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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管监察，其作用与秦大致相同。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和御史丞，察举非法，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15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监察百僚。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位同丞相，与丞相（改为大司徒）、太尉（改为大司马）为三公，脱离御史府，御史中丞便代替御史大夫成为御史府的长官。东汉改御史府为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专掌监察。从此以后，御史台便成为专掌监察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中丞便成为专司监察的中央监察机构的长官。
两汉除了御史台外，中央还另外创设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两大监察机构，以加强对百官和全国的监察。司隶校尉负责察举京城及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河东、河南三郡）、弘农郡七郡等地官民的违法行为，中央各级官员也都在其监察之列。司隶校尉直属皇帝管辖，为皇帝特设的监察官员。丞相司直是丞相直接领导下、行使监察职权的监察官，是丞相府中的最高属官，辅佐丞相，主管监察纠举，代表丞相对行政系统的官吏实施监察。
监察机关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监察督促各级官吏，检举各级官吏的失职、渎职或其他罪状，是其主要职权，即所谓“举劾案章”、“察举非法”，对违法的官吏进行弹劾。
汉代御史大夫为最高监察长官，有权对百官实行监察，御史大夫下属的御史丞掌纠劾不法，御史中丞居殿中察举非法，对于百官的举劾监察权为监察官吏所专掌，其他官员无权干预，因此监察官吏的地位十分显赫。
汉代监察机关弹劾范围十分广泛，上至丞相重臣、王公贵戚，下至一般官吏，都在其纠举的范围之内。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让属吏案劾时为吴相的爰盎“受吴王财物”，“诏赦以为庶人” [1] ，爰盎因之被贬。汉宣帝时，侍御史严延年弹劾大将军霍光擅自行废立之事（指废昌邑王立宣帝），“亡人臣乱，不道”，朝廷为之震肃 [2] 。
汉代，为强化监察而设置的司隶校尉、丞相司直也掌有弹劾纠举权。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的叔父、赵王刘良在一次外出返回京城时，与右中郎将张邯在城门处相遇，因通道狭窄，两车无法并行，赵王就呵斥张邯移车让道，并严厉斥责守城门的官吏岑尊，令其在马前磕头并为之在马前开路。然而根据封建礼法，身为贵戚的赵王刘良是无权这样做的，司隶校尉鲍永知道后，上书光武帝纠劾赵王：“赵王刘良身为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应知道尊重皇帝城门侯吏六百石，可是却肆意加怒，令其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全无藩臣之礼，实属大不敬。”由于监察官吏的大胆弹劾，王公贵戚、朝廷百官莫不深以为戒，谨慎从事 [3] 。由此可见，身为皇帝叔父的皇亲国戚也在监察之列。
汉代，纠弹公卿违失之事，由御史大夫负责，由御史中丞、侍御史、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监理。品级较低的百官，则由御史、持书御史掌管。举劾百官的呈报程序，如果是公卿群吏奏事，先由侍御史受理，然后转御史中丞，再转御史大夫，最后呈奏天子决定。天子决定后，再下令由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治案。如果是御史掌管的品级较低的百官弹劾之事，则按所属系统逐级呈报处置。
汉代设御史大夫，为国家最高监察长官，又是副丞相。汉成帝时，谷永说：“御史大夫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重职大，非庸才所能堪。” [4] 另据《汉书》卷八三《朱博传》载：“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可知御史大夫的主要职责是掌助丞相，总领百官，典正法度，举劾非法，并监察丞相和百官，此外还有总领图书秘籍、四方文书等职权。皇帝的制诏，多由御史大夫转下，关于律令制度的制书也多由御史大夫转下集议。当然，御史大夫最重要、最主要的职责还是监察工作，即监察宰相等百官，相当于皇帝的监察总长的职位。
汉代，丞相等百官有违失不法，专由御史大夫及所属的监察官举劾，其他官吏不得干预。公卿向天子奏劾也必须先经过监察官受理，然后再呈报天子，故监察官的地位十分重要和煊赫。
汉武帝时，御史大夫张汤备受宠幸，“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5] 由于御史大夫受宠，权侔丞相，丞相仅取充位而己。
监察机构有权对宰相等百官实行弹劾。汉成帝时，丞相匡衡两次被监察官吏所弹，第一次是被司隶校尉王尊所弹，但因成帝的袒护，仅免冠谢罪，未受处分。第二次被司隶校尉王骏举劾。当时匡衡所封之地安乐乡属临淮郡（治所在徐县，即今江苏泗洪县南大徐台子），而临淮郡原先绘制的地图将安乐乡南面的地界搞错，匡衡受封之后便将错就错，多占地800顷。后来，郡国重定地界并更正地图，上报丞相府，匡衡便滥用职权，授意属吏通过主管计簿的官吏，又将多占的800顷地再次划归安乐乡，派人收取郡国退还的田租千余石。这种违法行为没有逃过监察官的眼睛。司隶校尉弹劾匡衡说：“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 [6] 由于人证物证俱在，汉成帝支持了王骏，这样，在监察官吏的弹劾下，高居相位的匡衡被免为庶人。
汉朝皇帝所以赋予监察机关这么大的权力，正是为了对丞相进行一定的制约，以巩固皇权。由于丞相管理实际政务，权尊位重，很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为了怕大权旁落，就千方百计地对丞相进行牵制和监督。汉朝皇帝将国家权力分为行政和监察两部分，丞相主管行政，御史大夫主管监察，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左右两翼。平时，丞相从行政上治理天下，辅主安民，实施一系列内外政策；监察机构则以法令制度等方面监察丞相等百官是否遵纪守法，对违法者进行检举和处罚。丞相和御史大夫互为表里，相互制约。
我们不妨认真观察一下汉代丞相和御史大夫的任职情况。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并参考安作璋、熊铁基所著《秦汉官制史稿》中的“西汉丞相简表”，可以看出，西汉的45位丞相，其中由御史大夫升迁者有21人，占46.7％。即是说，西汉的丞相中大约每2人就有1人是由御史大夫升迁的，由御史大夫升迁丞相的比例非常之高。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清楚地说明：皇帝确是想通过御史大夫来加强对宰相的监察，为了鼓励这种监察，皇帝往往在丞相被弹劾贬官之后，将御史大夫升迁其位。
作为御史大夫，其地位仅次于丞相，其职责为典正法度，举劾非法，可以纠弹包括丞相在内的各级官僚，一旦丞相被弹劾贬官，出现空位，御史大夫则有可能取而代之，这也是汉代御史大夫所以能尽心尽职地对丞相实行监察的一个原因。正如《通典》卷24 《职官六》所言：“凡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阴私相毁欲代之。”
御史大夫与丞相之间这种既合作共事又相互牵制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运用制衡原理控制臣下，巩固皇权的策略的具体体现。丞相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必然要千方百计忠于职守，为政清廉，施政合理，不让御史大夫有空可钻，乘隙弹劾。而御史大夫则将监察矛头对准丞相和其他百官，一旦对方出现违失，则尽力纠弹，既有尽忠守职之美誉，又有可能取丞相之位而代之。汉代，皇帝独揽大权，决策国是，丞相执掌政策，实施行政权，御史大夫典正法度，实施监察权。这样，既发挥丞相作用，又不让其权势过盛，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有利于君主专制的长治久安。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监察制度屡有兴废，其施行时强时弱，但始终没有废弃，可见它正是抑制相权、强化君权的得力有效措施。
监察机构有权对宰相和百官实行监察，宰相为了独揽大权，也与监察机构产生一定的矛盾和斗争。它们之间既有监察、反监察的对立的一面，又有互相联合、互相妥协的一面，御史台官吏和宰相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
汉代监察官吏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权力很大。御史中丞驻宫中，皇帝的事情往往交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让丞相去办。丞相有事向皇帝请示报告，也要经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再报告皇帝。御史台官吏成了皇帝和丞相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防止监察官吏违反法令，胡乱弹劾，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在丞相之下设“司直”一员，辅佐丞相，检举不法。丞相司直，“秩二千石，职无不监” [7] ，其秩在司隶校尉和御史中丞等监察官吏之上，其职权范围上自副丞相、皇帝的近臣贵戚，下至百官，无所不监，通过丞相司直可以牵制司隶校尉和御史台官员的滥用权力。
汉成帝鸿嘉年间，丞相司直翟方进上任不久，先后弹劾两个司隶校尉。他弹劾司隶校尉陈庆的罪状是：有罪不认反而自己预谋不坐，暴扬尚书机密，为官不尽职。结果，陈庆被免了职。没多久，他又弹劾上任不久的司隶校尉涓勋，罪状是：不遵礼仪，轻谩丞相，贱易上卿，又诎节失度，邪谄无常，外色庄厉而内怀荏弱，堕国体，乱朝廷之序。结果，涓勋被贬为昌陵令 [8] 。司隶校尉是汉代皇帝手下特设的监察官员，声势显赫，位尊权大，秩比二千石。它既可以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京师百官，还可以监察京师邻近七郡的犯法者，其职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对于司隶校尉这样重要的监察官吏，丞相的属官司直有权对之纠举，监察机构的权力受到丞相的牵制和制约。
西汉哀帝时，丞相司直郭钦弹劾豫州刺史鲍宣，罪状是：举措繁苛，代二千石（郡守）任命官吏、听讼，所察超过诏书六条，行部乘驿传不按规定排场，轻率地驾一马，舍宿乡亭，有失官体，受到众人非议。鲍宣因此被免职归家。刺史是汉代中央派往地方的最高监察长官，属御史中丞管辖。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十三州设置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掌奉诏巡察诸州，以诏制六条监察二千石的郡国守、相的非法违失，秩卑而位尊，官小而权大。丞相司直对刺史的纠举，也反映了丞相对监察机构的牵制和制约。
汉代丞相、御史两府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丞相和百官实施皇帝的政令，御史则检察他们是否忠于皇帝，遵奉法纪，廉洁奉公。为防止监察官吏失去控制，皇帝又让丞相对监察机构有一定的制约权，这样，在他们之间建立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机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两汉长达400余年的统治，与这种相互牵制和制约的监察体系的维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承秦制，在言谏制度的规模上较秦代扩大。汉初设太中大夫、中大夫，掌议论，皆无定员，多至数十人。汉武帝时，仿秦制设谏大夫，为加官，有大夫、议郎任其职，上至三公兼其职，东汉时，改谏大夫为谏议大夫，隶属光禄勋，置30人。
汉代也设给事中，属加官，从侍皇帝左右，出入禁中，备君主顾问，随时进纳谏言。给事中多由名儒、贵戚担任，为荣耀之任。经学家韦贤、匡衡，宗室刘向，勋戚金敞、金钦，以及萧望之、孔霸、张禹、杜延年、终军、丙吉、师丹、东方朔、夏侯胜等均曾任此职，因为他们都是帝王尊宠之人。
汉朝统治者重视言事谏诤权的行使，经常下求言之诏和求直言极谏之诏。根据《汉书》各帝《本纪》的记载，早在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统治者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就连有名的奢侈、荒淫皇帝汉成帝也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下诏，要求“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公家派遣车马，将这些应举之士送往京城。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正月，也下诏要求公卿大夫悉心陈言皇帝过失，又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与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西汉皇帝下诏求言史不绝书。
西汉统治者不仅能够下诏求言求直谏之士，而且能够经常接受臣下的直言极谏。汉代的谏官一般也都能忠于职守，敢于犯颜谏诤。
汉武帝时，谏官汲黯直言敢谏，常常廷诤面折武帝。有一次，他当着众大臣的面指出汉武帝尊儒的虚伪，说：“陛下内心里实际上是多欲，而对外却要假惺惺地施以仁义，这怎么能效法唐尧、虞舜时代的至治盛世呢？”武帝见他揭了自己的短，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汲黯的忠直敢言，尽管触到武帝痛处，使武帝一时下不了台，但武帝还是能容忍也，武帝对汲黯始终十分尊重，甚至每次见面前都要认真穿戴好，以免受到批评 [9] 。
汉成帝生活奢侈腐化，大兴土木，修造宫殿、陵寝，肆意增加徭役赋敛，还纵容支持官僚贵戚抢夺民田。谏臣谷永谏诤道：由于陛下轻夺民田，不爱民力，以至造成“公家无一年之储备，百姓无旬日之积蓄，上下俱匮，无以相救”的危险局面，要成帝赶紧戒奢从俭，停止挥霍 [10] 。
哀帝时，宠信佞臣董贤，董门封侯拜将，气焰熏天，哀帝一次赏赐给董贤的田地就达2000顷，其他官僚、地主、富商大贾也都兼并土地成风，造成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为奴婢。谏大夫鲍宣进谏言大声疾呼：“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这是一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这是二亡；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这是三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度，这是四亡；苛吏徭役，失农桑时，这是五亡；部落鼓鸣，男女遮迣，这是六亡；盗贼劫略，取民财物，这是七亡。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治狱深刻，二死；冤陷无辜，三死；盗贼横发，四死；怨仇相残，五死；岁恶饥饿，六死；时气疾疫，七死。民有七亡而无一得，要想指望国家安宁实在是极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要想让刑罚搁置，万民乐业也实在是极难。” [11] 痛切指出当时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而导致的严重社会危机，表达谏官敢于谏诤的大无畏精神。
汉代监察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是建立和健全谏官制度。谏官制度的建立和运转直接促成了汉王朝的兴盛。
汉初设太中大夫、中大夫，掌议论。汉武帝时设谏大夫，掌谏议。汉代还设给事中，以有事殿中，故称。给事中备皇帝顾问，随时进纳谏言。以上这些谏官，谏议内容十分广泛，上自国家大事、皇帝生活起居，下至百官庶政，无所不包。
鉴于秦代皇帝刚愎拒谏造成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西汉诸帝重视言谏，多数能容忍谏官、大臣的直面谏诤，而不加之罪。因此，西汉著名的谏官、谏臣辈出，直言谏诤成为一种政治风气。
西汉初年，每有国家大事，诸如废立太子、官吏任免、政策制定等，皇帝常召大臣议论，听取大臣意见，集思广益。朝臣因而经常在皇帝面前谏诤。
汉高祖刘邦原立刘盈为太子，后来准备废掉刘盈，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许多大臣为避免因改太子而引起社会混乱，一再反对刘邦的决定。御史大夫周昌面折高祖，反对废太子而改立他人，当高祖问其理由时，周昌由于口吃加上气愤，因而只是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12] 尽管说的话不多，但意思非常清楚，态度十分明确。
太常叔孙通也反对废太子，他以历史的教训向刘邦进谏，说明废太子将引起祸乱。他说：“晋献公因宠爱骊姬，将太子申生废掉，改立骊姬之子奚齐，因而导致秦国的内乱。秦始皇因为没有及早册立太子扶苏，故而给赵高等人有机会诈立胡亥为太子。当今太子仁孝，如果一定要废，臣将以死相争。”刘邦听后，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我不过是戏谈而已，不必认真。”叔孙通正色道：“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把天下当作儿戏！”这才打消了刘邦改易太子的想法。
由于周昌、叔孙通、张良等众多大臣进谏反对，终于使刘邦改变了废立太子的初衷，保证了立嗣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政策，汉代大臣和谏官也经常通过对策、上疏等方式向皇帝谏诤，提出批评的意见，表明自己的主张。
西汉之初，很多民众舍本逐末，弃农经商，放弃农业生产，追逐工商业利润。假如长此以往，将会影响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的稳定。贾谊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文帝进谏，要求国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劝民归农。贾谊说：“今驱民而使之归农，著力于本业，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13] 文帝很重视贾谊的进谏，不久，他开始亲耕籍田。所谓的亲耕籍田，是皇帝为提倡农事，而采用的一种形式，即皇帝在春耕前亲自耕农田，拿起锄头，动它几下，做做样子，以鼓励人民勤事农桑。
可是，劝民归农的号召发出后十余年，舍本逐末的状况仍没有大的改变，于是，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向文帝上《论贵粟疏》奏章，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荒备边等一系列主张。晁错认为，“开资财之道”，即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是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巩固政权所必须摆到议事日程上的大事。“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衣食不保，慈母就不能保存自己的孩子，君子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他大声疾呼：“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粮食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发展农业生产是治理国家最根本的事务。为了发展农业，晁错极力主张：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让农民扎根于土地，定居下来生产，并使那些已经离开土地的人们重新回到农业上来，这样，劳动力一充足，农民就可以开垦“生谷之土”，挖掘“山泽之利”，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晁错还建议，要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手段，给国家缴纳粮食，可以拜爵，可以除罪。从富户取得粮食，供给朝廷使用，农民的赋税可以减少，这样损有余以补不足，对国家很有好处。
重农轻商是中国这一封建农业大国一向的指导思想。晁错认为，在西汉初期，尽管政府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政府在法律上将商人的地位看得很卑贱，而将农民所务看得很尊贵，但从现实经济利益上看，商人都已经发财致富，而农民却一贫如洗，民间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崇尚的，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为了做好抗击匈奴侵扰的准备，晁错还主张“广蓄积，以实仓廪”，提倡重视粮食的储备，以备战备荒。为此，他建议“入粟于边”，鼓励人们把粮食送到边塞去，以支援驻守在北方地区的士兵。此外，晁错还建议鼓励民间养马。这样，有了粮食，有了马匹，对于国家政权和国防的巩固意义重大。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达卖爵令，以买爵者所出粟的数量多少而授予不同的爵位。如以六百石就可以拜第二等爵位上造，以一万二千石可以授第十八等爵位大庶长等。这一措施实施之后，文帝又下诏，减免农民一半租税。景帝、武帝时也都继续这一政策，出卖爵位，劝民归农，弃盈府库。由于西汉统治者听取晁错等人重农贵粟等谏言，西汉前期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大大改变了汉初那种“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子不能驾纯一色驷马的状况，而代之武帝时的“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14] ，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皇帝是否能选贤用能，赏罚分明，所选官吏的品德、能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到民众的利益。谏官和谏臣也经常就此问题向皇帝进谏。冯唐曾当面指责文帝赏罚不合理，“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文帝虽然一时感到难堪，但过后思量，感到很有道理，于是采纳冯唐的谏言，并拜他为车骑都尉，持节平反冤狱 [15] 。汉文帝能够经常虚心听取谏言和采纳疏奏，每次上朝，郎官上书疏，汉文帝都要停车接受，所言不可用的，就放着，所言可用的，就采纳之 [16] 。
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曾对宣帝谏道：“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17] 要宣帝审慎地选择、任用官吏。宣帝采纳他的建议，重视官吏的选用，重视整顿吏治，尤其是对于监察官和地方官的选用。宣帝认为：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而无冤屈愁苦之事，关键在于吏治的好坏，因此要选拔好剌史和郡守。每当朝廷要任命刺史和郡守时，他都亲自过问，在新任官吏赴任之前，他都要亲自接见，当面考察，赴任之后，定期对他们进行考核，即所谓“循名责实”，对不合格的官吏予以贬黜，对政绩卓著的官吏予以褒奖和擢拨。由于宣帝善于采纳谏言，重视对官吏的选授和考核，因此出现一大批能吏和循吏。能吏如赵广汉，韩延寿、严延年、张敞等，循吏如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他们打击豪强、严明法纪，大力发展生产，移风易俗。渤海太守龚遂提倡勤俭，劝民耕桑，发展生产，并且以身作则，郡府减车马，放仆从，亲自到田里劳作。经他的治理，原来十分落后、盗贼充斥的渤海郡成了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富足之郡。能吏和循吏大量出现，改变了过去吏治苛严和败坏的现象，缓和了社会矛盾，促成了宣帝时西汉的中兴。
正因为汉代言谏制度健全，有这样一大批谏官和敢于谏诤的大臣面折廷诤，纠正规劝帝王的行为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违失，才使得西汉的前期和中期经济发展，政治比较清明。汉武帝时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汉宣帝时国家的中兴，与谏官、谏臣的尽忠守职是分不开的。
宋朝司马光在谈到秦朝与汉朝的兴衰时指出：汉武帝奢侈淫逸，羡慕神仙，宫室无度，巡游不息，穷兵赎武，严刑重赋。他的所作所为，与秦始皇不相上下。只是他崇尚儒术，任贤纳谏，因而他与秦始皇相比，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相差是如此之大 [18] 。这里谈到了任贤纳谏的重要性。可以说，西汉谏诤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西汉昌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1] 《汉书》卷49 《爰盎传》。
[2] 《汉书》卷90 《严延年传》。
[3] 《后汉书》卷29 《鲍永传》。
[4] 《汉书》卷83 《薛宣传》。
[5] 《汉书》卷59 《张汤传》。
[6] 《汉书》卷81 《匡衡传》。
[7] 卫宏：《汉旧仪》。
[8] 《汉书》卷84 《翟方进传》。
[9] 《汉书》卷50 《汲黯传》。
[10] 《汉书》卷85 《谷永传》。
[11] 《汉书》卷72 《鲍宣传》。
[12] 《汉书》卷42 《周昌传》。
[13] 《汉书》卷24 《食货志》。
[14] 《汉书》卷24 《食货志》。
[15] 《汉书》卷50 《冯唐传》。
[16] 《史记》卷101 《袁盎传》。
[17] 《汉书》卷72 《王吉传》。
[18] 《稽古录》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