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科技进步与低碳社会构建最新章节_薛建明著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科技实践

从思想层面来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较之抗战时期并没有更大的发展，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解放区的科技事业无论从发展的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是抗战时期无可比拟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解放区的科学技术更加紧密的为战争服务，不仅提高了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满足了解放战争的需要，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为迎接全国解放，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建设，作了培育人才和技术上的准备。

一、强调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去。为此，党中央和解放区政府多次发布有关知识分子的文件和指示，强调科技人才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解放区根据地，党和政府将科技人才的引进、使用和培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加以重视。1946 年 1 月 31 日召开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经会议，指出：要有计划的培养农业、工业技术干部，爱护与优待现有技术人才。 1946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里明确规定：“设立职业学校，创造技术人才”。 1946 年 5 月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通过的《关于杨秀峰主席一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尊重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热烈欢迎他们参加边区建设，并予以特别优待。边区要筹建大批科学与技术专门学校。 1948 年 7 月，中共中央修改并批准《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出：“技术人员、工程师、专门家、技师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我们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做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必要和可能的优待，使他们发扬专长，为人民服务，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能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与鼓励” 为了培养科技管理干部，1948 年 8 月党中央批准了由东北局选派的 21 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20 世纪 50 年代回国后他们大都成为科技工作的领导者。

在国民党统治区，随着国共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科技人员的出路与前途等日益引起他们自身的关心，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科技人才普遍怨恨国民党，对其导致的战乱和腐败彻底失望；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共产党，担心自己在共产党得胜后“失去自由和被清算”。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十分注重团结民主党派，争取民主人士，充分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科技人员倾向中共。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对待民主认识的方针是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 为了尽快消除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误解和偏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在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一百余名教授出席的茶话会上，特别讲解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引起了很大反响，起了很好的安定作用。党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与国统区的科技人才保持密切的联系，保护他们的安全，并想方设法把他们送到解放区。在党的重用科技人才政策感召下，许多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顶住国民党政府的威胁和利诱，积极投身到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去，这就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二、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

农业是解放区的经济命脉，这时科技政策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1946 年 1 月 30 日《山东省政府三十五年（1946 年）生产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农业生产建设的中心环节，在于组织劳动互助和改进生产技术。要把分散的落后的农业，改造而为有组织的和采用科学耕作方法的农业。而其最后目的则为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业收获。”1946 年 1 月 31 日召开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经会议，确定了本年度工作的方针任务，指出了农业增产的方法，是实行精耕细作，改良技术。1946 年 4 月 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报告指出：发展农业的关键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力，建议努力改进农作法与农业技术，加强试验农场。 1947 年12 月《东北解放区一九四八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提出了使公营农场在农民中起着发挥集体劳动与技术改良农作法的示范作用，并有重点的在农场内设立农业试验场。培养与繁殖优良品种，研究改进农业技术，以便在农村中迅速推广。 1949 年 3 月 9 日《东北日报》发表题为《把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一步》的社论，指出：“为了不断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我们的任务就一方面必须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走向互助，另一方面必须更进一步的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技术水平。于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就成为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推广，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和华北等解放区相继召开了农业技术会议或者制定了开展农业科技研究的决议，对农事试验场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和规划。华北解放区还成立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样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农业科技研究的开展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大力发展工业，巩固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支援前线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权的既定政策。党在 1946 年提出要“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必要的、条件可能的机器工业”。东北局在《关于 1947 年度财经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工业生产”的任务。并要求根据战争环境与自给原则，在安全地区，利用可能的条件，进行民用、军用必需品手工业及机器工业、矿业的生产。工业的生产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为此山东、华北和东北等解放区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其中有些是抗战时期就已经建立的）。这些科研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科研发展计划，并深入工矿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为使东北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军事基地，满足战争的需要。党中央非常重视东北工业的发展，要求东北解放区接受日伪兵工厂，利用旧技术人员，组织工人收集器材，迅速恢复军工生产，支援前线。因此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之下，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兵工，较抗日战争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规模上由分散逐步转向集中，在生产手段上转为以机器为主；在生产内容上转向以制造为主；在布局上，按地区组成专业生产厂，就地协作配套。所有这些，标志着人民兵工从手工作坊型走向了工业化生产的道路，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培养了干部，积累了经验。为了宣传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解放区还举办了多次工农业展览会，向人们展示解放区最新的科技成果。改良的农具、可以制造出飞机大炮的大型机械设备和科学实验用的各种器皿都引起了参观者的浓厚兴趣，起到了很好的科学普及作用。

三、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民族解放运动对人才的需求，使得党在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发展教育事业。1948 年 10 月 10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处在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批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革命思想的各种知识分子，以应建设需要。《指示》要求教育领导机关首先要拿出一定力量办大学、中学和师范、工业、铁路、邮电、卫生、行政等专门学校培养各科知识分子和干部。 1949 年 2 月 24 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府委员会通过《1949 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提出要大量培养与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各种干部和技术人才，为此，整顿现有的各大学，专门学校，辅以速成班次，培养工矿、农林、水利、交通、电讯、医药、卫生等各种中下级干部及普通技术人员，为培养各种技师、工程师、专家奠定基础。 1949 年 8 月 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指出：没有大批的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与掌握现代技术的专门人才，东北经济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办好高等学校，从事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特别是经济建设人才。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培养具有革命思想与掌握现代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任务，以适应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些决议和条例明确认识到经济的恢复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人才，因而要建立各类科技院校，培养大批的科技人才。

在党关于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解放区科技教育的迅猛发展。抗战时期高等科技教育仅有自然科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两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先后新建了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东北科学院、沈阳农学院、华中建设大学等等；而且高等科技教育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方面有质的提高。为了发展大众化教育，山东和东北两个解放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数量较多，教学设施相对比较齐全的科技学校。这些学校设有农学、工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并拥有一定的规模的实习场地和实验设备，不仅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而且也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向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新解放城市，维持和恢复旧有学校，留用广大教职员等知识分子，尤其重视对教职员的教育和改造，构成了党接收和恢复新解放区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并指示各新区“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每到一处，便“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对于教员，除极少数反动分子外，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由于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新解放区的教育科技事业得到了很好的接受和保护，成为新中国教育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力量。

四、科技实践对建国初期党的科技政策的影响

一是重视科技人才的团结和使用，为建国初科技和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再建制奠定基础。科技人才是解放区科学技术的奠基者，也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关键。我党保持了抗战时期形成的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在各新老解放区颁布许多奖励和优待政策，使大批科技人才团结在党的周围，而且不拘一格，委以重用。同时，各解放区注重科技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和科技干部，不仅缓解了当时人才不足的状况，而且绝大多数科技人才在建国后仍然在科技战线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解放战争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到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中，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复兴的内在动力。为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科研机构的组建和科技与教育新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是初步形成了科研到成果推广的完整体系，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和管理科技工作的经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区的科技研究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开始有步骤、有规划地开展研究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加强科研工作，解放区相继成立了许多专业化的科研机构，并取得了不少的科研成果，对解放区科技研究的开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对日伪的研究机构进行调整、整顿，组建成东北科学研究所等一批新的研究机构。1947 年初在阜平县平房村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化学研究所，后来改为边区工业局化工研究所。1949 年 4 月成立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当时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就召开过多次农业技术会议或者制定了开展农业科研的决议，对农业科研的方法、原则及推广作出详细的说明和指导。如 1947 年 8 月 5 日冀晋区的农业技术会议；1948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制定《关于今年农业生产的总结与明年农业生产任务的决议》；1949 年 2 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发布《关于建立各级农事试验场的方针》等等。随着解放区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有力的支持着社会的经济建设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科技的实践为新中国发展科技事业提供了借鉴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为建国伊始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和政策的出台有了直接的参照。

三是科技团体的建立与壮大，促成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组织的成立和科技政策的制定。1947 年 2 月 17 日，山东自然科学研究会在省文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该会确立以“破除迷信，改进生产技术，推行社会卫生，协助科学教育及科学研究为初步目标” 。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是解放区成立最晚的科学技术团体。1948 年 4 月 8 日在哈尔滨召开筹备会总会。以“团结愿为人民服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促进科学理论技术之发展，积极参加东北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把科学理论技术与广大人民的劳动结合起来为宗旨”。接着在原来东北的吉林、合江等省成立了若干分会，一些工业管理部门及工厂、矿山等热烈响应，组织了分会。如工业部在 1948 年 9 月下旬成立了分会；抚顺矿务局在 1949 年 2 月 16 日成立了分会等。各分会分别组织科学技术学习，翻译出版科技小册子，发展登记会员等工作。 1949 年 5 月，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解放区科学技术团体的身份，与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三团体一道，成为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倡议者之一。

而建国前夕两度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不仅奠定了建国后“科学为人民大众”党的发展科技事业的总的指导思想，还促成了新中国一系列科技政策的制定。

本章小结

20 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中最艰苦卓绝的五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带领全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彻底独立而英勇奋斗的五十年。从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到唯物史观再到以马克思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科学是其红线之一。综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发展科技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地位更加重要了，如何发挥科学技术在各项事业中的作用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科技思想和在根据地发展科技事业的历史经验显然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况且，革命战争年代发展科技的实践经验对建国初期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影响。

如同整个中国现代化是被迫的一样，革命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迫的——被战争所迫，尽管不同时期作战对象不同，作战的目的也不同。“科学有用”、“技术有用”、“自然科学是个很好的东西”等等，这是当时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宣传重点。从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的理念上看，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仍然很浓。在“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务于抗战”这个党的中心工作指导下，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目的必然是围绕着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这两大目标。因此，当时革命根据地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出发点还是“有用、有大用、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为当时党的主要目标服务，提供极大的支持。然而严格上来说，这一目标并非“科学发展的目标”，党的领导人没有把科学摆到真理（求真）的角度来看，没有把科学精神、科学文化自觉自愿地主动地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主体，这就必然导致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至上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导致了科技工具化的理念在建国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推上极致，最终使科学技术被沦落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党的科技观史上一段值得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