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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魏称帝，到公元581年隋文帝建隋的360多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监察制度一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产生“衰微”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说到“衰微”，人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一个故事，据《初学记》卷21引《魏略》所云：魏帝曹丕在一次盛大的朝会上，看到有一位官员头发插着白笔，端端正正地坐在殿旁，他很奇怪，问左右：“他是什么官，主管什么事？”左右大臣都答不上来，故无言以对。只有侍中辛毗还能答上来说是御史。可见，端坐在殿上的御史官成了皇帝及大臣们都不知道的摆设，其监察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在乱世中，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实现统一，还是很重视各种政治制度的恢复、建立和发展，魏晋时期监察制度的强化和独立发展即是重要的体现。
从曹魏开始，御史台脱离了少府，由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御史中丞由皇帝直接领导。曹丕代汉不久，曾一度将御史中丞改名宫正。黄初四年（223年），尚书令陈群和仆射司马懿曾举鲍勋任宫正，使“百僚敬悼，罔不肃然” [1] 。后宫正又改为御史中丞。曹魏御史中丞的属官有持书执法、督军粮执法、持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禁防御史、三台五都御史等，其执掌依旧主要是纠举弹劾不法官吏。与东汉不同的是，东汉御史台在名义上仍属于少府，并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监察机关，而曹魏的御史台，在名义上则不再属于少府，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鲍勋为御史台长官而“百僚敬惮”，显示出曹魏时期监察机构的“风霜之任”和监察官员的威严。
曹魏政权为了抑制世家大族势力的无限膨胀，强化监察制度，增加监察官员的数量，曹魏的监察官有御史中丞1人，持书执法1人，持书侍御史2人，侍御史8人，殿中侍御史2人，三台五都御史8人，禁防御史人数无考，总计23名以上 [2] 。而东汉侍御史以上官员则只有御史中丞1人，治书侍御史2人，侍御史15人，总计18人 [3] 。此外，曹魏政权的司隶校尉府的属官有“从事史假佐一百人，又有卒32人” [4] ，而东汉司隶校尉属官只有从事史12人，假佐25人，一共37人 [5] 。从曹魏的御史台和司隶校尉府这两个监察机构的人员数量看，都大大超过了东汉的规模，曹魏的统治范围比东汉小得多，然而监察官却大大超过，可知曹魏政权对监察的重视和强化。曹魏的监察机构及实施不是衰微而是加强了。
魏晋时期，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的权力也不断扩大。过去，御史中丞不得纠弹尚书。西晋惠帝元康（公元291至299年）中，司隶校尉傅咸弹奏尚书左仆射王戎等，御史中丞解结认为傅咸弹劾王戎为违背典制，越职侵官，干了非他分内的事，奏请免去傅咸司隶校尉的官职。傅咸上书申辨。于是，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因权限问题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是：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共同督察内外百官，遂成定制。
东晋时，罢司隶校尉，中央监察权归于御史中丞和尚书左丞，而尚书左丞的监察权小于御史中丞，于是，御史中丞的职权扩大了，御史中丞“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西晋时，监察官吏的弹劾活动相当活跃，御史中丞、侍御史纠劾王侯、三公、皇太子傅的事例比比皆是。如御史中丞周处“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梁王彤违法，（周）处深文案之” [6] 。刘暾“转侍御史，奏司徒王浑，请免浑官。后兼御史中丞，奏免尚书仆射、东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余人，朝廷嘉之” [7] 。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地位很高，威仪日盛。自晋以后，御史中丞衔命外出，皆“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倘若有人触犯，便可用鞭杖殴打。这种仪制在南北朝时尤盛。北齐“武成帝（高湛）以其子琅琊王俨兼为御史中丞，欲雄宠之，复兴旧制，俨北出宫，凡京畿步骑、领军官属、中丞威仪、司徒卤簿，莫不毕备” [8] 。南北朝时中丞威仪的盛张可谓达到极致。
为了更好地纠举百官，保证御史的弹劾权，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允许“御史风闻奏事”。御史风闻奏事的制度，源自东晋末年和南朝宋之间，北宋洪迈说：“御史许风闻论事，相丞有此言，而不究所以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北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 [9] 。晋宋之际产生的御史风闻奏事，范围很广，不论有无事实，也无论是否与事实相符，皆不深究，这后来成了历代保护御史奏弹的一种重要方法。
[1]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
[2] 《三国职官表》。
[3] 《后汉书·百官志》。
[4] 《三国职官表》。
[5] 《后汉书·百官志》。
[6] 《晋书·周处传》。
[7] 《晋书·刘毅传马暾附传》。
[8] 《通典·职官六·中丞》。
[9] 洪迈：《容斋随笔》卷第十一《四笔·御史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