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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然而由于旧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科技力量薄弱，科技人员的价值取向混乱，已不能适应建国初期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党明确了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和为人民大众服务”
总的指导思想，这为人民民主政权确立科技事业发展方向、重建新的国家科技教育体系、团结和改造科技人才、认真探索科技发展之路打下了理论基础。
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是以“人民科学”的概念出现。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和政治的转型，而这种政治转型必然导致社会的转型。新的人民政治、人民体制、人民时代和人民社会建立，必然推动人民科学的发展，这无疑为“人民科学观”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
在建国前夕的 1949 年 6 ～ 7 月间，两度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下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上，党的领导人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先后到会讲话，都提出了“人民科学”这个概念。朱德讲话的题目就是“科学转向人民”，他指出“各位科学专家，应该做建设工作的计划者和工作者。以往的科学是给封建官僚服务，今后的科学是给人民大众服务。如果在这个条件下来发展科学一定很快的就可以有成绩。”
叶剑英全面阐述了人民科学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在人民政权下，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真正地叫人民的科学。”他还号召科学工作者要“把科学上一切成果献给人民，把科学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进人民幸福的东西。”
周恩来指出，科学是不能超越政治的，而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面，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
1949 年 8 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也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这一切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建立人民科学的愿望。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第 43 条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第 44 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 47 条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
这一切都表明科学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政治保证，具有了不可违背的宪法意义，这是新型的人民科学观形成的决定性的政治条件。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可以说是“人民科学”提出的先声。这种把科学看成是服务于阶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武器，其思想基础来源于马列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重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他们敏锐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的成果不仅是为少数剥削者所用，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奴役劳动大众的工具。”
所以，要让科学起到真正的作用，“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这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才能得到实现
。列宁也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留给我们许多出色的专家，我们应该广泛地、大规模地使用他们，资产阶级文化、知识、技术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应当予以重视，他们在过去积累了自己的知识，应当把有用的知识交给苏维埃，交给人民。”
建立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发展科学这个问题上首先关注的便是政治制度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党的领导人认为，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本上没有出路。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自然科学才能被真正重视，自然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自然科学才“可以大大发展”。毛泽东坚信，由于边区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所以“边区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因此，只有在这样先进的制度下科学才能变成“人民的力量”。这些理论和论断构成了“人民科学观”的思想基础。
1950 年 8 月召开的科代会是建国后科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盛会，参加会议的 468 位全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会议期间，科学家们踊跃发言、热烈地讨论。他们认识到：旧中国的科学事业只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的特点，即使是应用性研究，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今天，科学家们团结了起来，在新中国政权的领导下，有计划开展科学工作，并且开始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是迫切需要科学家替他们解决问题，科学家也有义务替他们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今天科学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荣誉。中国科学研究一旦和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中国科学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
中国科学工作者都深深体会到，在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界有两点最显著的进步：第一是 1949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代会筹委会议，推动了全国科学界的大团结。第二是科学工作者普遍认识‘科学应该为人民服务’，各方面都喊出了这个口号。”
为了祝贺科代会的胜利闭幕，《人民日报》发表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科学文化实行专制政策，使科学工作者不能按照人民的需要开展工作。人民政府与之相反，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教政策，鼓励科学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社论还具体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研工作于群众生产工作结合起来。这是科学界正确的努力方向。”
可以说，这次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中国科学界的“人民科学观”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后，中国科学工作的展开，都开始在这一科学观指导下进行。
从“人民科学”概念的提出到人民科学观的确立，不仅是当时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是科学发展规律使然；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我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也适应了我国科学发展的要求。
人民科学观的确立和其价值取向，不仅在思想层面上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情，而且在实践层面上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一）自然科学大众化和普及化运动
自然科学的大众化、本土化问题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少数科学家提出并开始了实践。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这一探索未能最终完成。在延安根据地时期党已将科学大众化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加以开展。建国后人民科学观的确立，这为科学的大众化、普及化运动在全国推广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科学只有生根在民族的土壤里，生根在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需要里，才能繁荣滋长，开花结果。因此，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与科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广大科学工作者纷纷走出象牙塔，不遗余力地在群众中开展科学普及工作。1950 年 8 月 25 日“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科学普及和大众化的开端。该协会的宗旨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电影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力图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解释自然现象和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落后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藉以在人民中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科普协会”成立一年中，全国有 25 个省（市、行署区）建立了分会筹委会，一年来各地发展会员达 7，393 人，绝大部分是各部门、各学科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各地分会一共建立了 113 个工作组，还有 11 个分会管辖下的支会。1950 年前 8 个月，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科普协会的旗帜下，进行了多次的科学讲演、幻灯放映和展览，总计受益人数达1，119，678 人，其中讲演1，697次（包括公开讲演和电台广播），听众共计 279，043 人，科学幻灯放映 1，305 次，观众 393，891 人；科学展览会举行了 29 次；有统计的观众446，744 人。另外，各地 8 个月中，一共出版了科学小册子 30 种，科学期刊121 期。
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普及工作的顺利发展。
在如火如荼的科普活动中，大量的天文知识宣传，使群众了解到自然界是按照一定规律运动和发展的，而舍弃了“天圆地方”“天狗吃月亮”等迷信思想。科学卫生知识宣传对于揭破反动迷信会道门的真面目，动摇反动会道门的思想基础，堵塞反革命谣言的空隙等起了很大作用。在为生产、保健工作服务方面，老区各地的文化馆和农场经常借庙会对广大农民进行防除病虫害、积肥压肥、精耕细作的宣传，新区也通过除虫、选种等运动，驱除了群众“神虫不能捉”、“靠天吃饭”等迷信保守思想，为他们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实际问题。各种传染病知识的宣传，使群众了解到“预防为主”政策的意义。工人方面，除工会领导的业余学校的文化技术学习已逐步展开外，通俗科学技术读物受到很大欢迎。
在科学为人民大众思想的指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科学普及活动，而且努力纠正过去科学研究与实际相脱离的弊端，注重发展与国防、工业、农业有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自然条件的研究调查方面。地质研究所配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的东北矿产探勘工作，进行的北满地质调查；地球物理研究所物理探矿组专门为东北训练了工作人员，还对金属矿产进行了物理探测，发现了铁、铅、锌、煤、萤石、耐火材料、硫化铁矿区十余处；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大地测量组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定了潼关和托克托两地精密经纬度，并组织了黄泛区考察队等；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阐明了棉蚜的生活过程，提供了防除棉蚜的方法；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浙江吴兴菱湖对湖鱼的鱼瘟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预防鱼瘟的计划。在应用自然科学方面。应用物理研究所在晶体压电现象方面解决了电讯工作对于“水晶振荡片”的初步需要，并拟大量制造；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制菌剂青霉素的制造上取得成功；物理化学研究所对于电器工业所提出的用作电灯丝及电阻线制造的胶质石墨研究也取得成果；生理生化研究所在营养化学方面应淞沪警备部队之邀，研究该部队战士之营养缺乏症，发现病源是缺少“核黄素”，获得良好结果。另外，在关于联系实际需要的其他方面，各研究所也有相当多的成果。这一切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想也没有想到过的，反映了党的科学为人民大众思想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促进作用，也反映了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实际结合的良好趋势。
（二）国家科技教育体系的再建制
“人民科学”事业的确立，离不开科技力量。但新中国成立前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落后，这既有科学体制本身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由政权的反动和腐败造成的，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需要加以纠正，使之符合人民科学观的要求。因此，在主要是国民政府原有科学技术建制的基础上对科技教育体系的重建和科技力量的重组，必然伴随着对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政治取向和价值取向的认同，这个过程我们将之称为再建制化。
1.中国科学院的建立
1949 年 7 月，科学界代表向人民政协提出议案，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以“统筹及领导全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使产生及科学教育密切配合”。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其第十八条规定：成立科学院，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11 月 17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949 年 11 月 1日，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端，并由此拉开了改造和调整旧有的科研机构，建立新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体制的帷幕。
1950 年 6 月 14 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要求中国科学院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特别是其中有关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为总方针，并提出了科学院的基本任务：一是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二是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三是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
根据这一指示，中国科学院对当时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充实。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科学技术非常落后，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到 5 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不到 500 人
。全国只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所属的 20 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国地理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等几个专业性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有独立科研机构 22 个，职工 575 人，其中科研人员 3l6 人。高级研究人员 122人，中级研究人员 112 人。
1950 年，中国科学院分别召集了专门学科会议28 次，按照郭沫若院长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其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将原中央研究院的 12 个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的 8 个研究所以及北京生物调查所、南京地理研究所等加以调整，改组为 17个研究单位和 3 个研究所筹备处（数学、地理、心理）。调整后的研究所按照国家建设需要以及学科的范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地学方面，有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二）物理方面，有近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物理研究所；（三）化学方面，有物理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四）生物学方面，有生理生化研究所，实验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植物分类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五）社会科学方面，有考古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此外，还有工学实验馆以及紫金山天文台。
以上调整的原则大体上是根据已有条件以及国家工业、国防、农业各方面建设的需要。调整以后的各研究所，都经政务院任命了所长，并制定了研究计划，配备了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做到了人力物力的集中，克服了过去机构重复和各自为政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理顺了科学研究机构的关系，制定了条例章程，改变了无组织、无计划的局面。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到1955 年，全院共有科研机构 44 个，职工 7978 人，其中科研人员 2977 人（高、中级研究人员 1024 人），分别比 1949 年建院初期增长 1 倍、13 倍和 8倍，经费支出（含科学事业费和基建投资）3742.5 万元，比 1950 年增长12 倍。
科学院的成立是再建制的初步成果，使新中国建立了以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这不仅符合人民科学观的要求，而且在建国初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在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决心着力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在中国科学院调整和充实所属研究机构的同时。自 1951 年 3 月开始，国家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设置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整合现有资源，加快高校科研机构的发展，以尽快地培养中国工业化建设急需要的工学人才。这次调整是中国科技教育再建制的又一个举措，对建国以后 17 年的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国初期，中国的许多高校都属于教会学校，所设基础理论学科占有比例较大，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严重脱离实际。这既不符合当时“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教育工作的总方针，也不利于培养当时的经济建设所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以苏联高等教育为模式，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
1951 年 11 月 30 日，第 113 次政务院会议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报告认为：工业院校存在地区分布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系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不适应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报告还提出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具体调整方案，调整工作随即展开。1952 年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社论指出，调整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业学校和专科学枝，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特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组各高等学校，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分的学生入高等学校。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
这次调整，首先体现在学校布局有了较大的变化，综合性大学由 55 所减为 14 所，工科院校则由 31 所增加到 47 所，师范院校有了大幅增加
。其次，以上调整相应地突出了专业性的系科，甚至出现了专业院校，如华东化工学院等。这些专业系科或院校，以工为主，实用性极强。据统计，1946 年在全国大学生总数中，工科仅占 18.9％，调整后，逐年升高。1952 年为 35.1％，1953 年为 42.86％，1954 年则达一半左右。工科专业数占全国专业总数的55.2％，远远超过一半
。另外，农、医、水利等系科和院校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强，高等工科院校基本上形成了以机械、电子、建筑、化工等主要专业比较齐全的新格局，使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规模基本适应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历时近八年的院系调整和改革，是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总体上看，学校布局有了改善，系科和学科类别结构基本上反映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扩大了办学规模，提高了办学效益，培养了大批工业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科技人才。同时经过院系调整，各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也逐步发展起来，以高校为依托的科研体系逐步建立。
3.进一步健全国家科学领导体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全国科学工作的学术领导，增强中国科技发展的计划性，走中国式集中型“大科学”
体制之路，迫切需要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技术领导机构。这既是科学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客观要求，也是苏联科学建制对中国科技体制的影响使然。
中国科学院建立以来，集国家开发与学术中心于一体，既要满足国家对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的需要，又要指导全国经济部门的技术活动，这在事实上削弱了其学术领导的功能。为了迅速扭转这一局面，从 1954 年 1 月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经过反复讨论和协商，从 31 个学科中选出 233 位学部委员，并于 1955 年 6 月 1 日举行成立大会。学部成立大会的召开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个里程碑的标志。正像郭沐若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通过这次大会，中科院正式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生理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的成立使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进人学术领导行列，中国科学院就可以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统筹安排与规划，这对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学部的成立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是在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换，这一转换实质上是淡化科学院在国家科技事务中的行政管理职能，而强化它的学术中心职能。不仅加强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而且对于最终形成中国新的科学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为加强科技事业的领导，巩固再建制成果。1956 年 3 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科学规划工作，同年 6 月又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组织全国科技工作。为了适应形势要求，1958 年 11 月 23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102 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其基本任务是：对科学技术的方针和政策进行研究，并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建议；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作为国家经济计划的一部分，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贯彻完成；组织、协调全国性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总结、鉴定在生产与科学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推广科学技术成就的建议；负责全国科学技术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管理计量和标准化工作；管理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工作条件；负责和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国家科委的设立，使全国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个统一的直接领导机关。
至此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主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科研领导体制。中国式集中型的“大科学”体制也便完备地形成了。这种科学建制国家化的“大科学”体制，为我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以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等为研究与开发机构五路大军；以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科协为联系政府和科学家的桥梁。
（三）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道路探索
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必须学习和借鉴别的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新中国建立初期，科技基础薄弱，经验缺乏，学习外国尤其是学习苏联科技及其发展经验，是建国初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1.加强与苏联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建国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敌视态度，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则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1950 年 2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了广阔领域中的全面合作。
对于处于创业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科技事业，苏联政府和许多科技专家都给予了积极的帮助，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开拓与发展。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就发出了“要学习苏联”的口号。1953 年夏天，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说：“我们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经验不够，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1953 年 2 月 28 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物理学家钱三强率领由 19 个学科的 26 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建立了两国科技界的对口联系，加强了两国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合作。1954 年 10 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留学生与实习生和互相接待技术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又先后与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们不仅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请来3000 多名经济技术专家，累计接受苏联提供的科学技术资料 8400 多项，还向这些国家派遣了 7000 多名留学生。我国先后从苏联获得 10 多亿美元的贷款。“一五”计划也是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的 156 个大型项目为中心，包括苏联提供援助的 143 个项目在内的总计为 694 个限额以上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为重点。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提高，有着积极的意义。
苏联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动员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帮助我们编制计划、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贷款。这些援助虽然不是无偿的，但却是真诚的。这对于医治战争创伤，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奠定了必要的工业技术基础。
2.努力学习其他国家科学技术
建国初期虽然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向苏联学习，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但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3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事实上，从 1956年苏共 20 大开始，中苏两党开始出现分歧，暴露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非都是成功的，也并非完全适合中国。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口号。他认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抵制外国腐朽的东西，“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
面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与进步的客观现实，周恩来也明确地提出，西方国家“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
在全国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专门阐述了“利用外国新技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他指出：“努力发明创造，并不排除利用国外科技新成就，……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科技工作者为了打破封锁，分别从日本、西欧等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 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技术封锁才告结束。在此前后，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价值 43 亿美元的先进技术设备，还选送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这为我国进一步缩小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奠定了基础。
3.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新发展，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党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早在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1945 年 1 月，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在 8 月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又强调说，我们并不孤立，但是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即使在 50 年代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他也一再强调，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58 年 6 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尖端技术是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高精尖技术，将被严格限制和保护。50 年代我们从苏联学来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它的高精尖技术始终不肯转让给我们。1960 年苏联专家撤走，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致使我国的许多科研项目陷入了停顿、半停顿状况，甚至半途而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继续对我国实行经济技术封锁，还时常耀武扬威地向我们施行核讹诈，挥舞核大棒。但是，不怕压、不信邪是毛泽东的特有品质，面对苏联在经济技术援助上的“抽梯子”行为和西方国家的“掐脖子”做法，他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正因为党中央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在苏联毁约停援、搞突然袭击时，我们才能够处乱不惊，沉着应变，灵活处置，及时调整部署，迅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技难关，在较短的时间内，胜利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的研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建国初期，党提出了科学为人民大众总的指导思想，这是建国之初我们科技活动的出发点和各项科技措施的准则。在人民科学观的指引下，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政治积极性和认识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国科技教育体制逐步完善，新中国科技工作开始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服务，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对如何领导科技工作还没有经验，科研工作的某些特殊规律和复杂性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科学技术思想还不够完善和具体，党的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偏差等等。这些都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