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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人认为，“阴阳”的生化运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奥秘。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 认为宇宙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生化构成。受此影响，《周易》则认为“乾坤”，即“阴阳”，宇宙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化生化合，包括男女、父母、上下、牲畜、作物、色泽等，均源自于乾坤，即“阴阳”二气。《周易·系辞下》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所谓的“天地”、“男女”，就是指“乾坤”，即“阴阳”二气。宇宙间自然万物的化生化合，都应该归结为“阴阳”二气的氤氲消长，天地间万有一切的发生构成与化生化合，都是由“阴阳”二气所作用。“阴阳”二气的聚散氤氲、相感相化，影响着宇宙万物的生化构成与“变”与“不变”、“易”与“不易”。正是基于宇宙世界化生于天地之气并形成其“变”与“不变”、“易”与“不易”化生化合流思想，《周易》以乾坤二卦演变出的六十四卦所携带的信息与征象，才会与人类的生命、与社会、宇宙万物的化生化合存在契合。应该说，这也正是《周易》中表述的众多的哲学命题所涉及到的诸如天人一体、顺时通变，以及“变”与“不变”、常中有变、变中守常、求新重变，以生生变易为恒久之道，即“差异与同一运动”等思维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
而作为文艺美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变异学则是文艺美学中国学派近年来提出的，是文艺美学学科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它和早期法国文艺美学学派所倡导的实证性研究被称为国际间文学关系研究的两大支柱，是全球化语境下研究不同国家文学，尤其是异质文化语境下各国文学的横向交流与联系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在文艺美学变异学看来，除了受可以确定的实证性因素的影响之外，在文化过滤、译介、接受等作用下，当前新的文艺美学重建还有许多难以确定因素的影响，古与今、国与国、民族、地域之间的文化与文学在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异。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2］ 。即如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所指出的：“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法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情状。” ［3］ 曹顺庆教授给文艺美学变异学定义说：“文艺美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究文学的内在规律。” ［4］ 可见，语言变异、文化变异、跨国与跨文明形象变异以及文学文本变异等四方面应该是文艺美学变异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文化层面的变异主要体现在“文化过滤”，指的是文学交流和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意地对传播方的文学信息进行选择、删改和过滤的现象。这种文化过滤必不可少的会带来文学的误读从而引起文的变异。文学文本的变异体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学的接受层面产生的变异。应该说，文艺美学变异学是应该极具前沿性、挑战性和理论性的问题，其“变异”理论的建构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尤其是从《周易》的“变”与“不变”、“易”与“不易”生化构成思想中得到学理依据。下面，本文试结合文艺美学思想交流中文化层面的“变异”以论述之。
在文艺美学变异学看来，就其实质而言，文学及其理论的变异来自文化的差异与同一远动。文学赖以生成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文化只能成为历史。只有保持巨大的凝聚力和无穷无尽的生命力，文化及其生成于文化土壤的文学才能恒动不已，生生不息。而这种差异与同一远动，在《周易》哲学，则称之为“万物化生”、“易”与“不易”。《周易》认为，“易有三义：即变易、交易、不易”；又认为，“生生之为易”。这里的“易”即包含“易”与“不易”，以及“生生”之义。应该说，“易”与“不易”，即“易”变生化流，也即“差异与同一运动”，为包括文化在内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化生与化合”的“生生”流的显现。
从原初义看，所谓“易”就是“变”。《说文解字》解释说：“易，蜥易，姽蜓，守宫也，象形。”可知，“易”的原初义是指蜥蜴。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易本蜥蜴，语言假借而难易之意出焉。”蜥蜴于十二时之间，每时一变色，以适应周围环境，以保存自己。蜥蜴有善于“变易”的特点，“易”本义变化，由此得名。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又引述汉代纬书的观点，认为“易”字是“日月”二字的合体字。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日月在天空之上最具有变化之意思，因此合日月而为易。同时许慎又指出，也有人不赞同此说，谓“易”字下半部分文字结构从“勿”，而非从“月”。“勿”乃象形字，据甲骨文，像旗。右边是柄，左边是飘带，本义是古代士大夫所建旗帜，半赤半白，用来麾集人众。易字从勿，据《说文解字注》“从旗勿之勿”看，则是取旗子飘扬不定，也有变动不居之意思。由此可见，“易”的原初意义，就是变动不居。“变易”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周易》就极为强调“变易”的普遍性。《周易·系辞上》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地之间，万物都在变化中，而四时的变化最为显著。《周易·系辞上》解释“变”说：“变化者，进退之象也。”“一阖一捭渭之变。”变化即是进退开阖的过程。《周易·系辞上》还探讨了“变”的根源，云：“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系辞下》又云：“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变”的原因在于对立的两方面的相互推移。《周易·系辞上》有时亦将“变”与“化”分开来讲，“化而裁之谓之变”。
在《周易》中，“化”就是“变”，“变”就是“易”。《周易·系辞上》云：“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韩康伯注云：“阴阳转易，以成化生。”《周易·系辞上》又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孔颖达疏云：“若以实象言之，天在上，地在下，是天地设位，天地之间万物变化，是易行乎天地之中也。”《周易·系辞上》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又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孔颖达疏云：“夫易音，阴阳变化之谓。”可以说，这些文句中所谓“易”，就是指“变”与“化”而言。而“易”、“变”、“化”就是“生”，即“生生”。所谓“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云：“生生，不绝之辞。……万物恒生，谓之易也。”朱熹《本义》云：“阴生阳，团生阴，其变无穷。”生是产生、发生的意义。“生”就是“易”。《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又云：“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的根本性德是生，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易”生动的呈现了宇宙万物的构成流，其构成态势是“动”，是“生生不已”。《周易·系辞上》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又云：“言天下之动而不可乱也。”天下万物，其构成态势是有动有静，或动或静。《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孔颖达疏云：“言阴阳六爻更互变动，不恒居一体也。”“易”是《周易》的核心，一阴一阳之所以成为自然之道，关键在于它们不断变化而难以预测。《周易·系辞上》云：“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又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又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等等，无一不是说明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化生化合、与时变化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之物。“易”、“变”、“化”，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构成态势。因此，《周易·系辞下》认为，处于这个“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的世界，人应该“唯变所适”、“唯变所适”，如此，才能创造出与“天文”相辉映的“人文”。所以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别强调“易”与“变”。
当然，有“易”有“变”，就有“不易”、“不变”。《周易》认为，宇宙之“易”，是“天地之道，乾坤之德，天地之宝”，而所谓“道”、“德”、“宝”又是“不易”的。因此，在《周易》，“易”与“不易”是相对相向、相依相待、相互转化、相互统一、互为一体的，此即所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因此，周鼎珩在《易经讲话》中指出：“《易》之涵义，大别为二：变易也，不易也……变易云者，易以日月而成字，取象阴阳，日往月来，阴阳流动，白云苍狗，瞬息万殊，凡此变易之现象，乃《易》所究之范围也，不易云者，宇宙万有现象，虽变易靡定，但变易之中，有其不变者在，热极则风，壅极则通，月盈必亏，花盛必谢，凡此不易之原理，乃《易》所持之法则也，持此不易之法则，以究变易之现象，斯《易》之道矣。”这里就认为“易”的意义应该有“变易”和“不易”两种。“变易”是现象的呈现，“不易”则应该是现象构成的纯粹原初域。而“易”之所以能弥纶天下之“道”，乃在于其能因顺天地之阴阳刚柔而生构成变化。
就哲学意义看，显然，“不易”有恒定、固定不变的意思。宇宙生态系统中，任何一种生命构成态虽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但其生成都离不开原初之纯粹原初域“道”，因此及其构成态势看，都呈现为自由的、缘在的。这种自由的、缘在的构成态势是“不易”的。所以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5］ 从“道”域来看，宇宙万物的显现形态，有大小、多少、荣衰、贵贱等的差别，但就其原初生成域“道”而言，却是一样的，并无分别；此即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5］ 。老子论及道与物的生成关系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这里老子论述“道生万物”由简趋繁的过程中隐含着哲学史上“一”与“多”关系的论题。“道”为独立无偶的纯粹原初域，因此老庄均都以“一”来表述“道”，而以众多之物为“万物”。同时，在老子看来，“道”又是“周行而不殆”的，恒动的、依循着循环往复的构成万事万物。所以老子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逝”指“道”的流行不息；“远”形容其无限的构成历程；“反”乃返回原初纯粹构成域，终而复始，再始更新。道之动依循着循环往复的法则，这是动中含蕴着静的平衡，也就是“易”与“不易”相互统一、互为一体。
应该说，正是受《周易》之“万物化生”、“易”变生化流思想的影响，在“易”与“不易”、“变”与“不变”关系的认识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一贯主张常中有变，变中守常，求新重变。每个生命都是一个实体，生命本身可以滋生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中又可滋生出“新新生命”，以至无穷。可以说，《周易》强调“易”与“不易”，以生生变易为恒久之道的思想正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主张通古求新务变的特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推崇“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所谓“古”，其含义主要有两种：一是就时间的悠长久远而言，意指古代；一是就意蕴的深厚、高妙而言，意指古朴高远的艺术审美境界。“参古”之“古”，应是两种含义兼而有之。如就艺术审美境界而言，即古淡、古朴、古拙、苍古、高古、亘古。如就“参古”之意而言，则为第一种含义，为师古、通古，不是要求“复古”，而是通古贯今，以创构新颖独特、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审美之境。即诗文审美创作构思必须融汇古今，不能不古不今，更不能袭古人语言之迹，冒以为古。刘熙载《艺概·诗概》指出：“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陆机《文赋》指出，诗文创作应“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也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在刘勰看来，“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邪？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在诗文创作中，“参古”、“通”就是“不易”，是一种不变的美学精神，“易”、“变”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审美追求，只有“不易”中求“易”，常中有变，以古为今，以故为新，日新其业，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创构出“新”之“朝华”美境。
萧子显说得好，诗文审美创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6］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指出：“惟陈言之务去。”李德裕在《文章论》中也指出：“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在他看来，诗文创作“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诗文创作审美经验的获得，必须经过一个相循、相因、相荣、相通、相变而化古通今的过程，必须如刘勰所说的“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绝不可“竞今疏古”，趋时附俗。时世推移，光景常新，文风多变，然而诗文创作中表情达意，“名理相因”。历代文艺美学理论家、诗文作者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审美境界的探寻与追求，并由此而获得的美学精神必定会穿透并照亮文字与历史。所谓“设文之体有常”，而“通变”之数“无方”。故而，在诗文创作中必须“资故实，酌新声”、“斟酌质文”“櫽括雅俗” ［2］ ，以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浑朴古雅，光景常新。诗文创作应追求“意新”、“辞奇”，追求“古雅”、“浑朴”，但同时，又必须做到“新而不乱”、“奇而不黩”、“古而不泥”，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变而不失其道。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到者，斯为善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学诗亦然，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又引徐俯语云：“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周辉《清波杂志》说：“为文之体，意不贵异而贵新，事不贵僻而贵当，语不贵古而贵淳，事不贵怪而贵奇。”吕祖谦《古文关键》认为，诗文创作应求新，主张“意”新和“辞”新，应该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所谓“意”指文章的命意，立意要高、要新、要好，要有不尽意。句虽少意极多，文势曲折极有味，峻洁有力。新语表现新意，语新是外在的，意新是内在的，语新与意新表里一致，这是立足于文章自身的思考。文势规模、纲目关键、铺叙次第、抑扬开合处、警策句法，要缴结有力、融化屈折剪截有力。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指出，诗歌创作贵在“不经人道语”。他认为，“自有诗以来，经几千万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李渔在《窥词管见》中也指出，诗文创作“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之诸美皆备”。诗文创作必须求新，具有独创性，“自有一定之风味”，能自驰骋，不落蹊径，“优美及宏壮必与古雅合”（王国维语），从而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然而求新必须“会通”，“通则可久”。知新变而不知“通变”，“近附而远疏”，“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 ［2］ ，这样去追新求变，必然会导致“虽获巧意，危败亦多”，“习华随侈，流遁忘返”，因此，“参古”说中包含着“易”与“不易”的“通变”精神。
“万物化生”中的“易”与“不易”、“变”与“不变”之间是相互统一、相依相待、相互转化的，变不失常，常以处变，其依待转化，执常以处变，要变以知常的表征是可测又不可测的，表现为常住性和变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一阴一阳即所谓生生，即所谓不测也。生生不穷，而变化莫测，此《易》之所由名也。《易》者，变化之称也。通其变以利用，而谓之事，非是不谓事也，然后知一阴一阳之为不测也。若或滞于阴、或滞于阳，则阴阳有所在矣，有所在，安得不测而谓之神也哉？阴阳之变的特点既可测又不可测，表明变化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是变化不可测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有偶然性，难把握，才反映自然界变化的复杂性。因此，“万物化生”中的“易”与“不易”应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周易》之“万物化生”、“易”与“不易”变异生化构成思想对当今的中西文艺美学变异说是有学理意义的。就文艺美学变异说而言，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易”与“不易”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必须来自不同文化的互证、互补和互济，来自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认同与融合，这中间又包含着相互吸收与借鉴，要达到沟通、理解与交流就离不开比较与辨异。要比较与辨异就要“跨”（这里的“跨”，指跨越。《文选·张衡〈西京赋〉》薛综注云：“跨，越也。”指超越时间、地区之间的界限）即，“跨文明、跨文化、跨民族、跨区域”。但必须澄清的是，比较与辨异，或“跨”，是方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应该说，比较与辨异，即“跨”的目的是通过对差异性的发现、沟通、理解而促进文化的认同与发展，即中国哲人所谓的“易”，即“变易”，也即变化与生化。发展与“变易”是文化的本质特性，是比较的目的，也应该是中西文艺美学比较的目的。但与此同时，“变异”又是建立在“易”与“不易”的化生化合流中的。
应该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差异与同一发展与“变易”生化流中的“他者”化，即“易”，和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即“不易”，是并行不悖的。“他者”是“自我”之外并且异于“自我”的存在。“他者”既然是“自我”的“他者”，“自我”也就是“他者”的“他者”。我们既可以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也可以用他人的眼光看他人，看自己。问题并不在于两种视角孰是孰非，而是在于“自我”与“他者”差异与同一发展与“易”与“不易”生化流中的融合。“易”即“变异”、“差异”。而“不易”则为“同一”。我们对于“他者”视域，完全可以用平和心态看问题，不必“跨”，也不必被动地接纳，而是任其自然、如其所是，在“和而不同”中融合、发展、“变易”。
差异与同一，“易”与“不易”的“运周”生化流程才是文化以及生成于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学的本质特性。在差异与同一生化流中，发展与“变易”才是比较的目的。为了发展与“变易”，需要保护不同的文化和群落和生态，而这即是“不易”。这种见解无疑是极有见地的。跨文化文学比较必须遵循“易”与“不易”的生化构成态势，必须对文学赖以生成的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加以考察，通过对中西文化生态作寻根探源的了解和体验，才可能使我们在比较研究中避免误解。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载体。文化必须通过载体才能存在，不表现为载体，则文化就不会成其为文化，而只能是一种自然的、经验的、心理的东西。德国诗人盖奥尔格说：“语言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7］ 实际上也可以说，语言破碎处，文化不复存。每个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稳定持久的文化生态结构。这是“不易”。这种“不易”的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结构是通过长期的历史过程沉淀下来的，影响着作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最终表现在“易”的文学作品中，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差异性，并形成其民族文化特色。因此，要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化，就必须立足于“不易”的文化传统，并努力同文化生态各个方面建立横向联系，结合“不易”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各种具体形态发生初始阶段的内外因作用、起源机制，对中西文艺美学中关于创作经验的现象描述进行动态的、实践性的与历史的、共时性的综合考察，打破过去研究的框架，扩大研究领域，改变旧观念，调整研究方法。从其实质来看，文化寻根探源的最终目的还是求得一种“不易”的文化生态的认同。因为文化生态认同也就是对文化的“不易”的原初根基或民族和地域意义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寻根探源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异质文化的互相理解、互相汇通、互相生存和互相发展。
文化的互相理解，首先是通过文化生态平衡来实现的。不同文化间的生态平衡必须要有共同的话题。而属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异质文化间的共同话题是极为丰富的，尽管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不同民族间千差万别，但从客观上看，各民族间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不易”的共同之处。仅就文学领域来看，就因为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不易”生存形态，如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离愁别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社会生活中的仁义礼乐、政令农事、人情事态、歌舞战斗，人类自身的腠理五脏、四肢百骸、生命机能、心性思维等等，都有相同的体验形式，而这一切必定会在以关注人类生命与体验的文学中表现出来，并由此而使其具有许多相通与共同的层面，如“入世出世”、“思亲怀乡”、“时空恐惧”、“死亡意识”、“生态环境”、“乌托邦现象”等等，处于“易”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会遵从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易”的不同文化生活，以及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这些回答既包含有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选择与解释。因此，只有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比较，遵循“易”与“不易”的生化构成态势，以加深彼此的理解与认同，从而促使双方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得力于文化与文学的“易”与“不易”，即差异与同一远动。因为，无论是从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关系看，还是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看，发展与“变易”的恒动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都来自文化与文学间的互证、互补和互济。促使文化创新与“变易”的生命力来自多种文化与文学的交往与交流。同时，文化与文学间也只存在“易”与“不易”，即差异与同一，而并不存在高低。
自然与社会的发展与“易”与“不易”需要相辅相成，相互对立又相互对话，从而相互促进，由人所创构的文化的发展与“易”与“不易”也应如此。目前，人类已经迈进一个新的纪元，面对一个多元文化同生共存的时代，文化交流日趋全球化，各文化间的对话与沟通对其自身的发展与“易”与“不易”便显得愈益重要。文化的本质属性是发展与“易”与“不易”，对中国传统文艺文学思想进行研究的目的与宗旨也是促使文艺文学更为健康地变易与发展。对中西文艺文学进行比较、交流与借鉴中的文化寻根探源的目的更是加深理解以增进文艺文学发展与“易”与“不易”。要发展与“易”与“不易”则必须要沟通、必须通过对话。只有通过对话，通过“反复对谈”才能达到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文艺文学的互相理解，以推动当代中国文艺文学向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与“易”与“不易”。
总之，《周易》“万物化生”、“易”与“不易”的构成思想给文艺美学变异学的理论支持是：自然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需要相辅相成，相互对应、相互促进、相互对话，文化与文艺美学的构成与发展也应如此。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同生共存的生态平衡时代。文化交流日趋全球化。多种文化相遇，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相互理解。跨文化文学比较中我们要防止只是一种文化的独白，不然则不可能真正理解两种不同文化间文艺美学的特点。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有一条充满探索精神的平等对话，为寻求某种答案而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反复对谈。跨文化文学比较中文化寻根探源的目的是加深理解，而要沟通、要理解，则必须遵循“易”与“不易”的构成态势。只有遵循“易”与“不易”的生化构成态势，才能达到文学比较的目的，以推动文艺美学向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2］（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3］大塚幸男：《文艺美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 页。
［4］曹顺庆：《文艺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 页。
［5］庄子：《庄子·齐物论》，见陈鼓应：《庄子老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83年版。
［6］伽达默尔引德国诗人盖奥尔格诗句，见《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6 页。
［7］《南齐书·文学传论》。
（原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