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福建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自从秦汉以来，中原文化南传闽中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加上千百年来海外文化的浸润，形成富有个性的福建文化。福建文化的特殊性又展现于福建本土的特色文化，即朱子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船政文化，这些特殊文化的魅力回荡于海峡两岸，丰富与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朱熹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闽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巅峰之作，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大影响。
闽学形成于闽北的山林之中不是偶然的。福建原为南蛮之地，自从唐代福建观察使李椅、常衮以儒学教化闽中以来，闽中掀起了一股儒学文化浪潮。唐代中叶，闽北剑浦的陈陶吟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著名诗句。五代闽北三杰——江文蔚、江为、杨徽之，分别在南唐和北周扬名。宋朝统一全国之后，闽北建阳的麻沙和书坊渐成为中国刻书中心，闽北的科举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城乡各地形成了“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办学热潮。北宋政坛上的著名人物——杨亿、章得象、章质夫、章惇、吴育、吴充、陈升之、李纲、蔡潜善都是出生于闽北各县。其时闽北文化的繁荣，在国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当时的闽北人勤奋好学，程门立雪的故事即发生于两位闽北人——杨时和游酢的身上。杨时在宋南渡之后，成为东南众望所归的一代理学大师，他将二程理学传播于东南诸省，造成了以闽北为核心的东南理学浪潮。其后闽北理学人才辈出。崇安县五夫里的胡氏家族出现了胡安国及其子侄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等五位大儒；杨时嫡传罗从彦、李侗及刘子翚、朱松等都在闽北活动。总的来看，闽北理学的兴起，建立在中原河洛文化南传的基础上。闽北的贡献在于：它是南宋时期北方移民汇聚之处，又是书院文化、出版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因而形成了理学传播最好的土壤。
闽北山林为何能够孕育朱熹这位世界性的文化伟人？如果认真观察古代与近代学问的区别，可以发现，近代的学问是在城市里形成和发展的，而古代的中国学术是在山林中发展的。古代中国学者走向山林，其实是走向大自然的代名词。走向山林，使他们超越已往的儒学成就，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早期儒学曾是权贵者的附属品，汉代的叔孙通之流，将统治者的起用视为儒学的出路，因而儒学也就无法从政治中脱离，从而无法使自己达到较高的品位。宋代理学的兴起，则将官场的科举看作儒学最低等的次品，从而建立了超越政治的高贵。他们将做学问视作比官场更为高贵的事业，诸如朱熹等人，一心超脱尘世的干扰，在山林中参透天地至理。这种文化性格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道教与佛教的山林文化传统，比之佛道二教，更多了原始儒教济世的务实性。闽北的山林文化，正是超世与务实的完美结合，儒学到这里达到中国思想史的最高峰，并不是偶然的。
朱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一分殊的理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都是对理学的巨大贡献。他还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部儒家经典的注释，阐明了儒学的核心理论。他对忠、孝、仁、义、礼、廉、信、耻等道德观念的界定，更是成为东方人的立身之本。因而，人们将其将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朱子学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他将天地至理当作世界之源观点，影响了世界的学术界，不难察觉，黑格尔认为客体精神是世界本源的这一观点，其实起源于朱子。朱熹的阴阳二元论，催化了莱布尼茨的二进位数学。在东方，朱子对日本、韩国、越南的影响，更是众所公认的。可以说，朱子文化是福建特殊文化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贡献，它属于闽北，属于福建，属于中国，属于亚洲，也属于世界。
和大陆 20 世纪的文化大动荡不同，台湾的学者自郑成功始建台南府学以来，一直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当代新儒学的崛起，反映了台湾学者发展儒学的坚定步伐和成就。建阳的朱熹墓与考亭书院，与台南的府学，一脉相承的是朱熹的道统。儒学是中国价值观的核心，朱子作为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代表者，永远是联通两岸的渠道。
“客家”原是广东土著汉人对来自福建山地农民的一种称呼，它的形成要追溯汀州的开发史。汀州位于福建西南部，原为蛮荒瘴疠之地，唐宋以后，来自福建、江西各地的移民与畲族等少数民族结合，形成了汀州人。汀州地狭民贫，从宋代开始，汀州人就向周边区域移民。他们先是进入广东梅州，而后从广东梅州迁到广东各地山区，再向广西、湖南山区迁徙。清代客家人又向海外迁徙，形成了海外的客家人族群。
早期汀州人是以烧山种稻为其主要生活方式，他们到广东各地开荒种山，广东土著汉人将这些外来人称为“畲客”，再后简化为“客”。而祖籍汀州的这批人，也以客家自居，从而形成了“客家”这一称呼。客家是汉畲混合民族共同体，从而继承了双方的优秀文化。例如，汉族流行“男耕女织”，女人以家务劳动为主，很少下田。但畲族一向以女子劳动为主，能干的女性忙里忙外，里外都是一把手。客家人不仅男人勤劳，女子也勤劳，多子多孙，家族发展很快，从而分布中国南方各地，成为南方汉族中最富有特色的一个区域人群。
客家人原为勤劳的山地农民，近代以来，他们向军界、工业界发展，又成为勤劳的工人与勇猛的军人。他们或是到海外务工，或是成为军人。由于客家人往往受到土著民众的歧视，他们热心参加革命。晚清时期，由客家人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清末客家人孙中山提倡革命，最终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民国初年的粤军主要由客家人组成，随着粤军在中国政界形成强大的势力，客家人的影响持续在中国政坛发酵。总的来看，客家文化是南中国底层社会文化的一种，它代表了山地人勇敢、倔强，不达目的奋斗不止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国底层民众勤俭持家、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也是古代汉民族的基本传统，但在许多地方流失，因而在客家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自清代台湾开发以来，广东的客家人一直是台湾山地农业发展的一支主力。他们来自潮州与梅州的山区，对山地农业较为熟悉，到了台湾后，他们也选择山地与平原交错的区域定居，发展较快。在政治上，台湾的客家人选择与清朝廷合作，官军每次赴台平叛，都能得到客家人有力的支持。日军侵略台湾，在台湾抗日义勇军中，客家人的角色很重要。不过，客家人在台湾与闽南人混居，有许多人口融入闽南人族群。迄今为止，客家人在台湾约占十分之一强。台湾的客家人的主体来自广东梅州，但祖籍汀州的文化观念仍在台湾客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客家人的住居处，常可看到佛教定光佛的塑像，它的祖庙在汀州武平县境内。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活动之后，台湾的客家人常到福建的龙岩市来寻找祖先足迹，毫无疑问，台湾的客家文化与大陆的客家文化是一体的。
如果说有一个族群在人类历史上兼有蓝色的海洋文明与黄色的内陆文明，那么，闽南人是最好的代表。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表现在：
第一，闽南人的方言保存了隋唐中原音韵的风貌。宋元之际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对汉民族语言产生冲击。但北方民族南迁主要停留在中原，而中原汉民族受北方民族推动南下，定居在南方各地，因此，南方各地，保留唐宋中原语音更多于北方，其中，又以闽南方言最多地保留中原语音的特征，这也是语言学界的共识。
第二，聚族而居的习惯。闽南宗族的恋土性很强，他们在某一地区定居，子孙繁衍，几十代人不离乡土。久而久之，闽南人便形成了聚族而居的习惯。这种聚族而居的习惯，是唐宋时期中原民众习俗的延伸。
第三，重视儒学的文化传统。儒学原是发源于中原的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历史上闽南人形成了崇尚儒学的文化氛围。唐、宋、元、明、清以来，闽南人考中进士的数量达几千人。唐代中叶，欧阳詹得到大文豪韩愈的赞赏；明代的晋江县成为中国研究《易经》最兴盛的区域，共有数百部专著问世；同时。漳浦县也成为研究《书经》最盛的地方，相关著作不下百部。闽南的理学家中，南宋的陈淳、明代的陈真晟、蔡清，都是大师级人物。理学在闽南一直被视为文化的核心，历代名家辈出。
第四，崇拜中原传来的诸神。闽南地区民众信仰的神明中，有许多是从中原传来的，主要有泰山神、泗洲佛、玄天上帝、关帝、财神、泰山石敢当等等，事实上，北方有影响的全国性神明，都可在闽南地区找到。闽南人崇拜这些神明，实际上是中原文化延伸的一个反映。
第五，传播中原的风俗习惯。闽南城乡在许多方面都保留了唐宋时期中原文化的痕迹。闽南的岁时节日之类的习俗，有许多是从中原传来的，有些习俗在中原已经失传，但在福建仍然保存。
闽南文化与海洋文化关系表现在：
第一，闽南的一切产业都与海洋息息相关。历史上闽南的农业与手工业以土特产生产为主，闽南人生产的红白糖、瓷器、丝绸、烟草曾经畅销世界，并为闽南带来大量的利润。闽南的农业不能自给自足，主要从外地运入粮食，这表明闽南产业与海外贸易紧密相连，没有海上贸易，闽南的产业便难以运转。
第二，闽南人是中国海上事业的主要承担者。闽南人的商船、渔船散布于中国海岸的主要港口，北起丹东港，南及钦州港，中国海岸的每一个港口，都有闽南人建立的天后宫。广东、浙江沿海至今流行闽南语，他们多为闽南移民的后裔。事实上，在环中国海区域，无处没有闽南人的天后宫，例如日本的长崎，琉球的那霸，韩国的仁川，菲律宾的马尼拉，乃至雅加达、曼谷、槟城等处，到处都有闽南人的足迹。可以说，在历史上，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他们发扬光大了中国的海洋文化，并对环中国海贸易圈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闽南地区容纳了大量的海外文化成分。闽南是中国历史上与海外文化接触最多的区域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海外文化的渗透，例如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摩尼教，来自南亚的佛教、印度教，来自西欧的基督教与天主教，都对闽南文化产生一定影响。闽南人的重商文化，融入了中世纪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精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也在闽南文化中留下了遗迹。
第四，闽南人有勇于海外开拓的精神。闽南人则以“好男儿志在四方”为骄傲，他们很少留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更愿意到四方谋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老死异乡，但也有人在异乡闯出一片事业，从而成为家乡人的榜样，带动更多的人去海外谋生。这种生活习俗有别于内地文化，而这种精神最值得今日的中国人发扬。
台湾是闽南文化发展最好的区域之一。虽说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台湾的闽南文化受到压制，但日本人的统治仅 50 年就结束了，闽南文化之根仍然在台湾生存。今日的台湾保存了到比闽南祖地更为传统的原生态闽南文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当然，闽南文化最根本的传统是寻根文化。闽南人自古以来以中原移民为骄傲，自从两岸开放以来，台湾人到大陆寻根，先是到福建、广东，后是到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各姓氏发源的祖地。台湾人的庙宇也到大陆来寻找祖庙的起源地，从而形成了朝拜祖庙的潮流。传统文化永远是让两岸民众共鸣的心弦。
福建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也是妈祖文化的原创者。妈祖是中国人的海神，与欧洲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手持三叉戟的波塞冬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神话里的海神波塞冬雄武、刚健，是高度发展的男性文化的表征，西方海洋文化的侵略性特征根基于此。而中国的海神是一温文尔雅的善良母亲，民间传说她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她的身上，寄托的是人类母亲的爱——慈祥、亲切、无私、利人，她将爱付于人，而从不索取。
东西方海洋文化有其相同的一面——那就是勇敢的冒险精神。不过，中国人对海洋的征服从来只限于自然方面，不像西方人的海上活动将对海洋的征服扩大为对人的征服，所以，中西方海洋文化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观。以妈祖信仰为特色的东方海洋文化观表现在：
（一）和平往来
从唐宋以来，中国人便远航东西洋，进行和平贸易，并与海外国家和平相处。而西方人的远航一开始就把掠夺财富当做主要目的，而以武力为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
（二）自由贸易
闽粤人民在海外诸国市场上，与当地百姓自由交易，一旦交易结束，他们便返回祖国。妈祖精神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贸易。而西方国家表面主张自由贸易，实际上追求垄断贸易，这与妈祖文化的自由贸易精神有本质的区别。
（三）平等待人
西方的海洋文化几乎是种族歧视的代名词，但他们总是以唯一的文明民族自居，而将其他民族视为野蛮人，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而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历来以平等精神对待海外一切民族，正如妈祖的爱普照一切航海的人一样。
（四）共存共荣
欧罗巴人种有较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总想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文化。而中国人大多信奉多神教，多一种信仰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多一种神灵崇拜，并不否定自身的信仰。在这种思想导引下，中华文化在异地与土著文化和平相处，促进了各种文化的共同发展。
妈祖文化起源于福建沿海，而后传播到台湾，逐渐成为台湾民众最崇拜的神灵。台湾城乡各地都有妈祖庙，历史最悠久的要数台南大天后宫、北港朝天宫等；占地最大的要数台南鹿耳门天后宫；信众最多的则是大甲镇澜宫，每年都要进行两次规模盛大的游神赛会活动。今日的台湾，在2300 万人口内，有 1000 多万妈祖信徒。可以说，台湾任何宗教都没有妈祖信仰兴盛。台湾妈祖信徒对湄洲祖庙的敬祀，为湄洲引来每年数万人的敬香者。而台湾信众的捐献，使湄洲祖庙日益扩大，成为中国占地最大的庙宇之一。从莆田文甲半岛乘船去湄洲，遥遥望去，湄洲妈祖庙好像是海上布达拉宫，雄壮、美丽、超凡，它是闽台民众信仰文化的代表。
自从林则徐以来，中国思想界就出现了“师夷长技以师夷”的口号，它孕育了晚清的洋务运动，也促成了马尾船政的建立。马尾船政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引进西方的技术造船，还创办了马尾船政学堂，引进了西方的科技教育，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引导了此后 100 年中国教育变化的潮流。
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子和它的老师，是中国最早一批工程师。例如造船专家魏瀚，铁路专家詹天祐，都是工程领域的一流专家。马尾船政曾经制造了中国最好的船只；迄至民国时期，马尾船政还造成了中国最早一架飞机。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尾船政学堂的高鲁是中国当年天文学的开拓者。中国最早一批院士，大都是他们弟子的弟子，为中国科技事业奠定了基础。总之，马尾船政开辟的近代中国工程学以及向西方科学技术学习的文化潮流，为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思想文化领域，马尾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为介绍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代表者是兼通中西的三大翻译家——严复、林纾、陈季同。
严复在甲午战争失败后，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猛烈抨击时政之弊，提倡新学，宣传变法救国。他有感于国人对西方思想所知甚少，乃下决心翻译《天演论》等名著，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介绍到中国。他在此文中强调中国必须应顺“天演”的进化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使国家由弱变强，否则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而亡国灭种，终被淘汰。他认为富强的根本方法是：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所以，应当禁止鸦片与缠足，提倡尚武精神，废除八股取士而以西学教育民众，乃至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说：严复为维新运动构造了理论依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也为维新运动指出它最终目标——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制度。可以说，严复与康有为并列为维新运动中两个核心人物之一。
林纾是桐城派古文大师，以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一书闻名于世。而后他大量翻译西洋小说，为中国人展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侧面。他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不仅有放火焚烧圆明园的强盗，还有和中国人具有同样感情的平民，他们的社会与制度有许多长处。这对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念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陈季同也是船政学堂的学生，后留学欧洲，长期在外交界工作。他著有八部法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故事集》、《中国的娱乐》、《黄衫客传奇》、《巴黎人》、《吾国》、《英勇的爱》，这些著作在欧洲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国文字。其中《中国人自画像》、《中国的娱乐》二书，其价值不亚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但比其要早 50 年！受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陈季同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很注重不同文化在文化取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规范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陈季同回国后，翻译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经典之作——《拿破仑法典》，为西学传播出了大力。
总之，近代中国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欧美国家是近代科学的发源地，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它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超过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界也有许多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福建的贡献是独特的。早在鸦片战争发生之际，林则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而后，福建巡抚徐继畲作《环瀛志略》一书，全面介绍世界各国。马尾船政学堂建立后，开始吸收研究西方的工程技术与科学文化，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船政学堂也培养了最早一批了解西方文化的学者。其中严复翻译《天演论》、《法意》等西方社会政治学名著，使中国人认识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现实，从而推动了清末的维新运动；而林纾与船政学堂人士的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名著，给中国文人展示了西方文学世界。此外，在法国生活的陈季同，用法文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为铸就新一代中国人奠定了基础，从而开启了近代中国以来的改革浪潮。
综上所述，福建文化是唐宋中原文化南传与本土文化、海外文化结合，形成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福建文化的特殊性又展现于福建本土的特色文化，即朱子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船政文化。在传统文化方面，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文化登上了东方传统文化的最高峰；以严复为代表的、最早由马尾船政培养出来的一批翻译家，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将西方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全面介绍到中国，导致中国现代科技与社会科学的兴起；在宗教文化方面，发源于闽土的妈祖文化，展现了东方以和谐为核心不同于西方的海洋文化精神，也意味着中国将以和平共处的精神走向世界；闽南文化则是兼容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民俗文化，它表明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并没有天生的隔阂，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并在融合中创造未来；客家文化则是中国南方山地农耕文化的展现，她将中国南方山地农民吃苦耐劳的文化品格、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表达于世界，也显示了中华民族为何能从五千年历史中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由此可见，福建特色文化足以显示她是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支。
台湾是福建移民的荟萃之地，也是福建特殊文化展现的又一场所。尽管两岸因政治上的因素隔阂 100 余年，但文化的深层结构的相同，使两岸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点以及文化上的共鸣。在许多方面，台湾当代的文化成就早已走在了福建的前面。例如台湾新儒学的兴起，牟宗三、徐复观等一代大师对儒学的继承与发明；台湾科学家、艺术家的成就及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台湾人对妈祖文化如痴如醉的褒扬；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在台湾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超越了福建本土。当然，八闽作为福建特殊文化的发源地，不会拒绝本土文化在任何地方的弘扬，并将这一切当做闽台共同的文化成就而高兴。我们的理想是：让台湾海峡的盈盈之水，成为沟通的渠道，而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在三通真正实现之后，应可看到海峡两岸新的文化格局。我相信，一波新的文化交流的浪潮正在兴起，而在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文化交流，都会有巨大的文化成就出现。让我们期待闽台文化新的创新吧！