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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明确指认“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
它标明哲学由形而上学世界观到辩证法世界观的转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不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恩格斯离析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思维方式的实质。
在哲学史的流变中“形而上学”有两种基本含义：其一，指称哲学；其二，指称与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形而上学”源于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名称，作为哲学名词从十三世纪起用以指称研究超越经验东西的学问，至今西方哲学中仍有人把关于经验范围以外的思想理论称为形而上学。黑格尔建立唯心主义辩证法之后形而上学被用以指非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沿用了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界说，所谓形而上学指“用孤立、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唯物主义历史形态中特别是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限制对世界作了机械性解释，如霍布斯认为世界有如一部巨大的机器，人体是精妙的小机器；拉美特利提出动物和人都是机器。他们不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和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而是把各种运动归结和还原为机械运动，否认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在矛盾，否认世界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形而上学世界观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合理因素
事实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已有之，但它却成为近代启蒙以来的主导哲学思维方式，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近代，自然科学家们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对有机体按其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源于自然科学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成就。人们认识事物必先定性对象，然后研究具体事物的结构、特性和功能。自然科学采取以分析方法为主导的同时，运用观察法、归纳法、数学方法等试图将科学实验同数学语言总结的自然规律的公式结合起来，对自然进行经验探索和实证性描述。这种观念相信科学知识的确定性，世界有如一部机器，一切皆可用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相信事物之间存在着确定因果关系，坚持决定论立场，甚至认为运用数学计算和描述就能精确预言社会发展的结果。从哥白尼开始，经由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实证、总结与弘扬，这种方法论原则在当时的科学研究中被赋予普遍性意义，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准。“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历史根据的”
，因为“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
这种方法注重对事物的解剖，强化对事物定量化研究或研究的定量化具有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只有上升到定量化才是精确的，它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而且在我们“日常应用的范围内”是必不可缺少的，“这是最近 400 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没有这种确定性思维我们认识世界将不可能。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随生产力发展自然科学把统一的世界分为各个部分，把各种事物、现象加以分门别类研究，较之古代对世界笼统直观的把握无疑前进了一大步，推进了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形而上学方法所强化的确定性、明晰性标准是对抗诡辩论、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的有效武器。
（二）形而上学世界观有其重大缺陷
恩格斯同时指出：“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孤立地、一成不变地考察事物，“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和独断思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成为西方十八世纪机械唯物论的基本特征：
第一，机械性。“仅仅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
，这意味着盲人摸象般的以偏概全，用低级运动取代高级运动，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异及其事物质的飞跃，把丰富多彩的立体世界平面化，把对象的复杂性齐一化，从而导致化约主义和还原论；强调必然而屏蔽事物发展之偶然；在认识论上认为认识是对对象的符合，认识如照镜子般的反映，贬抑和否认主体认知世界所特有的能动性质，甚至导致把意识等同于物质的庸俗唯物主义。
第二，还原论。这种形而上学只注重对事物的静态考察，并把这种静态性质固化与绝对化，就是“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十八世纪的法国机械唯物论把世界描述为一个恒定的循环模式，否认进化，认为“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
即使黑格尔也最终未能摆脱这样的形而上学循环，绝对精神经过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最后回到自身，“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
，其体系的僵死性已经背叛了它辩证法的精神主旨，因而陷入非历史观点。
第三，僵死性。实质上，形而上学以经验为逻辑起点，把对象的变动性和丰富多样性化约为单一性，集中表现为知性思维，所谓知性思维是指形式逻辑思维，也就是实证科学运用的思维方法。
知性思维具有双刃性：首先，形式逻辑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表述论证思想的必要工具。它要求在撇开思维的个别的具体内容的条件下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命题、推理的形式结构及其正确联系的规律，它从许多个别的、具体的思维形式中抽取和概括出一般的逻辑形式和规律、规则。形式逻辑要求人们的思维遵守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等，这些规律体现了正确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是人们在运用概念、做出判断、进行推理和论证时所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思维准则。实证科学遵循思维的确定性、明晰性、简单性原则，用知性思维认知客观世界具有高效化、迅捷化优势。这种思维已经影响到哲学，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论在寻求说明事物的原因时不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而是脱离开事物去寻找与这些事物相等的理念来加以说明，这无异于床上架床，屋中造屋。欧洲中世纪，奥卡姆提出了“奥卡姆剃刀”，主张“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做即是徒劳”。现代，马赫明确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在进行哲学思维时要运用一个最经济、费力最小、最简单而又能说明问题的原则，这种原则对科学认识活动和数学实践活动的反思与总结具有重大意义，罗素、蒯因极力推崇这一原则，分析哲学把哲学研究归结为语言研究，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复杂概念分析为简单概念并阐明简单概念之间的关系；其次，形式逻辑具有僵化的形而上学性。黑格尔认为它是形式的、抽象的、外在的。因为形式逻辑脱离具体的思维内容，从概念到概念、从推理到推理只是纯粹形式的运演，使之成为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难以避免主观任意性，然而一旦遭遇具体事物常常南辕北辙，其前提也经不起特例的反证，因为现实事物呈现为“赫拉克里特之流”，以不变的形式照应多变的内容就不能不犯错误，更何况形式逻辑的前提是有待于明证的东西。形式逻辑要求将思维严格限制在既定范式内，本质上不会产生新知，它不过是关于事物外延的逻辑，形式的真理。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绝对化就会扩大到一切知识部门，变成操控的意识形态。科学的长足发展表明了人们认知与改造自然的有效性，但也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归依的倾向，意旨哲学应该效法实证科学作为“新工具”操控对象，哲学从而成为知识，被赋予了知识的清晰形态和外观，知识以经验为基础，以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为特征。进入工业化时代所谓文明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知性思维的效度，渐至以知性思维为圭臬的哲学思维得以强化，它成为人们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给人以如此假象：只有科学方称为最高智慧。哲学采取了科学立场，形成了以科学为中心的“学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垄断与专制造就了新的形而上学神话，哲学被等同于实证知识。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科学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福音，但也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飞出了精灵，也放飞出了魔鬼，假恶丑与真善美对峙，科学对人类的理想生存反倒无能为力，它不能回答人应该具有的合理生活，即便今天科学能够准确测定人的DNA结构，但是科学却解决不了人的价值期许，科学正如刀叉可以用来吃肉也可以用来杀人，科学怎样成为人类的福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价值判断，对此，科学没有应然的工具，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正是哲学的辩证法思维。
第四，唯心史观。以这种形而上学世界观考察历史领域，历史就变成了一种机械装置，它不能有效阐明历史的真正动因，从而家庭、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等只是神意的产物，掩蔽了历史真相。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这种思维在有限“常识”领域是容易理解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事物，忘记它们相互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当我们把事物放到广泛的联系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非此即彼”也就成了“亦此亦彼”。当进入一个超验领域形而上学思维就会“遇到惊人的变故”，超验世界中并非非此即彼的单维决定关系，比如是非、好坏、善恶、美丑、福祸、荣辱，以及小我与大我、局部与整体、暂时与长远、理想与现实、心中的世界与心外的世界等等矛盾是实证科学所无力解决的，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这种关系随时会变得扑朔迷离。
恩格斯指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在哲学领域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
“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到处证明这种系统联系。”
植物学、胚胎学、地质学都在不同侧面研究世界的过程性，尤其是“三大发现”使“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
。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同，辩证法思维方式则是以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因而辩证法思维是一种生成思维、中介思维、过程思维。“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
这标明一种世界观的转变，即从追求终极不变存在的实体思维到注重“运动、转变和联系”的过程思维或生成思维，它颠覆了从设定终极实体到流溢出万物的实体思维方式，从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说明事物本身，整个宇宙处于生生不息的过程中，一切事物概莫能外，在哲学中生成与变化具有比存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失。”
这种世界观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而“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以至在黑格尔之后这种过程世界观“已经成为一般人的意识。”
过程世界观的意义在于：“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世界绝非是开天辟地以来始终如一的存在者，本质上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一切处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之流中，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是我们由以确立价值的根基，它决定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符合事物发展过程内在逻辑的思维才是真正科学的思维，事物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而且只有当时代提出任务时我们才可以现实地解决问题，认识又是与时俱进的。“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
过程世界观的本质是辩证法，辩证法“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
辩证法的过程思维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超越，所谓超越是指这种思维方式拒绝了形而上学的绝对论和独断论，但同时又包含了形而上学的命题，增添了为形而上学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是把思维与存在、运动与静止、此岸与彼岸、科学与价值等等统一起来的真理，以更加全面性、包容性、整体性的视野审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