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党的科技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西方科技文明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冲击。
中国古代有三大技术（建筑、陶瓷和纺织）、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四大传统学科（农学、医学、天文、算术）。并在“3～ 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事实上，直到 14～ 16 世纪，数学家朱士杰的“四元术”及“招差术”、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简仪和《授时历》、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 17 世纪初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游记》、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技术专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确如此，6～ 17 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占 54％以上，是当时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然而到 19 世纪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只占 0.4％，近代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对科技发展的阻碍。科学精神与封建制度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创新的过程，因而它要求人们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因此，科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引申出自由民主范畴。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求真超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相反，轻视或否定科学、提倡愚民政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成专制政治。科学的上述特征和作用表明，科学是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价值体系，科学所要冲破的东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树立的东西。所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封建观念形态抑制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传统科技体系和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念密切相关，一方面以各种实用技术为核心，强调科技的实用性，另一方面，科学的理论思维充满了玄虚色彩，天人合一，把它们作为对自然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在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使华夏民族很早便成了根深蒂固的稳定和秩序的观念。封闭、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客体的不断追问，这种观念体系不是将人们的精神活动引向自然界，而是引向主体自身，主要去感悟主体行为与周围环境是否吻合即道德实践问题。因而与中国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观念形态表现出重道德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抑制了科学的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在通向近代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定量的实证分析方面存在不足。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审视一下中国古代的三大技术、四大发明和四大传统学科：农学、医学、天文和算术，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而忽视了理论上的探讨。而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整个社会对民主、自由、独立精神的追求，对逻辑思辨和实验方法的高度关注，促使了西方科技文化在这个时代得到了不断地放大。伽利略之所以被称颂为近代科学的开创者，就在于他坚持了逻辑和实验的结合，为近代科学提供了范例。科学史家萨顿说“直到 14 世纪末，东方人和西方人是在企图解决同样性质的问题时共同工作的，从 16 世纪开始，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分歧的基本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是西方科学家领悟了实验的方法加以利用，而东方的科学家却未领悟它。”
19 世纪后半叶新的技术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成本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多样，他们攻占中国市场的能力大大加强。1870～ 1894 年间，中国进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出口贸易的增长。至 1894 年，中国进口净值已经从 1873 年 6663.7 万关两增至 16210.3 万关两，增长了近一倍半。
这一时期，中国进口商品品种大大增加。从当时外国驻华领事的《商务报告》和中国《海关报告》中，或从中外人士文论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洋油、火柴、洋伞、肥皂等等洋货新品种打入中国市场的消息。煤油，俗称“洋油”，是十九世纪 80 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进口商品。它比中国旧时照明用的豆、茶、棉、麻等植物油（土油）点灯亮度高，价格又仅为植物油的 50％～70％，所以逐渐取代了照明用土油，很快在各地城乡推广开来，其所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染料、机器、火柴等商品情况也与此相似。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铁等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增加，对中国同类手工业生产也起着破坏作用。榨油业原是中国自然经济中广泛存在的一项农民家庭副业，或者是适应村落自然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手工小作坊。由于外国煤油输入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各地榨油业受到极大打击，原来用于照明的华南花生油、华东菜油“销路日滞”；华北一些州县棉籽油、蓖麻籽油等行业，“因煤油盛行，多已歇业”；远在内地的四川，也因煤油输入，当地原有的白蜡业销路“大大地下降了”。火柴大量进口，摧毁了中国原有的火石、火镰制造业。洋铁五金输入，也使中国土铁业等深受打击。这些旧有手工行业的没落，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过程。
19 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工业产品对中国的自然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是棉纺织业。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从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起步。棉纺织业成为 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产业，棉纺织品也就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占领海外市场的主要商品。洋纱较之中国的土纱条干均匀，不易断头，价格低廉，在中国城乡市场洋（机）纱严重排挤土纱。中国原有手工织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得以生存，纷纷改用价廉质优的洋纱织布，以此增强对洋布的抵抗力，以至这一时期洋纱进口增长速度比洋布更快。从海关公布的全国进口统计来看，1874 ～ 1894 年 20 年间，洋布进口值增长了 88.4％，而洋纱进口值则增长了986.7％。洋棉布、洋棉纱和鸦片这三项在 19 世纪时占据了中国进口商品的绝大部分，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 50％～ 75％。
这种“耕织分离”、“纺织分离”，对以农民家庭成员自然分工为基础、“男耕女织”特征的中国自然经济形态产生了严重冲击。
洋货的冲击，使传统的以小作坊为主体的手工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机器的步伐。这样或多或少的带来了一系列近代生产技术和近代科技。同时，技术有用、技术有大用的观念开始扎根于国人。科技工具化的思潮开始对社会产生着一定积极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创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之先河。19 世纪 60 年代初，清朝统治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过西方“坚船利炮”的苦头，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又尝到了有西方洋枪洋炮的甜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来工业和科技文明的示范作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镇压起义中立下大功，实力不断增强的封疆大吏、大员，为了进一步镇压各地农民起义，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和各自的封建割据势力，主张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帮助，购买和仿制西方新式武器和船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借法自强”。洋务运动在引进新式生产方式等方面开国内风气之先，因而许多史学家便以其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点。
维新运动倡导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深感亡国的危机，爱国的志士奔走呼告，谋求挽救国家危亡的办法。这年 8 月康有为等首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出版报刊，宣传鼓吹变法图强，继此之后，一时学会风起云涌。1896 年，一些关心农业的维新人士在上海组织的农学会，在农业方面率先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它和浙江蚕学馆、湖北农务学堂（1898）、“直隶高等农业学堂”（1904）、“中央农事试验场”（1906）等一起揭开了我国近代改进农业的序幕。而 1905 年，清廷废科举，中国开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体制。
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文化的传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正发生着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这就是“科学共同体”观念形成并不断加强。1921 年以前，中国成立了三个科学团体，分别是中国科学社，1914 年在美国成立，1919 年迁回国内，会刊《科学》和《科学画报》；中华农学会，1917 年在上海成立，会刊《中华农学会报》；中华学艺社，1920 年在上海成立，会刊《学艺》。这些科学团体由自然科学工作者组成，开展了大量工作，在近代科学引入中国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展科学研究，发展科学事业，开展学术交流，推动联络研究，“合群力研究与探讨”，
以近代学会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形成了有效能的科研群体，加强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已经基本形成，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科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确立。与此同时在“五四”时期，科技出版物使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仅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在 162 种报刊中，刊载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评论、介绍、通讯、科学史和专著等文章共 660 篇。如果加上科学专刊，如《科学》、《理化杂志》等，“五四”时期发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不下千篇。
民国时期国人系统地引进、学习并研究科学技术。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正发生着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最有意义的变革，这就是“科学共同体”观念形成并不断加强。自 1914 年中国科学社成立
后，以各种包括单科的、综合的科学学会为表征的“科学共同体”在二三十年代得到全面发展。据统计，1919～ 1937 年成立的各类科学技术团体达到 394 个，
而最主要的科学团体有 42 个。
正是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才使得处于当时政治局面混乱时期的中国科学得以不断向前推进。1928和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上海、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共设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心理、动植物等 10 个研究所，以及理化、生物、人地三大部，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心，加上各种各样的学会、学社、研究所等科学共同体的相继建立，表明中国系统地引进、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到了历史的新高度，科学在中国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作为这一时期国人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一个成果，影响了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并通过他们使科学技术工作成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国统区培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人才中有一大批进入革命根据地，他们和革命根据地自己培养的科技工作者一起，对中共领导区域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科技观也随之陆续传入中国，它们是党的科技思想最主要的渊源之一。但较之于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马恩列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对党的影响要晚得多。
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研究，最早译成汉语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共产党宣言》序言（即《〈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本序言》），由民鸣译，发表在日本东京《天义报》上，时间在1908 年。1920 年 8 月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最早的完整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及《资本论》第一卷等分别由不同的译者以不同的名称摘译，
这些译文中有较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肇始。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未受到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重视，
当然也未能影响到此期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政策措施。
此后，陆续有更多的马列著作被译成汉语。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翻译出版马恩著作数量更多。恩格斯所著，含有“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这一马克思主义著名论断的《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的《辩证法经典》、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等含有大量马恩科技思想的论文论著在 1928～ 1932 年间陆续翻译出版。
这些内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是否看到，我们并不清楚。但从此期毛泽东等人的主要工作及其当时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讲话来看，应该是没有看到，至少是在当时他们并未注意到，也未在革命根据地的科学技术实践中得到体现。
1930 年 4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程始仁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等著的《辩证法经典》，内容包括《思辨的构成之秘密》即《神圣家族》第 5 章摘译、《关于傅渥耶巴赫的论纲》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的见解和唯心的见解之对立》即《德意志意识意识形态》第1 卷摘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即《哲学的贫困》第 2 章摘译、《经济学研究之一般的》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译、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即《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给古盖尔曼的书信（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即《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 年 7 月 31 日》摘译、《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即《反杜林论》引论摘译。1932 年 8 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译的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卡尔·绍莱美尔略传》即《卡尔·肖莱马》、《反杜林论别序》即《反杜林租赁经营》引论摘译。
只是到了延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才开始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等党的主要领导，并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和政策中得到体现和应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特别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创新，提出要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建国后，1954 年龚育之编《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
1978 年人民出版社约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专家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
则标志着中共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科技思想达到了历史的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