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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由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党的早期领导尤其是主要创始人关于对科学的认识，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萌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中共建党前后对科学都有相当的认识，这其中尤其是以陈独秀为最，他在科学、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唯物史观等方面远远在其他人之上，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不愧为高举“德”、“赛”大旗的旗手。
我国现代科学产生的历史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相连的，科学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与民主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科学？1920 年 4 月，陈独秀对科学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
瞿秋白在回答什么是科学时指出：“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
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科学的理解已经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将其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鉴于此，陈独秀认为，科学与民主一样，也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始于 1840 年的中国现代化，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人的现代化。但近代诸多革新家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注重学习西方“长技”的表象，而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即人的解放及其现代化。从近代中国所引进的西方先进设备、先进政体之所以未能达到应有的功效来看，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陈独秀指出，如果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先进机器便可以致富强，是“至为肤浅”的认识，只有以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才是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然而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建立某种类似西方的民主政体便可大功告成。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而为使“共和国体能够巩固无虞，立宪政治能够畅行无阻”，必须进行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以现代思想改造国民精神素质，才能使民主政治有坚实的基础。
据此，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他认为，随着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将来的一切思想行为，“必以科学为正轨。”他说：“人类将来之进步，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阁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
李大钊也论述了科学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说“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未尽”，重要以科学的精神求索真理，必然能够使人类早日登于文明幸福之境。
可见，陈独秀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从现代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对人的思想启蒙、人的解放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正是据此而开展对科学的论述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国要真正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唯有用科学启迪民智，促进人的现代化，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也表明，人的现代化恰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之一。
几千年来，阴阳说成为中国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主要办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由对立构成，即所谓“阴阳”，它既是事物的存在形式，也是事物的变化依据。但是由于缺乏建立在受控实验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加上阴阳说的哲学命题又被无限外推，取代了实证性科学研究，因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能把握事物的具体特征、确切性质和本质联系，只能根据经验做直观的猜测，使各门学科都难以摆脱原始朴素的状态。
基于上述情况，陈独秀尖锐指出，中国古代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近代科学之所以很难在中国诞生，皆与人格化的自然观有着极大的关系。以人伦解释自然，是中国至今尚未走出蒙昧时代的标志。他说：“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气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这是“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干扰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发展，使中国人的自然观始终徘徊于原始辩证阶段，摆脱不了根据表象猜测的稚气，难于走向近代。因此，他郑重宣布：“欲根治之，网维科学”。
即绝不能以人类社会的伦理随意比附自然现象，而应根据事物自身的性质，以科学说明真理。
陈独秀这里所倡导的“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
即是以自然科学的实验作为检验一切理论和规律的标准。他主张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方法代替“圣教”、“圣言”来检验真理，来分析“人事物质”，即用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和社会，是他认为人们的思想如果离开自然科学、科学方法，违反形式逻辑，就要成为主观想象、主观妄想、胡思乱想。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基础，但它在明末传入中国后，却遭到了几百年的冷落，原因就在于它既不符合人伦化的天道观，又不符合阴阳认识论。加之外在权威支配着中国人的认识过程，一切唯上惟官惟天地鬼神，就是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不相信自己的认识能力。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着中国人正确地认识世界，阻碍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因此，陈独秀等提出的以自然科学的实验作为检验一切理论和规律的标准，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四以后，玄学欲借尸还魂，将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复活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受到了科学派的强烈批判，史称“科玄论战”。从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的演进看，“科玄论战”的爆发不是偶然现象，实际上是五四以来东西方思想大碰撞的延续。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是一场文化保守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也相继参加了论战。他们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了论战的第三方，但事实上却倾向于科学派。因此，瞿秋白在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时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
。但瞿秋白对唯科学主义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技术和机器，说是能解放人类于自然权威之下，这话不错，然而他不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瞿秋白指出的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但不能直接用于对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调节和改造，所以科学派奉行的唯科学主义路线是行不通的。对关于科玄论战，陈独秀也坚持唯物史观：第一，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第二，像物质世界一样，精神世界也是有客观规律并且这个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第三，像自然科学一样，对精神世界的认识也是渐进的或曰逐步完成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即社会科学对精神领域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和发展的；第四，社会科学就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实证、形式逻辑等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并正确把握其规律，当然也就能够正确认识“人生观”。陈独秀是无神论者，其彻底的唯物论观点是：“其实我们对于未发现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无可存疑了。”
他还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在这场“科玄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它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站在唯物主义的高度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发展进行精辟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等都是在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后走上革命道路并高举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因此，在这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学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近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科学主义它不仅阐述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且更注重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这正是中国社会要迈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其次，科学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约瑟夫·本·戴维曾指出，在西方条件下的科学主义有助于科学体制化，科学体制化又将促使独立的科学群体产生，从而最终在制度和行为上摆脱科学主义。
陈独秀等人所宣传的科学主义在推动中国科学体制化方面亦如本·戴维所描述的那样，也同样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因为这种科学主义极大地抬高了科学的威望和社会对它的评价，这就为此后中国实现科学体制化提供了有力的社会影响和条件，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科学思想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科技观的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