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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资产重组研究的理论水平与企业资产重组的实践发展往往是一致的。国外理论界对企业资产重组作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理论出发点和关心的重点不同，这些研究者都提出并探讨了各自特有的中心议题，而随着时代及市场的发展，新的研究学者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1）企业资产重组能否创造价值的研究
从事资本市场研究的学者们一直是研究资产重组的主要学术力量。他们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研究资产重组问题本身，但它涉及了资产重组领域的最基本的课题：企业资产是否创造价值，如果创造价值，那么价值源自何处？当研究资本市场的学者们在对企业资产重组问题研究时，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重组是否创造价值；如果创造价值，那么将是为谁创造价值？根据Ewing （1997）和Jim Hamill （1991）对相关研究的综述，在美国，目标公司的股东一般能从并购重组中获得20％～ 30％的股票溢价，而并购重组公司的股东却只能获得0～4％的股票溢价。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从这些发现中，金融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能够通过资产重组创造财富造福于社会。
他们在研究双方企业的股票价格在资产重组宣布前后的波动之后认为，一般情况下，目标企业的股东能从并购重组中获利，而并购重组企业的股东则不能。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并购重组创造价值，活跃的公司控制市场应该得到鼓励。
学者们用来研究并购重组效应的方法，是通过衡量股票价格在并购重组宣布前后的一个短暂时间内的变化，来判断股票价格波动产生的净利或损失。当并购重组企业和目标企业的市场价值在并购重组宣布后发生变化，并且净变化（提出了综合性市场波动影响后的变化）为正时，研究者就认为该项并购重组创造了价值或财富。
把考察的期间限定在并购重组宣布前后是基于有效率市场的假设。依据这一假设，一旦并购重组被宣布，标志着并购重组计划的预期收益的限制就会立即被吸收到并购重组企业或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中去。因此有学者认为，考察一项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了价值，并不一定要等到交易完成后形成绩效结果或发生整合。
既然资产重组创造财富（或价值），那么财富源自何处呢？这是金融经济学家关心的另一核心课题。如果一方的盈利仅仅来自另一方（或几方）的损失（即价值转移），就不能说资产重组是为改进效率和创造财富而使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也就不能说资产重组创造了价值。
第一种观点认为，股东的盈利来自债权人的损失。在他们看来，当并购重组企业用现金收购风险较高的目标企业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是戴丽斯和麦克奈尔（Dennis and McConnell， 1986）的一项较广泛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一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盈利来自税收效应。有关并购重组的税收动机方面的证据是复杂的。 Bagnoli （2002）在一项对1988～1998年间发生的318项并购重组案例的研究中发现，有近20％的并购重组主要是通过税收原因引起的。 Baker （1995）则讨论了税收效应导致并购重组的条件。他们发现，由于存在税收偏好、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困难，就很难断言税收利益的确就是并购重组的动因或者说并购重组就是企业用来获得一定税收优势的最好途径。另一项有关1980～1984年间杠杆收购的研究发现，潜在的税收利益与支付的溢价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Camerer和Vepsalainen （2008）在综合了各方面的研究后认为，在最近20年里，相当多的资产重组都不是源自税收的原因。
第三种观点认为，目标企业股东增加的价值来自雇员、供应商的财富转移。当新的管理层打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现有的隐含契约时，接管就会产生收益。这些收益源自改变聘用条件、薪金和采购价格所产生的财富从利益相关者（如雇员或供应商）的转出。
第四种观点认为，并购中的价值创造财富源自代理成本的节约。Shleifer和Vishny （2003）曾对有关并购重组与目标公司管理层业绩间关联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根据他们的评论，公司并没有成功地阻止经理人员采取非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行为，而且有关敌意并购重组的研究表明，这类并购重组经常发生在迅速衰退或变化的产业中那些经理人员不能及时采取行动收缩业务或作出其他调整的企业。这些发现支持了新的投资者相信他们能够降低现有代理成本的假设。
重组企业股东不能从接管中获利的发现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并购重组企业不能从重组中获利，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资产重组活动不断地发生呢？ Lawrence White （1987）曾提出三种解释：①并购重组也许实际并不产生真实的利益，重组不断发生或者是因为经理人员错误的估计了被建议重组的价值，或者是因为经理人员以牺牲股东财富的代价来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②并购重组也许确实能产生真实的利益，但并购重组带来的管理上的困难可能抵消这些利益。③可能只有特定类型的重组战略才能使并购企业的股东获利。
Price （1998）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所谓的“自负假设”：如果并购重组实际上没有集中的利益，并购重组就产生于并购者自负的假设他们的评价是正确的。换言之，管理者一贯高估目标公司的价值。
这些以资本市场为载体的学者意识到了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创造价值的意义，并且提醒管理者在进行资产重组决策是应充分考虑潜在的价值创造潜力，但它对并购整合问题研究不是明显的：第一，这些以研究资本市场的学者们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并购重组产生的价值是如何创造的。在上面提到的四种财富来源的解释中，前三种解释涉及的实际上都是价值的转移，而且并非价值的创造。只有Price （1998）的解释与并购重组的价值创造有关，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司控制市场对经理行为的一种约束和惩罚作用，并没有直接触及价值的创造过程。第二，所设定的市场效率方面的假设，没有反应管理世界的现实。例如，在市场效率方面，该理论假设股东能够了解和预见企业战略的演进，因此能够根据他们对战略风险的偏好评价企业的价值，而这种评价将实时地反映到企业的股票价格上。这个假设与我们现有的有关战略本身、战略如何制定以及如何演进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关的战略研究指出，战略不是一个可预见的、宿命论的过程，而是关于企业如何与他的环境相适应的一系列演进的决策。即使它是完全可预见的，许多关于企业如何与它的环境相适应的管理决策也是部分人所“专有的”（Proprietary）。若将这些决策向投资者公开，就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地位。第三，上述学者们所采用的衡量并购绩效的方法，其有效性是以有效率市场假设为条件的。如果有效率市场不成立（譬如中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以股票价格在并购重组宣布前后一个很短时间内的波动作为衡量企业并购对股东财富或企业价值影响的方法，就是值得怀疑的。第四，部分学者仅仅用经理人员的“自负”、机会主义或错误决策等来解释现实中企业并购重组的不断发生，至少是不全面的。第五，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并购对社会经济效率的影响而非企业个体的影响，因此也就很难对现实中企业的并购重组及其管理决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2）企业资产重组的关联性对绩效影响的研究
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感兴趣的不仅是并购重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而着重研究的更是并购重组对单个企业的影响。
Ramanujam和Varadarajan （1989）以及Kim等曾就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过综合性的评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者都认为，企业活动的关联性与绩效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即使不一定是因果关系。
Rumelt （1974）在其早期的研究中认为，紧密关联型（ Relatedconstrained）的企业在资本生产率上要相对优于无关联型（ Relatedlinked）的企业， Rumelt （1982）还在对自己早期研究的一次整理中提出了“产业影响”的概念（关联多角化企业一般存在于具有高进入、高退出障碍盈利水平较高的产业中）。
Christensen和Montgomery （1981）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市场结构降低了多角化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关系。 Bettis和Hall （1982）也使用Rumelt的样本分析了产业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他们指出，药业公司是一种典型的紧密关联型企业，这个产业一向以它的高盈利水平而著称。大多数后来的研究也都支持了Rumelt的分类方法和他的基本结论。
Singh和Montgomery （1997）在对1980～1990年间203家目标企业的案例研究中指出，关联性目标企业比无关联性目标企业具有更高的超额回报。 Shelton （2001）在对1992～2000年间的218项并购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即横向并购重组和关联互补性并购重组（将相同的产品销售给新顾客）能获得巨额的回报，无关联并购重组则显示出对绩效虽说不重要但却是负面的影响。然而， Lubatkin （1987）对1948～1985年间的340家目标企业的研究结论却是关联性并购重组并不比无关联并购重组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Elgers和Clark （1990）在一项样本涉及439家资产重组企业和430家目标企业的案例研究中发现，混合并购重组比非混合并购重组可以为并购重组双方的股东带来更多的财富。 Chatterjee （1996）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在他的结论中，无关联并购重组中的目标企业要比关联并购重组中的目标企业具有更好的绩效。
Kim （1999）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在多角化经营研究者所选择的样本中的大公司所从事的国际多角化经营具有非常不同的业务组合，而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对经营的国际化水平这一影响因素进行控制，但在国际多角化经营与企业绩效间可以观察到很强的关联性。
Haspeslagh （1998）指出的，关联性只是一个价值创造潜在来源的事前“指示器”，它并不能决定实际价值创造的性质、范围和可能性。这些研究者过度的强调了战略任务，而往往忽视了人际间、组织间和文化间的摩擦和冲突等这些价值创造的实际障碍，并且即使在意图通过“依存关系”管理开发关联性的价值创造潜力的情况下，并购重组的实际结果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另外，从事战略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讨论了更周详的并购重组前分析计划、并购重组后计划、执行并购重组的困难。这些讨论的共同之处是将并购重组过程从逻辑上划分为几个步骤，包括并购重组目标的确定、目标企业的搜寻和筛选（包括标准的选择、搜寻和筛选方法的设计）、战略评价、财务评价、谈判和交易以及并购重组后的管理。
实际上，战略计划方法的上述缺陷很早以前就已经引起了一些战略研究者的重视。他们认为，重组整合的重点涉及的是过程和组织的问题，而不是战略计划。整合是一个为实现并购重组的业绩目标而如何执行战略的问题。并购重组后的许多组织和战略的变化可能就产生于在被并购重组企业中执行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努力。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还提出了一系列在被重组企业中如何执行战略的模式。如命令模式、变革模式、协作模式和文化模式，但是他们都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并购重组双方企业具有共同的历史背景。
（3）企业资产重组整合的研究
有些学者关心的是并购对组织和个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一般集中在资产重组对个人的影响。 Birkinshaw和Bresman （2007）认为，应该把整合过程划分为两大块：任务整合与人员整合。他们的研究发现，任务整合不能迅速实现预期协同，但能在限制并购双方组织的交往范围上提供令人满意地解决方案。另外， Appelbaum和Gandell （2006）把离职看作并购重组公司股东获得财务受益的一种潜在来源，因为离职意味着以前无效率的管理层将被价值最大化的新管理层所取代。相比而言，Sherer （2008）倾向于把离职看作因为糟糕的整合管理造成的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的最后征兆。
不仅如此，西方学者也研究了被收购公司的成员是否会接受和认同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问题。这些研究的一个隐含假设是：识别重组中的主要人力资源问题将有助于更公平、冲突更少的解决执行问题。此外，在讨论资产重组对人力资源消极影响的基础上，他们也提出了大量可用于减少人力成本的管理措施，包括加强沟通、关心员工、心理咨询等。
也有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被重组公司中个人的集体经验上。以组织危机理论为基础，这类研究把重组的消极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是一种必要的组织危机，并提出所谓的“重组危机”期间，被重组企业的成员将要经历震惊、防御性撤退、承认现实和最后适应等几个心理过程。
许多研究者把重组整合看做一种文化驱动的现象。在原有考察组织内和组织间文化差异的文献基础上，这些研究者认为，在进行资产重组决策时，应更多地考虑组织之间的文化兼容性。从文化冲突的观点看，重组行为是一个文化冲突的过程，其原因之一在于重组可能导致一个更强有力的群体单方面的强加自己的文化要素给别人，而不顾力量较弱群体的抵制。因此，企业重组在组织中引起的变化大小和范围是一个影响组织冲突和重组绩效的重要变量。
Neil （2000）提出了资产重组中的“文化适应”概念并指出了组织间的文化适应可能采取四种模式，包括文化的同化、整合、隔离和破坏。
除了公司文化之外，公司历史也被看做一个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每个雇员群体的历史都会影响该群体的行为及其对周围环境的认识。那些有过冲突却被要求协作的群体可能已经形成了严重的障碍。
而被重组公司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个性。对此应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增进对两个公司文化要素的了解和两个组织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对策之二是就即将发生的变迁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Jemison （1986）作为第一个把重组结果（竞争优势的改进）与实现结果的整合过程（导致战略能力转移的两个组织中成员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的研究者，他明确提出重组的价值创造源自战略能力的转移，并详细讨论了此过程中的一些阻碍因素和促进因素。他提出，重组的价值创造源自战略能力的转移，竞争优势是通过重组双方的不同组织层次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然而，他没有在可转移、可流动、可模仿、非专用性能力与不完全可转移、不完全可流动、不完全可模仿、专用性能力，即一般能力与核心竞争能力间进行区分。因此，并购重组整合过程中的能力保护、积累、发展问题在他那里受到了忽视。而且在他的“战略能力转移”概念中，只涉及经营资源共享、职能技能转移、一般管理技能转移，而对作为企业能力主要来源的组织设计、流程再造、组织学习、优质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保护、知识的积累等重要因素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Jemison （1986）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 Haspeslagh （1991）第一次提出了一个综合考虑战略匹配与组织匹配的并购重组整合的随机架构。战略匹配（或战略关联性）是指目标企业在产业、市场和技术方面增进或补充母公司战略的程度。组织匹配（或组织关联性）是指目标企业与母公司间在管理、文化和员工上的匹配，它可能直接影响重组后两个企业间日常经营的整合。组织匹配与战略匹配有一定的联系，战略匹配决定着特定重组的价值创造力，组织匹配则决定着实现潜在价值创造的困难。换言之，战略匹配和组织匹配都是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同时根据战略匹配和组织匹配的要求，并购重组者可以在三种整合模式中进行选择：①吸收模式。当重组双方企业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对保持组织独立的要求不高时，宜采用此种模式。因为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重组所要追求的只是一定的战略任务，而不是文化的保护。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吸收整合时，目标企业将被并入母公司的结构之中，整合管理的重点不在于是否需要整合，而在于何时、以何速度进行整合。②保护模式。当重组双方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度低而对保持组织的独立具有较高要求时，宜采用此种模式。因为在这种条件下，首要的考虑应是保护与其的重组价值来源不受破坏。在采用保护模式进行整合时，母公司应尽可能少的干预目标企业的日常经营，将干预严格限制在依存关系所要求的范围之内。③共生模式。这是一种最有吸引力、对管理者来说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种整合模式。当重组双方企业间具有高度的依赖关系同时对保持组织之间的相互独立具有很高的要求时，宜采用共生模式。在这种条件下，价值创造的最大化既需要一定的边界保护，需要有效的战略能力转移。在采用共生整合模式时，重组企业必须根据其在重组中寻求利益的文化载体，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施加干预和文化影响，而在哪些地方则不能。同时考虑战略和组织的因素针对特定的重组选择适当的整合模式和方法。
（4）企业资产重组风险的研究
Tony Grundy （1999）从并购双方行业特征存在的差异角度研究，认为并购存在风险。 Ralph （2000）和Richard （2000）则是从财务风险角度研究失败的原因。这些学者均是从某个角度分析了企业资产重组风险因素和解决措施，但如何辨别因素的影响程度并没有深入地研究。
Scordis （2005）认为根据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实践，将整合组织核心资源来设计合适的风险集成模型，对并购行为进行集成风险决策管理，这样能够增加并购后的企业股东价值。
Hernandez （2006）认为将集成风险管理运用到并购过程中，是能够从战略视角来帮助并购企业进行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