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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企业资产重组理论的归纳可以发现，这些观点主要依托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新古典综合理论、 X—效率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新古典综合理论假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并强调股东利益的唯一性和管理层利益的从属性，而规模经济理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技术决定论、市场势力和垄断利润论等理论正是建立在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假设基础之上。
195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利润最大化理论提出质疑。鲍莫尔（Baumol） 1959年提出销售收入最大化的厂商模型；马里斯（Marris） 1963年提出以资产增长为目标的厂商模型；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64年提出经理对工薪感兴趣的厂商模型。对企业可能不按照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系统解释主要是由来宾斯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X－效率理论。根据该理论，经历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加上工人怠工等因素，从而导致企业的低效率和各个企业效率的差异。由此，管理协同假说或差别效率理论便应运而生。
现实生活中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的企业并购时有发生，委托代理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管理者主义论、杠杆交易和垃圾债券理论、自由现金流假说和过于自信假说等理论，实际上就是委托代理理论的运用和延伸。
1970年代中后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开辟了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并购动机进行解释的途径。交易费用、合同及资产专用性理论贯彻了这一思想。
当然，企业资产重组的公共政策演变也是建立在经济学理论变迁的基础之上的。
另外，各种资产重组理论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首先，造成各种资产重组理论赖以存在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相互之间有差异。例如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的管理者主义论、自由现金流假说、杠杆交易和垃圾债券理论和过于自信假说，以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的规模经济理论、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技术决定论、市场势力和垄断利润论等理论就有内在的矛盾。二是因为有些理论与实际的并购行为联系不紧密，从而出现理论与实证结果的不一致。例如，根据传统的规模经济理论、市场势力和垄断利润论，并购公司在重组行为完成后，应出现较大的业绩增长；但实证结果却证明并购公司股东的收益往往是零收益，甚至为负数。再如，由于对杠杆收购与其他收购引起的并购公司经济效益的检验结果不一致，从而导致杠杆收购理论中的财富分配说同其他资产重组理论中的过度支付说和过于自信假设产生了不一致。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重组理论，并使各种理论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