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66～1977年）
——突显音乐创作的个人风格

1966～1977 年“文革”十年浩劫，当时的音乐创作严重受到“四人帮”以及极左文艺路线的控制，但傅老仍保持着他对音乐事业的热爱，对艺术创作标准的遵循，凭借着音乐家的良知以及音乐创作的才华，为“文革”音乐创作注入了活力，尤其是抒情的曲风体现了革命的柔情，为当时人们干涸的心田送上了暖意。

其前期在 1968 年、1969 年创作的歌曲《遵义城头金光闪》、《延安精神代代传》，分别以坚毅、赞颂的音调歌颂党与领袖毛主席，为文革初期的“颂歌”创作注入了力量；中期 1973 年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的主题歌《红星歌》、两首插曲《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表现突出，打破了“文革”中提倡的“高、快、硬、响”的风格，成为了“文革”音乐中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并收入于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歌集《战地新歌》。其中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和《红星歌》被收入第四集，歌曲分别以清新的民风、天真可爱的少年童趣在这集众多具有政治性矛盾指向性的歌曲中尤为显出艺术性；而《映山红》更是以一种革命的抒情气质，在“文革”音乐中脱颖而出，引起了不少争议，对在那个年代创作抒情歌产生了异议，他在回忆中说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不时别人说的，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所以，不能只有战斗性没有抒情性，只有动没有静，只有起没有伏，这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艺术的发展规律也不例外，我是根据这个认识才写了《闪闪的红星》的音乐。”

这份对艺术规律的遵循，形成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歌曲含蓄、深沉，完全没有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一惯用的激昂、豪迈的情绪，而是紧紧与电影中所表现的人物身份、情节相适应，表达了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对革命胜利的期待。这样的抒情曲风产生于那个“反人性”的年代，正是傅庚辰抱着反映历史的真实，表达人性的真实情感，使作品才具有长久生命力。人常说，“十年动乱三首歌”，歌指的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映山红》，无疑显示出了三首歌曲在“文革”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当时时任文联主席的周扬在影代会报告中对电影《闪闪的红星》音乐表示大为赞扬。后期 1976 年面对“四人帮”悍然发起的“天安门事件”，傅庚辰又凭借着音乐家的良知为天安门诗抄创作歌曲男中音独唱曲《扬眉剑鞘》和女高音独唱曲《爱民自有人民爱》，用歌曲表达了对英灵的悼念，对“四人帮”行为的控诉。 68Kn8WVXf0pGDEh78Aa7oxjjKRcnX1j44CPzzaFa0GZ15IwpvOGEQ1EIVzFfdC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