾虑。

这些CDH调查如果得到进一步扩大和细化，将会阐明全球层面有关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储备和流动的问题，我们希望从中长期来看，其结果会对利益的具体分支有重大意义，比如工程职业。

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发展额外的资源并完善方法论。这对于国际标准分类（ISCED，ISCO和ISIC）详细的次级分类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分类中，作为一个学科的工程，或者作为一份职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仍然很难从广义的科技中分离出来。无疑需要说服这些统计机构为满足客户需要提供更具体的数据——但是由谁来做？

在等待OECD／UIS／Eurostat公布前两次CDH调查更为全面的结果期间，讨论了下列一些有趣的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数据是针对所有科技博士学位获得者，但与工程或工程师的联系非常有限（许多数字仍有重要意义）。

主要指标之一是以绝对数字报告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无论是OECD的成员国，还是它以外的地区（如中国、印度和巴西），高等教育都在大规模地扩张，高技能人才的全球储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迅速增长。1998 年，整个OECD地区授予了大约 140000 个博士学位，而 2006 年登记的约为 20 万，增幅超过 40％。尚未有任何对博士学位获得者，尤其是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国际储备的评估，但CDH的研究表明，举例说，到 2006 年美国大约有 340000 名博士毕业生（1990～2006 年）（所有学科），德国有近275000 名。

调查还分析了各国每 1000 个劳动力中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数量。2002 年（第一次CDH调查）得出以下比例，说明国家之间相当大的变化：瑞士（27.5）、德国（20.1）、美国（10.7）、加拿大（8.2）、澳大利亚（7.8）、葡萄牙（2.6）、阿根廷（0.5）。

调查涵盖的所有欧洲国家显示，自然科学是其博士学位获得者主要的（第一或第二）专业领域，而其他主要科技领域的比重差异很大。在扩展后的欧盟内，至少 2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只有一个或两个例外，而在其中七个国家甚至达 30％～40％。

在同一系列里，数据显示在欧洲一半左右的国家中，工程博士学位约占总博士学位的 20％，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在东欧国家，工程的相对重要性非常显著（见下文），然而在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爱沙尼亚和西班牙（大约 10％），有其他偏好（在德国医学科学占 30％，西班牙是 20％）。在大多数国家，人文科学占总博士学位的 10％～15％。该研究报告估计在美国工程科学博士学位占大约 15％的份额。

虽然在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上（在读人数、毕业生），妇女的人数逐渐等于或超出男性的人数——当然在专业领域和国家之间仍有差异——但在所有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及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中，与男性相比，她们仍然代表性不足。她们也极少从事典型的工程和技术人员的职业和研究工作。1990～2006 年，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占据了总数的 30％～50％，2006 年，22 个（欧洲和美国）国家的平均值不到 40％。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自 1998 年以来，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增加比男性快。但她们仍然要在科学领域（平均占总博士学位的 38％），尤其是工程领域——2006 年她们只占总博士学位的21％——追赶男性。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专业存在差异，目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整体失业率（2006 年不超过 2％～3％）是低级别文凭毕业生的一半左右，也低于整体人口的失业率。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失业，也处于更不稳定的地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占大多数）的失业率，比男性占大部分劳动力的“硬科学”（包括工程）普遍较高。第一次CDH调查表明，（2003 年）美国工程和技术专业（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失业率高于任何其他大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显然，这种情况正在逐渐趋于平衡。

在 2005～2006 年，全球工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平均毕业年龄约是 32 岁（大约 15 个国家是在 30～35 岁），但这一数字显示了尤其是西欧和东欧国家之间相当大的差异——比利时和塞浦路斯最低（仅 28 岁），但保加利亚（44 岁）、立陶宛（42 岁）、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40 岁）显著较高。在调查的约一半国家中，妇女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时间比男性短（见表 4-1）。

大约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 3 ／4 在高等教育界工作。政府部门也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的重要雇主，这些人活跃在科研和教学领域，或者在管理和专业岗位工作。工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被希望主要在企业部门工作，但在 13 个可获得企业部门数据的国家中，仅有9 个是如此，大学比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工学博士。在其他 4 个国家（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和美国），企业雇佣 10％左右的工学博士。

众所周知，即使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女性和男性的工资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在美国，2003 年女性的工资整体比男性低 25％，在加拿大低 20％。对薪酬的不满是引起就业不满和流动倾向的主要根源。薪酬不满情绪触及美国 2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葡萄牙占40％，阿根廷占 55％。女性的比例甚至更高（2003 年）。

关于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研究者的成果，现有的数据还不足以得出整体的结论，尽管美国的数据表明，通常而言男性产出更多的文章和出版物，而女性“更适应教学等其他方式传播知识”。

关于外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测量方法，第一次CDH调查中有一部分值得关注，它研究了对两种基本概念理解的差别：这些数据是针对在外国出生的人，还是有外国国籍的人。前一种反映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移民的高潮，其中一些人可能最终获得接受国的国籍，而第二种大致呈现了一个特定日期的情况。

根据所选择的方法，统计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第一次CDH的报告表明，瑞士目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在外国出生的占41％，外国国籍的占30％。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国出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分别高达 54％和 46％，但那些外国国籍的却只占 18％和 14％。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国出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重远大于美国。从绝对数字来看，在加拿大，外国出生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多于该国出生的。外国国籍博士学位获得者更倾向在定居国家获得公民身份，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另外，美国公民中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国际流动性很低。

4.1.7 教育和就业中的工程师统计数据和分析

统计数据简介

本节中的图表是UNESCO，OECD和Eurostat最近几年的教育和就业统计。它们试图把工程师置于全球背景下。虽然每个机构管理自己的数据库和分析，这些教育数据最初是使用共同的问卷从各自的会员国收集而来的。

特别是关于工程师，1997 年的ISCED分类将教育分成 10 个广泛的领域，其中有三个新子类“工程、制造和建设”类（与 4.1.3“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研究和开发资源的测量”中描述的ISCED1976 年分类不同）。他们尽可能地用于图表中的数据。

表 4-3～表 4-8 展示了世界的数据，表 4-9～表 4-14 展示了OECD和欧洲地区国家的数据，因为那里没有相应的全球数据（转到 4.1.8“工程指标——表格”中查看表格）。

统计的注意事项

由于这些宏观统计数据的质量并不总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在解释时应该非常小心。

UNESCO的教育数据只有“工程、制造和建设”大类的，而OECD和Eurostat有三个子类分别的数据。因此，UNESCO的全球数据是最低的共有数据，图表中重点展示了整个类别的数据。OECD和Eurostat有一部分三个子类别单独的数据，针对修订后的ISCED最高类别中的新层次，特别是 6 级，5A级和 5B级（详见 4.1.3“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研究和开发资源的测量”）。UNESCO合并了ISCED第 5 和第 6 类数据，这再次成为最低的共有数据。

从表中也可看出数据可用性的差异，特别是工业国家之间（OECD和附属国尤为典型），它们是世界工程师的主体。遗憾的是，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区域经济体——的统计信息尚未获得。

对政策分析而言，趋势往往比研究特定时间的绝对数字更重要。工业国家的时间序列最完整，尽管UNESCO很多正在经历工业化的会员国的情形在逐步好转。

高等教育的统计数据是按照学生进入教育（招生），在读的学生和获得恰当资格离开教育的学生（毕业生）收集的。招生数量可能反映目前对特定专业的兴趣，而几年前毕业生数量也许更多地反映了对政策或就业的关注。招生和毕业生中大体包含了性别的数据。

作为一种惯例，政策分析中对趋势的分析比研究特定时间的绝对数字更有益。对“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同样最完整，尽管UNESCO很多正在经历工业化的会员国的情形也在逐步好转。

鉴于数据的质量标准并不总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些“宏观”系列的解释应得到重视。但遗憾的是，世界一些主要区域经济体的统计信息仍然没有获得（俄罗斯联邦、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埃及、尼日利亚等），虽然相关统计系列仍有希望在短期内完成。

至于“工程师”，“新的”ISCED（1997 年）将教育领域分为 10 个广泛的小组，其中之一是有三个新子类的“工程、制造和建设”类（与 4.1.3“OECD《弗拉斯卡蒂手册》关于研究和开发资源的测量”中描述的ISCED1976 年分类不同）：

·工程与工程行业：工程制图、机械、金属加工、电力、电子、电信、能源与化学工程、汽车维修和测量。

·制造和加工：食品和饮料加工、纺织、衣服、鞋类、皮革、木材、纸张、塑料和玻璃等材料。

·建筑与建设：建筑和城市规划、结构建筑、景观建筑、社区规划、制图、建筑及土木工程。

OECD和Eurostat有三个子类分别的数据（对其中第一个“工程和工程行业”最有兴趣），而UNESCO只有“工程、制造和建设”大类的整体数据——作为最低的共有数据，在下列世界范围的招生和毕业生系列中是最主要的数据。之前（见 4.1.6 节关于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职业生涯）我们还讨论了修订后的ISCED最高类别新的分类（尤其是 6 级，5A级和 5B级），OECD和Eurostat有这些类别单独的数据。然而，我们要再次强调以上ISCED第 5 和第 6 类的数据UNESCO的统计中被合并在一起。

教育统计的初级分析

关于目前和不远将来的工程师的供应，这些统计数字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对需求供应不平衡的反复关注是否合理？

首先，在过去十年中，每个国家的工程学科招生人数的绝对数字都在增加，除了极少数例外。当然增加率是不同的。

然而，与一个国家同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和其他学科的入学率相比，工程学科入学率在大多数国家都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尽管绝对数量在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工程学科入学人数绝对数量的增加是进入高等教育整体人数的增加，而不是年轻人偏向选择工程学科。

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工程学科招生人数的增加速度比男性快，相应的也体现在总学生数和毕业生数的比例上。但是在大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仍是很低的，在某些国家非常低。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和地区之内（特别是UNESCO成员）找出任何共同的趋势（增加、停滞或减少）是不可能的。在最大的国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是比较稳定的，而在较小的国家，可观察到年复一年的相对变化，尤其是在这些数据不可经常获得的发展中地区。

在OECD／Eurostat的数据所覆盖的国家范围内，总体趋势是工程学科招生人数为缓慢而稳定的增长。日本、荷兰、挪威和韩国是例外，自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这些国家有约5％～10％的跌幅。国家主管部门非常重视在人口停滞和“婴儿潮”后毕业的工程师退休时期的下降。例如日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合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该地区其他国家移民或将研发外包给这些国家。在很多国家也采取了加强举措吸引高素质的专家回国。

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例子是韩国的工程学科总招生数比日本高出约 1 ／3（根据UNESCO的统计）。

欧洲和更广泛的OECD地区招生人数平均增长了 10％，几个新的欧盟成员国的增长较快，其中许多在更早之前曾并入东欧或是前南斯拉夫联邦的一部分。类似的增长也出现在中亚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巨大和有规律的发展，包括土耳其（OECD成员国）和北非国家，以及整体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例外。

自从20 纪初，在南亚和西亚地区工程专业的招生数在孟加拉国已增长5 倍，在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增长了大约一半。在这些国家的前三个中，女性学生的人数也在增长，但在巴基斯坦正在下降。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尽管UIS持续加强的能力建设工作，仍然有许多国家尚未向UNESCO报告。南非是该地区工程专业招生绝对数量方面的领先国家，在 2000 年至2006 年增加了 60％。所有报告的非洲国家（只有一两个例外）远高于欧洲等地区的平均增长；但是增长基数较低。在这里，很多发展仍然是由于女性的增加。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增长率在这一广袤地区排第二位，2005 年之前的五年内，它的数额翻了近 3 倍（虽然在 2006 年有大幅下降）。这一增长包括女性工科学生翻了两番。

UNESCO会员国中有许多没有报告数据的东亚、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小国家。

拉丁美洲各国的工科专业招生人数没有共同的特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巴西出现了增长，但在阿根廷和智利是减少的。这种情况洲内较小国家之间是不同的，尽管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但也有一个轻微的倾向。

4.1.8 工程指标——表格

其他OECD国家（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OECD国家（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OECD国家（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OECD国家（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OECD（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OECD国家（欧洲以外国家）

西欧

中东欧

阿拉伯国家

中亚

东亚和环太平洋地区

南亚和西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